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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虞(?—193年),字伯安,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人,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废太子东海恭王刘强的后裔。其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曾任丹阳太守,家族显赫。刘虞自幼通晓《五经》,以孝廉身份步入仕途,初任东海郡曹吏,凭借勤勉履职升为郡吏,后因政绩卓著累迁至幽州刺史。
在幽州刺史任上,刘虞以宽仁治政闻名。他通过怀柔政策化解民族矛盾,鲜卑、乌桓、夫余等部族纷纷归附,边境安宁,百姓传唱歌谣赞颂其功德。然而,因公事被免官后,黄巾起义爆发,刘虞临危受命任甘陵国相,以俭朴作风安抚灾民,后升任宗正,掌管皇族事务。
治理幽州:经济与民族的双重革新
中平五年(188年),刘虞再任幽州牧。面对幽州财政亏空、百姓流离的困境,他推行三项核心政策:

经济复兴:劝导百姓垦荒种田,开放上谷胡市与外族贸易,开发渔阳盐铁业,使幽州粮食丰收,物价低廉。
民族融合:以德化替代武力镇压,遣使招抚乌桓峭王等部落,分化张纯、张举叛军势力,最终迫使叛军瓦解。
民生保障:接纳青州、徐州流民超百万,提供就业与安置,使幽州成为乱世中的“避世桃源”。
刘虞的治理成效显著:幽州从需青、冀二州补贴的穷州,转变为向朝廷纳贡的富州;百姓安居乐业,远近豪族受其感化摒弃奢靡之风。他本人虽贵为三公,却“敝衣绳履,食无兼肉”,成为廉洁自律的典范。
忠汉立场:拒绝帝位与拥立闹剧
初平二年(191年),董卓祸乱朝纲,袁绍、韩馥等人以“汉献帝为董卓所立”为由,欲拥立刘虞为帝。他们伪造谶语“虞为天子”,甚至伪造玉印,但刘虞严词拒绝,坚持“戮力西迎幼主”。当儿子刘和奉汉献帝密诏潜回幽州求援时,刘虞立即派兵西进,却因袁术扣留刘和而失败。
此后,刘虞始终奉职修贡,维系汉室权威。他派田畴与鲜于银出使长安,为汉献帝东归铺路,展现了其忠贞不渝的品格。
与公孙瓒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刘虞的仁政与公孙瓒的武力扩张形成尖锐矛盾。公孙瓒纵兵劫掠百姓、破坏刘虞的安抚政策,甚至劫杀刘虞派往乌桓的使者。初平四年(193年),刘虞率十万军民讨伐公孙瓒,却因军队“不习战”且严令“勿伤百姓”,导致攻城时不敢焚烧民居,反被公孙瓒以数百精锐逆袭击溃。
兵败后,刘虞被俘。公孙瓒诬陷其“谋称尊号”,胁迫朝廷使者段训将其斩首于蓟市。首级传至长安途中,被刘虞故吏尾敦劫走安葬。北方百姓闻讯“莫不痛惜”,乌桓、鲜卑部落亦参与复仇行动,加速了公孙瓒的败亡。
历史评价:忠节典范与治世能臣
刘虞的生平引发后世广泛赞誉:
范晔在《后汉书》中称其“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是“季汉之名宗子”。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虞以恩厚得众心,北州百姓流旧莫不痛惜。”
田畴感叹:“汉室衰颓,人怀异心,唯刘公不失忠节。”
刘虞的悲剧在于,他以仁德治理乱世,却因军事上的天真败于权谋。然而,他的忠诚与仁厚,为东汉末年黑暗的军阀混战注入了一抹人性的光辉。正如陈普诗云:“曲盖华旗起益荆,幽州臣节独分明。”刘虞的风骨,成为后世忠臣的永恒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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