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吉芬是谁？穿中国军服盖黄龙旗的北洋海军洋员

　　北洋海军创建伊始，李鸿章倡导“借材异域”，雇佣了大量有西方近代技术的洋员，其中有一位美国人，不远万里，服役北洋海军长达10年之久，身前身后始终与北洋海军共荣辱。他就是菲里奥·诺顿·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 1897)，中法战争期间来华，先后在天津水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任职。甲午战争期间，作为“镇远”号铁甲舰大副参加了“大东沟海战”，奋力抗击日本联合舰队，身受重伤，随后又参加了“威海保卫战”，为免遭清政府对甲午战败清算，偷渡回国后，著书演讲，还原甲午海战和北洋将士奋勇抗争的历史真相，纠正西方社会对甲午海战败因的歪曲认识。因不堪忍受外界误解和身体伤病痛苦，饮弹自杀，并留遗嘱穿北洋海军军服和覆盖大清国国旗下葬，捍卫了一名军人的尊严，其英雄事迹永远激荡在波涛汹涌的黄海之中……

　　马吉芬出生于军人世家，祖父参加过独立战争，父亲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是中校，在美墨战争中晋升为上校。因此，马吉芬算是行伍世家出身。

　　马吉芬自小就有雄心壮志，不甘于在和平美丽的小镇终老，年轻的他给州国会议员写信，请求他推荐自己去报考位于安那波利斯的海军学院。1877年，马吉芬如愿成为一名海军学员。

　　马吉芬在学校是淘气和勇气并存的学生，曾经半夜里将学院草坪上陈列的六门参加过墨西哥战争的大炮，灌上火药点燃，连整个卫戍区的部队都被惊动，因此受到处罚。有一次，一位教授家的房子着火，他冲进去抢救出两个小孩，因为这件事，他也赢得了海军部长的表扬。但命运捉弄，那时期的美国是孤立主义盛行的时代，美国海军规模不大，所有海军军官加起来恐怕还没有今天一艘航母的军官多。

　　马吉芬临近毕业时，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只有当军舰上有缺员时才将学员递补上去。按照这条法案，马吉芬那届102个学生只有学习成绩前12名才有机会进入海军。马吉芬没能考入前12名。六年下来马吉芬到手的只是一千美圆，但他毕竟在最好的海军学院里学习过，那也是他唯一的资本。

　　他在国内无法将学识付诸实践，只好到国外去寻找机会，这样可以保留海军资格，或许还能有回到心仪已久美国海军的机会。

　　机会总会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一天，马吉芬无意中从新闻上看到中法战争爆发的消息，遂决定与其荒废学业，倒不如到黄龙旗下的大清海军去碰碰运气。

　　他于1885年动身，但在1885年，去中国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马吉芬先到了旧金山，然后从旧金山前往日本长崎，再从长崎到上海，这一路走了两个多月，将一千美圆几乎花光了。但马吉芬还在船上的时候，中法战争就已结束，不论和平还是战争，不论有没有机会，马吉芬需要找工作，因为此时的他连返程的船票都买不起了。

　　马吉芬没有放弃，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到：“亲爱的母亲：我没有什么心情写信，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花了一大笔钱才来到这里，如果没有点收获，那我真是个傻子。最后终于停船上岸了。我和一个工程师Brace Girdle来到一家旅店，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战争结束了(中法战争)!我回到船上无法入睡。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如此沮丧。我知道如果他们不雇佣我的话，我就完了。我已经没钱离开中国。我一晚上都没睡着，到了次日早上，觉得还不如找个地洞钻进去。我肯定瘦了10磅。早上10点我出去转了一圈，找到美国副领事派曲克(Pethick)，请他把我的求职信转交李鸿章。他答应了。我回到船上，当听说船长要上岸去见李鸿章时，我千方百计跟了去。”

　　“我们进了总督府，经过许多曲折的走廊，在屋里见到了李大人。我们坐下后，一边喝茶和吸烟，一边通过翻译交谈。他转头来问我：你为什么到中国来?我回答：到中国的部队服役作战。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要看看哪里有需要，现在是刚开始，月薪100两可以吗?我说：那要看看是什么工作。(其实我很满意)会谈后，他说如果我干得好，会将我派到舰队的旗舰上去。突然他看着我问：你今年多大了。我告诉他我24岁，我知道他很失望，在中国，男子在30岁前还被当成是孩子。他说我什么也干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信任我。不过最后他同意，如果我能通过军械局水师学堂的多学科评估考试，那么就雇佣我。”

　　“考试最初定在第二天，后来又推迟了一天。这天我被叫去，坐在一群戴着花翎圆帽的人面前，接受了一次拘谨的考试。我是勉强通过了。考题内容涉及船舶驾驶，枪炮使用，导航，航海天文学，代数，几何学，球面三角学，二次曲线，其他不同的曲线以及积分运算。每个专题的五道题我大概能回答三道，但第一组的五题我全答对了。因为每组题的时间大概只够我回答三道题。最后，一个考官说我不需要把题做完了，他对我已经很满意。我干得不错，明天他会把情况报告总督。他又看了我的第一份答卷----船舶驾驶，说我这部分成绩最好。我会在这里待下去，您不必担心。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领事，他也很高兴-----他是个和蔼的人。”

　　马吉芬虽然在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连前12名也排不上，而且没有在海军里实践的机会，他觉得自己只答了所有卷子的六成，但是中方考官认为这个24岁的洋人已经令他们满意了。于是他在军械局获得了教员的差使，负责领航和航海天文学的课程，讲授如何构筑防卫工事，以及训练陆军和炮兵的学员。最初，他月薪130两银子，因为表现不错，而且当时中国海军缺乏人才，又被指派去指挥一艘有装甲防护的训练舰，军械局还给他安排了独立花园的住所，两个仆人和一个厨师。这样的待遇，马吉芬估计来中国前根本没有想到，他只是刚毕业的学员而已。这样优渥的待遇，也激发了马吉芬的热情，他写信给美国家里，要求把关于枪炮使用，大地测量，船舶驾驶，数学，天文学，代数，几何学，球面三角学，二次曲线，积分学，机械学以及所有其他书脊上写着“海军研究所出版”的书都装箱给他寄来。

　　在马吉芬的许多信件中，他都透露出希望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海军服务的愿望。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念头，这是一个美国军人对祖国的诚挚的热爱。这时，一份关于重新召集被遣散的海军学员的议案已经被提交国会，可惜的是依然被否决，马吉芬失去了回到美国海军效力的机会。这一时期的马吉芬，心里一直盘桓着他的“曲线就业”梦想，他还是一直期望以在中国海军工作的资历，来换取或者说保持着进入美国海军的资格。

　　马吉芬在中国从教的10年中，不断提职加薪，但他从未近水楼台先得月，在购买军火时吃过回扣，这点与当时腐败的军官迥然不同，李鸿章因此对他更加信任：他曾带领一组中国官兵前往英国造船厂验收订制的军舰，他建议在威海创办一所新型水师学堂也被接受，并委以威海水师学堂总教习。

　　马吉芬在中国度过了他一生中美好的10个年头，他也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给了中国，第十年，他34岁。马吉芬想回家乡休个假，但就在他回国前夕中日宣战。

　　他在战前给父母亲发回这样一封信：“中国和日本马上就要开仗了，我们很可能就此永别，但我必须留在岗位上。在中国服役的10年里，他们始终以仁慈对我，如果这个时候遗弃他们，将是多么可耻。”

　　参加海战的“定远”“镇远”两艘装甲舰是北洋海军的主力，开战前，马吉芬被任命为7430吨的“镇远”号战列舰的帮带(相当于副舰长)。在海战中，马吉芬见证了弹尽后的邓世昌欲率“致远” 号撞击正在逃离的日旗舰“吉野”号，欲以和倭寇同归于尽的壮烈场面。随后马吉芬也多处负伤几近双目失明，最终昏迷被抬进船舱，马吉芬本人在战后留下了头裹棉纱、浑身是血的照片。

　　黄海大东沟海战结束后，清廷表彰了7位加入中国海军并作战英勇的洋人，马吉芬得到顶带花翎和三等第一级宝星勋章。但当1895年2月17日，日军攻破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政局突变，还在养伤马吉芬，突然听到一个令他更为不解的消息，朝廷打算把战争的失利算到他这位勇于为中国参战的洋人顾问头上，他将成为这场战争失败的替罪羊。马吉芬是非常机灵的人，他不能理解这前后变化的原因，但他决定一走了之。比他来中国时艰难百倍地被人藏在一艘美国货轮中，偷渡回国。回国后，身负重伤的马吉芬被送进医院，人们知道他曾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帝国而战，称他为“马吉芬少校”。

　　偷渡回国后以正视听

　　马吉芬作为唯一亲历中日甲午海战的美国人，曾任7000吨的“镇远”号装甲舰帮带，回国后一度引起同胞的关注。他参加过的这场海战实在太特殊了，这是世界第一次爆发的现代化以蒸汽机为动力军舰之间的海战，尽管它发生在远东的黄海上，但是西方社会所聚焦的是，中日双方如何操纵现代化舰艇、这些现代舰艇的运用对于战争以及国际关系，将带来怎样的变化。西方各国舆论都认定日本海军训练有素、打得很勇敢，同时中国海军的惨败被认为是指挥不力，素质低下，总之一无是处。

　　头部和眼部伤痛经久不愈的马吉芬不能任由西方传媒的歪曲，为了给与自己并肩作战的中国军人“正名”，他开始四处演讲，他要让世界知道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中国海军到底败在哪里?马吉芬在他的著作《鸭绿江外的海战》中有一段话：“中国海军，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贪生怕死、昏庸无能。我们的同胞，总是在侮辱中国海军。可是，逃跑的仅是1艘轻型巡洋舰、1艘炮舰。绝大多数中国海军，都在奋力与日本舰队拼杀。虽然，我们处于技术上的劣势，但不要再侮辱我们，我们和那些阵亡将士，应该得到美利坚同胞的尊重。”

　　由于在战争中马吉芬的大脑受了重伤，他的同胞认为他精神有些问题，因而他的努力被认为是疯狂之举，他所说的话也被当成笑谈。因为人们只看战争的结果——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马吉芬对于中日甲午海战的讲述，一开始还是新闻，后来被当做疯人疯语。这也因为马吉芬本人在医院中表现出了一些疯狂迹象：他烦躁不安，还扬言要杀人。他的病历中写着：“右眼视神经损伤，耳鼓膜损伤，肋部、臀部仍有残留弹片。”

　　1897年2月12日，这一天是马吉芬所尊敬的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和他的好友“镇远”舰署理管带杨用霖自杀两周年的日子。在美国的海军医院里，37岁的马吉芬，在要做眼球摘除手术前一天，让护士拿来他从中国带回来的那只小箱子，支走了护士，他从箱子中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像“镇远”舰署理管带杨用霖那样，冷静地对准了自己。他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远离了中伤和痛苦，去陪伴他异国他乡的北洋海军战友们。

　　马吉芬在自杀前还在给《世纪》杂志写他所经历的这段战争史：“其中如提督丁汝昌，我不能不向其深切沉痛追悼。他既是勇敢的武士，又是温和的绅士，他迫于滥命和强敌作战而一败涂地。及见大势已去，尽毕生最后的职责，为了麾下将士的生命而与敌签约。这是他自己的决定。他曾期望活着，但他知道祖国的不仁，对他的冷酷待遇将要超过不共戴天的敌国。在夜半孤灯之下，左思右想，饮鸩而逝。老英雄当时的感情究竟如何?”

　　这是马吉芬最后的笔墨，这位年轻时一心想加入美国海军的军人世家子弟，在死后以一套崭新的北洋海军军服下葬，按照他的遗嘱，棺椁上是他曾经效力的国家的海军旗——黄龙旗，这面军旗曾在马吉芬与日本激战的镇远舰上飘扬过，是他出于军人的忠诚专门从中国带回家乡的。人们看见他的病床上留下了一张纸条：“我的心属于中国，属于北洋水师。”马吉芬的墓碑，背面雕刻有中美两国国旗，正面写着：“谨立此碑纪念一位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却把人生献给另一面国旗的勇士。”当时的美国海军，还是一个狭小的圈子，马吉芬的经历和他的自杀传遍了几乎整个海军。

　　二战胜利后，马吉芬的后辈们，以及他的美国海军学院校友们从日本海军部收缴了包括大清海疆地图、陈设炮等原镇远舰指挥舱内物品，收藏于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历史博物馆，或许，这是对马吉芬最好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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