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06 13:07:08 首页
重农抑商几乎是中国所有王朝的国策,不论是怎么时代,保护农民耕地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如何让农民安心种地,如何让农民通过种地便能养活一家,这就是古代君王最重要的工作,李世民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个国家的根本就是农民,因为人人都需要吃饭,只有吃饱了才能继续生活,才不会生事,老话说得好“手中有粮,心里莫慌”。
如果有时光机能回到商鞅那个时代,我相信商鞅是坚决不会背“重农抑商”的这口锅。因为“重农抑商”政策的发明者并非商鞅,发扬光大者也不是商鞅,商鞅只是恰好选择了一个“重农”的民族,把“抑商”做到了极致而已。
不过,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在周秦诸子之中仍相当普遍。古人并非不知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是司马迁说的,更多是特指以“末业”为“贫者之资”,略近于今日所谓“脱贫”。且其所言有男女的分工,最后半句是指女性,“倚市门”明显指谓鄙贱之事。
古人善用对偶表述,这里非常含蓄地暗指男性中的经商者类同于女性之倚门卖笑者;岂止是富而不尊,简直就是虽富却贱。也就是说,贫寒者可以借“末业”致富,若立志要成为国家栋梁的,就不宜如此了。
明代皇族每30年人口涨一倍,朱元璋的时候是五十八人,到永乐年间,涨到一百二十七人,到嘉靖三十二年,涨到一万九千六百一十一人,万历年间涨到八万多人。到明末,则有一百多万人。那种“量入为出”的国家财政当然就不堪负担了。
其实,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封闭式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中华民族的主体从远古开始便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先民劳动、生息、繁衍的这块大陆,东临大海,西北是戈壁,西南则是极其险峻的青藏高原。在迈入文明门槛的前夕,在交通极不方便的条件下,这里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天地。在这样的环境中主要从事原始农业经济,这是认识中国由氏族社会发展成国家的基点。
重农抑商的原因在于,限制人口流动!我们知道,商人必须流动才能获利,农业则守土重迁,且不说商人有钱后会形成力量,就是大量的相互流动,就能把各地的人串联在一起,这对中央政府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对地方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利。在古代商业是属于无奈之举,工业革命后大量的商品产生才促进的商业文明。大凡是国富民强的国家,都是不用跋涉经商,自给自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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