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南文明与吴哥文明的缔造者：柬埔寨王国

　　柬埔寨王国(The Kingdom of Cambodia)是东南亚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曾经创造过光辉灿烂的扶南文明和吴哥文明，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留下了绚丽的篇章。扶南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存在年代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7世纪初。吴哥王朝是柬埔寨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从公元9世纪初沿袭至公元15世纪初。璀璨夺目的高棉文化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中南半岛广袤的大地上，永远闪耀着耀眼的光芒。柬埔寨强盛之时，有“富贵真腊”的美称，雄踞东南亚，操控海上贸易，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官方朝贡贸易关系，频繁与印度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从印度引入婆罗门教和佛教，俨然是东南亚地区的一个泱泱大国。只是从公元13世纪末以降，柬埔寨不断受到暹罗、越南等强邻的入侵，致使大片国土沦丧，被迫多次迁都，国势由强转衰。近代，由于经受了法国和日本的殖民统治时间长达90余年，结果是国破家亡，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哀鸿遍野。1953年获得国家和民族独立以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和平发展时期。但好景不长，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又陷入20多年的内战与动乱。直到1991年《巴黎和平协定》签订后，柬埔寨王国才真正走上了和平、独立、中立的发展道路。

　　柬埔寨的历史，是一部辉煌与屈辱相糅杂、成功与失败相交替的历史。柬埔寨人民既创造了傲世的惊人成就，也经历了惨不忍睹的悲痛。他们是值得我们同情和尊敬的。自古以来，中国和柬埔寨就有着频繁的友好交往，中国与扶南外交关系的建立，实际就是古代连接中国与海外交通的海上丝绸之路畅通的开始。海上丝路见证了扶南古代文明的发生和发展，传递和保存了扶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宗教、贸易等方面的信息。如果没有海上丝路，就不会有中国古代的官员、商人、僧侣、学者、水手和移民来到东南亚地区，也就不会有中国历代留下来的根据这些人亲身见闻记录的历史文献。这些历史文献的珍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唯一性、真实性和无可替代性。所以我们说，海上丝路传递和保存了包括扶南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古代文明信息，是海上丝路的一大重要历史贡献，这个功绩在海上丝路的研究中，一直被忽略了。

　　早在公元1世纪，中国汉朝政府就派出使节，从广西合浦港出发，乘船经现在的越南、柬埔寨，渡暹罗湾，步行穿越克拉地峡，然后再乘船至印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汉使行程。汉朝的使节曾经路过扶南，这是不争的事实。遗憾的是，没有汉使曾经专门访问过扶南的确凿记录。

　　现有的确凿证据证明，扶南与中国的正式直接交往是在元和元年(公元84年)，“中山王焉来朝。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后汉书》卷三)。

　　自汉朝以后，三国时期、东晋西晋、南北朝、隋朝、唐朝，直到扶南被真腊所灭，时间跨度达600—700年，扶南一直跟中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条海上丝路一直保持着畅通。三国时期，吴国交州刺史吕岱派官员朱应、康泰出访扶南。归国后，朱应作《扶南异物志》，康泰作《吴时外国传》。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扶南的两部专著，惜已失传，仅留片段记载于《太平御览》等类书中。有人从这些类书中将有关条目辑录出来，编辑成书，使亡佚的《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得以部分复活，便于学者进行研究。

　　柬埔寨扶南时期的历史，柬埔寨自己都没有记载，全靠《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的残卷，以及《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南史》《北史》的记载，才得以勉强凑成断断续续的历史。

　　而柬埔寨的吴哥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至今，并为世人所重新认知，完全是因为元人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公元1295年，元成宗铁穆尔遣使真腊，温州人周达观作为翻译随使团而行。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始还。周达观回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了《真腊风土记》，成为世界上仅存的最早全面记录柬埔寨吴哥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风俗等各方面情况的专著。

　　继周达观访问吴哥后一百多年，即公元1431年，暹罗人攻占了吴哥城，柬埔寨人被迫迁都，吴哥王朝从此走向衰亡。直到公元19世纪，沉睡于热带丛林中数百年的吴哥遗址才重新被唤醒，而《真腊风土记》则是打开吴哥秘境的钥匙。1858年法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亨利· 穆奥到湄公河流域考古探险。《真腊风土记》的西文译本，使他相信吴哥文明不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他在暹粒向导的带领下，用砍刀劈开密林，终于发现吴哥寺高耸的塔尖。亨利· 穆奥是把吴哥遗址信息传递出去的第一个西方人。随着吴哥遗址被逐步清理修复，吴哥研究成了一门显学，吴哥文明之谜被一个个破解，而解谜的依据正是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中国历史文献的记载，柬埔寨的古代史才得以清晰、真实地存活下来。西方学者所著关于柬埔寨的历史著作，包括霍尔的《东南亚史》 (D. G. E. Hall: A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 《剑桥东南亚史》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st Asia)和大卫· 森德的《柬埔寨史》 (David P. Chandler:A History of Cambodia)等史学名著，它们都是靠征引中文史料才得以完成的。由于西方汉学家对中文(特别是文言文)的熟悉和理解程度赶不上中国学者，在翻译和引用中文史料时难免发生一些错误，造成历史误会。因此，由中国学者来重新撰写和诠释柬埔寨古代史，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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