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4-24 19:50:47 首页
背景
只有了解背景,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
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年),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
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
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
著述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佛国记》内,广州被视为“汉地”,汉族地区的南部至少已包含广东地区在内。
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
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一)《法显传》,法显撰述。(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六)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