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缗是西汉武帝时国家向商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把大工商业主和高利贷者从农民身上剥削来的财物收归国有，是历史上空前的抑商运动。增加了国家收入，打击了奴隶制残余，缓和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但是也迟滞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告缗是当时反商人瞒产漏税的一种强制办法。为汉武帝的内外功业提供了物质保证，起到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但西汉后期，商人与官僚、地主逐渐合流，加剧了土地兼并，直接导致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两项法令，实际上都是秦和汉初以来抑商政策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汉武帝即位以后，由于对匈奴进行长期的频繁的战争，再加上各项水利、土木工程的兴建，以及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损失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汉初六、七十年间“休养生息”的积蓄，象流水般消耗殆尽;不过二十几年，便出现了“县官(即官府)大空”(《史记·平准书》)，财政濒于崩溃的危机。广大农民由于天灾人祸而陷于绝境，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山东(太行山以东)发生水灾，七十余万饥民无以为生，到处流亡，阶级矛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一些富商大贾拥有大量资财，过着奢侈无度的豪华生活。他们不但“不佐国家之急”(《史记·平准书》)，而且还趁火打劫，大发国难财，严重地破坏了地主经济的基础。这就使汉朝地主政权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局面。
汉武帝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力量，他开始重用“兴利之臣”，并决定首先向商人开刀。这就是元狩四年，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张汤和侍中桑弘羊的建议，颁布了打击富商大贾的算缗令和告缗令。
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这两项法令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凡属工商业主、高利贷者、囤积商等，不论有无市籍(汉代商人另立户口册，叫做市籍)，都要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并规定凡二缗(一缗为一千钱)抽取一算，即一百二十文(一说二百文)。而一般小手工业者，则每四缗抽取一算。这叫做“算缗”。
(二)除官吏、三老(乡官，掌教化)和北边骑士外，凡有轺车(即小马车)的，一乘抽取一算;贩运商的轺车，一乘抽取二算;船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三)隐瞒不报，或呈报不实的人，罚戌边一年，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这叫做“告缗”。
(四)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占有土地和奴婢，敢于违抗法令的，即没收其全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