理查德·佐尔格的出身如何？他为苏联工作为什么会被斯大林抛弃？

　　日本东京，1944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27周年纪念日，被羁押审讯三年的佐尔格(Richard Sorge)在这个早晨被处死。赴死前非常平静，他深知斯大林绝不会救他。

　　佐尔格在中国知名度极高。从1930年初到1932年底，佐尔格拿着德国护照，在上海生活工作了近三年，大名鼎鼎的佐尔格小组就是这期间产生的。

　　佐尔格的传奇故事在苏联、日本和西方都广为人知。在日本，他以正面形象三次出现在银幕上，1961年法、德等国拍摄的电影《佐尔格博士，你是谁?》更是影响巨大。但人们往往把他当成卡萨诺瓦那样的魅力男人和007式的风流间谍，深入人心的是他的罗曼史和间谍形象。

　　1964年，赫鲁晓夫追授他为“苏联英雄”;1969年民主德国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街道，并引起东德其他大城市效仿。后来两国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充分肯定他作为共产主义者和国际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功绩。可是，笼罩在佐尔格身上的谜团并未散去。

　　他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是苏联间谍，还是苏、德双面间谍?如果是德国人，他怎么成了苏联间谍?若是苏联间谍，为什么苏联没有任何营救工作?他在东京发出的最有价值的情报——纳粹德国马上要进攻苏联，斯大林为什么置之不理?这些问题一直聚讼纷纭。

　　两个犹太人引导他选择了共产主义

　　1895年，佐尔格生于南高加索的巴库，父亲是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三岁时随父母搬回德国，住在柏林郊区利希滕费尔德的一栋大别墅里。读完中学，佐尔格踊跃参军，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而战争却使他陷入迷惘。1916年他受伤住进柯尼斯堡(前东普鲁士城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医院，在这里，他爱上了一位护士。

　　姑娘是犹太人，父亲是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关系颇密切。这影响了21岁的佐尔格，他开始疯狂阅读德国和俄国的共产主义经典理论。为了更好理解马克思主义，他还学习古典希腊哲学和黑格尔哲学。

　　离开医院后，他回到柏林，在柏林大学经济系学习。期间与左派接触很多，并秘密加入了革命组织。1918年1月退役后，他在基尔大学继续学习。这里的经济学教授库尔特•格拉赫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格拉赫也是犹太人，出身于富裕的工厂主家庭，是个激进的左派学者。家里经常聚集着好多学生，讨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

　　年轻时的佐尔格(左)在一战中是德军的一名士兵，得到过二级铁十字勋章。

　　年轻时的佐尔格(左)在一战中是德军的一名士兵，得到过二级铁十字勋章。没多久，佐尔格转到汉堡大学，并于1919年获得博士学位。这年春天，格拉赫转任亚琛大学教授，邀请佐尔格担任助手。以此为掩护，佐尔格承担了共产党内的很多秘密工作。

　　也是在1919年，格拉赫与妻子克里丝蒂安讷离婚，原因是佐尔格与师母的私情无法隐瞒下去了。离婚后，佐尔格与克里丝蒂安讷结婚，并搬到了索林根居住。在这里，佐尔格名义上为鲁尔区的《工人之声报》撰稿，实际上从事着秘密工作。

　　为莫斯科服务：斯大林上台，他成了牺牲品

　　1922年10月底，佐尔格来到法兰克福，遇到莫斯科马恩研究所的领导雷萨诺夫，据说他是到德国搜集马、恩历史手稿的。佐尔格的叔祖弗里德里希•阿尔贝特•佐尔格曾是第一国际的秘书，与马、恩多有信函来往，由于这层关系，两人在法兰克福相识。这是佐尔格与苏联人的第一次接触。

　　德国共产党在法兰克福秘密召开第九次大会时，佐尔格参与接待第三国际的与会代表。第三国际主要是促使德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结果没能成功。会议结束时苏联人向佐尔格表示，希望他前往莫斯科工作，他同意了。

　　1925年，佐尔格与妻子以学者的身份，经柏林来到莫斯科。佐尔格供职于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通过正常渠道收集西欧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情报。他去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调查分析政治和经济形势，而并非像一般间谍那样窃取情报。

　　此时佐尔格的组织关系是在第三国际，且与莫斯科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来往。当然，在莫斯科德国侨民俱乐部里，佐尔格还是相当活跃的，这些德侨基本上都是第三国际的成员。应当说，1929年之前，佐尔格在莫斯科相当活跃，政治上也很积极，曾撰文批判托洛茨基。

　　出身于富裕家庭的克里丝蒂安讷对政治不感兴趣。在法兰克福时，她在社会研究所的图书馆工作;来到莫斯科后，在马恩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她对新环境很不适应，加上丈夫脾气越来越坏，不断传出绯闻，且几乎没时间与她说话，她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这让她心灰意冷!1926年10月，她决定离开。

　　1929年春，佐尔格到英国收集情报。离开英国后，佐尔格没有回莫斯科，而是去了柏林。他身无分文，情绪低落。据他的朋友回忆，有一次，他忍不住骂道：“这些混蛋，太令人气愤!如此蔑视人的痛苦和情感!”“好几月他们都没给过我分文!”

　　事实上，他被第三国际晾在一边了。他对朋友说，第三国际对他的政治情报根本不感兴趣，“很长时间了，自从布哈林被撤后，再也没有人看过我的报告。”

　　此时的莫斯科正经历着惊涛骇浪：1924年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权力斗争胜出。1928年4月，斯大林掌控局势后，第三国际的掌舵者布哈林被赶了出来。而佐尔格在苏联与布哈林关系密切，据说他相当于布哈林的私人秘书。这样他就成了斯大林眼中的异己分子，成了苏联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后来，他提供给苏联的情报被搁置，在日本身陷囹圄而无人施以援手，根本原因正在于此。然而，佐尔格仍然信仰共产主义，认为这只是一时的困难。1929年5-6月间，他回到了莫斯科。

　　此时的苏共寄希望于中国革命成功，以此消灭殖民主义、动摇西欧资本主义。佐尔格就是局中的一颗棋子——代号拉姆齐。他被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第四局派往上海，调查中国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情况。从公开资料中爬梳和分析出有价值的情报，正是佐尔格的特长。

　　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佐尔格于1929年11月回到柏林。创办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主要出资人之一菲利克斯•韦尔是佐尔格的挚友，两人在1923年共同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周”的系列讨论会。韦尔有位好友是《粮食报》的出版发行人，通过这层关系，佐尔格获得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中国考察农业经济状况。

　　1930年1月，佐尔格抵达上海。

　　佐尔格小组是如何形成的?

　　那个年代的上海，“华洋杂居”，聚集着各种组织，各色间谍也将此作为情报集散地。承担苏联军方秘密工作使命的佐尔格，是不允许与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的。佐尔格这个原本不了解中国的记者，如何才能开展工作呢?他找到了史沫特莱——著名的《法兰克福报》的驻华记者。

　　史沫特莱是美国人，她出身于底层，经历曲折。她在柏林居住了九年，来中国前就是《法兰克福报》撰稿人。在1929年和1930年，史沫特莱用德文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文章，发表在该报的头版。她在上海过着富足的生活，与该报优厚的报酬不无关联。

　　同为柏林左翼圈子中人，佐尔格和史沫特莱很可能以前就认识，在上海当然倍感亲切。克里丝蒂安讷曾说：“(佐尔格)从不纠缠，他从来不需要追求别人，人们会倾心于他，无论男女。”

　　不仅史沫特莱被他吸引，连她引荐来的《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尾崎秀实——这个在台湾长大的日本青年，也被他折服。有着金发、剑眉的佐尔格，不仅知识渊博，更有着犀利的分析和判断能力，是个优秀的经济和政治学家。在那个崇尚自由的年代，佐尔格、尾崎秀实同时与史沫特莱拥有亲密的关系，也算顺理成章。

　　佐尔格小组成员的秘密碰头会，经常在淮海中路的一栋漂亮洋房里举行。房子的男主人公是德国犹太建筑师汉堡嘉，供职于公共租界工部局;太太乌尔苏拉出身于柏林著名左派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期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30年跟随丈夫来到上海，是史沫特莱的好友。佐尔格小组开会时，她担任警戒。她的机敏令佐尔格甚为满意，将她介绍到莫斯科学习间谍技术，从此走上了地下工作之路。

　　由于与左翼圈子过从甚密，上海租界的警方早就对佐尔格有了怀疑，但一直没能弄清他的身份。

　　在中国三年，佐尔格给《粮食报》发回了多篇报道。他后来说：“通过从中国写的这些文章，我在德国新闻记者的圈子里成了名人。”这是他到东京后能被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和德国侨民当作著名记者接纳、甚至在他被捕后竭力为他陈情的原因。

　　佐尔格在日本：假记者的名，干间谍的活

　　1933年初，佐尔格回到莫斯科，他在中国的工作令人满意，因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问到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时，佐尔格说要先写一本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的书。

　　然而，4月的一天，他被叫到部门负责人别尔津的办公室，指派他前往东京收集日本对苏政策的情报，工作时间不超过两年。上级要求他不能与当地的共产党建立联系，更不能跟日本的左派来往，也不能与苏联驻日大使馆接触。接下来，佐尔格必须为自己去日本找个合法的身份。

　　5月7日，佐尔格从莫斯科来到德国。

　　此时的德国，适逢纳粹党执政。佐尔格递交了加入纳粹党的申请。加入纳粹党，是为了今后工作上的便利。抵达日本一年后的1934年10月1日，纳粹党接纳了他。

　　在德国滞留的八个星期里，佐尔格约会了不少朋友，包括前妻克里丝蒂安讷。朋友对他的看法是：他一直想把世界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以避免未来的战争。

　　基于以前的成绩，很快就有两份报纸与他约定，发表他从日本发回的报道。其中一份反纳粹报纸的专栏主笔与当时德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军事随员奥特是好友。这位专栏主笔写了推荐信，说佐尔格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让佐尔格带给奥特。此外，佐尔格也联络了纳粹期刊以及荷兰的报纸，还有在德国文化界影响巨大的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报》。

　　身份问题解决后，佐尔格经英国到纽约、芝加哥，在温哥华上船，1933年9月8日抵达日本横滨。

　　如同在上海一样，佐尔格很快就在东京德国人圈子里如鱼得水，不仅经常出入德国驻东京大使馆，还与使馆军事随员奥特过从甚密。奥特后来升任驻日本大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常能给柏林提供日本的重要情报。毋庸置疑，佐尔格是这些情报的主要来源。不过如同奥特所说，“佐尔格弄来的情报，……大多数是那种与日本人关系密切的优秀记者能提供的类型。”这也说明，佐尔格的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对各种公开信息资料的分析和判断上。在这方面，尾崎秀实起到了很大作用。1932年，尾崎秀实调回《朝日新闻》东京总部，作为政论家，他拥有很高的地位，并于1937年6月成为首相近卫文麿的顾问。

　　原本两年的地下工作，变成了长期的任务，佐尔格多次要求调回，却没有得到准许。更艰难的是，苏联方面经常不拨经费，作为领导的佐尔格还得照顾小组成员的生活，他只能靠掩护身份的职业挣很少的一点钱，维持生计。以他的本事，若写稿挣钱，生活会很优裕，因为《法兰克福报》的稿酬极为丰厚，但为了情报工作，他不得不舍富足而就清贫。

　　为理想献身：他是苏联间谍?德国间谍?

　　在日本八年，佐尔格小组给苏联红军发出了各种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预告1941年6月22日德国将要进攻苏联。5月15日，佐尔格和尾崎秀实都到了报务员克劳斯家，发出电报后，他们一起紧张地等着下一步的工作命令。然而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当战争真的爆发后，佐尔格极为愤怒，他绝望地问：为什么斯大林没有反应?

　　7月以后，苏联总部急于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收集大量情报、调查分析后得出结论，日本很可能会与美、英开战，暂时不会进攻苏联。显然总部只想得到佐尔格小组的情报，却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困难不闻不问。佐尔格多次请求调回，或者仅仅是回莫斯科休假，与他的苏联妻子相见，却一直未获准许。此时的佐尔格已身心疲惫。

　　10月14日，尾崎秀实被捕;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日本警察对他们的怀疑由来已久，一直监视跟踪，所以他们的被捕是迟早的事。佐尔格小组成员在增加，有些明显是左派，这是地下工作的大忌。而苏联方面未做干预和提醒，使佐尔格渐渐暴露在日本警察的视线之中。

　　苏联方面对佐尔格多有怀疑，认为他是为德国服务、甚至是日本间谍。因为被当作德国间谍，他的苏联妻子被流放。

　　被处死之后，佐尔格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在东京巢鸭监狱的无名氏墓地里找到了他的尸骨，并将之迁葬到了东京多磨陵园，让他长眠在了尾崎秀实等战友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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