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金大英雄辛弃疾的不为人知一面：清官还是贪官？
在那样一个时代，贪污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敌的诬陷。不过，一再成为把柄，似乎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
少年英雄
辛弃疾在两宋词人榜上独占鳌头，估计会有人对此表示异议，辛弃疾自己知晓后也可能会摇头叹息，感叹造化真是弄人啊，甚至他心底里不免会生出一丝鄙夷与得意：难道两宋词作界就这样人才凋零么?自己不过偶尔客串了一下，就让两宋的才子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看来，英雄豪杰就是英雄豪杰，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总是要鹤立鸡群。
三国人物刘劭在他《人物志》说：“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意思是植物中精华、动物中出类拔萃的就是英雄。至于人而言，刘劭解释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辛弃疾肯定认为自己是聪明秀出、胆力过人，是个当之无愧的英雄豪杰。辛弃疾这样自负，丝毫不会让我们感到意外，估计两宋的才子也只有诺诺而已。
绍兴三十一年夏秋间，金主完颜亮大举入侵，大名王友直、海州魏胜、胶州开赵以及济南耿京，纷纷聚众起义。22岁的辛弃疾在济南南部山区聚众两千人，隶属耿京，为掌书记。辛弃疾力劝耿京“策南向”，与南宋朝廷正规军配合，共同抗击金兵。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辛弃疾奉表归宋，经楚州到达建康，朝见宋高宗赵构，接洽南投事宜。辛弃疾被授承务郎。在其北归途中，辛弃疾获悉义军首领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的消息，领五十骑直趋山东，袭入五万之众的敌营中，将张安国劫出金营，并号召耿京旧部反正。随后，他长驱渡淮，押解张安国至建康斩首。辛弃疾因此名重一时，南宋最高统治者也大为惊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朝野为之振奋。
历来文人的梦想，都是出将入相，武能安邦，文能定国。《红楼梦》中的那个贾兰——贾宝玉的侄儿，读书之余，也拿根玩具弓箭，在花园里颠来跑去，美其名曰“演习演习骑射”，也就是要为将来驰骋疆场做准备。不过，自从曹植以来，那些号称要建立金石之功并且瞧不起文学这行当的大文人——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是大文人，往往只能在诗文中说说而已。作为统帅的曹植，大军还未出发，他自己就先烂醉如泥。李白虽然号称有在闹市中杀人的胆量，他的梦想也只是如鲁仲连那样动动嘴皮子，或如谢安那样玩玩花花肠子。真正舞刀弄枪、战斗在第一线的大文人寥寥无几，就好比晨曦时分的星星。北宋的范仲淹据说曾经让西夏人闻风丧胆，不过，据目前的资料来看，似乎也没有身先士卒、浴血疆场的记录。
以五十人深入五万人之众的敌营中捉拿叛徒，辛弃疾也对此念念不忘。只是每当他想起这个壮举的时候，伤心的成分远远多于自豪的情绪，看看这首著名的《鹧鸪天》：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仆姑。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往日意气风发，今日衰老投闲，这辛酸的滋味肯定不太好受。一世豪杰，一位英雄，却偏偏生活在一个懦弱的时代;一位梗概多气、磊落轩昂的山东勇士，不得不寄居在妩媚的江南，将一身的豪气消磨殆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痛苦呢?无意成为文人，却终究只能是一失意词人;原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但终报国无门，只得把虎啸生风的英雄本色用词表现出来：这顶词人桂冠，即使是词人中的翘楚，能让这位豪杰之士平息心中的郁闷么?豪杰之为豪杰，便在于他们往往能冲破约束，能为人之不敢为，言人之不敢言，想人之未曾想。辛弃疾虽不得不“屈就”为一词人，却不失英雄本色，不作妮子模样，不受传统束缚，他大胆冲破了词与诗文的界限，将豪情与柔情融合，真正给词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无法在疆场上有所作为，不能为家国收复河山，却在词的创作领域开疆拓土，应该算是一种补偿吧。
可惜，“手机中的战斗机”还是手机，永远无法飞上蓝天;词人眼中的英雄豪杰，未必是政治家眼中的勇士。活着的时候，辛弃疾受到过五次弹劾，死后人家还不放过他，还有一次弹劾，至今还有人对他的品格表示质疑。这些弹劾归纳起来，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辛弃疾贪污成性;辛弃疾好色。
本来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鸡蛋好吃就行了，不必理会生蛋的母鸡是个什么样子。但在人们吃鸡蛋的时候，得知生蛋的母鸡其实长得很丑陋，多少就会影响食欲。又据说当年汤显祖完成《牡丹亭》后，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疯狂的爱上了他，认定汤显祖风流倜傥，非他不嫁。可当她看到汤大才子拄着拐杖颤巍巍地摇晃在眼前时，这位美女彻底崩溃了，她跳进了美丽的西湖。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我们还是有必要修复一下辛弃疾的形象。
杀人如草芥?
首次弹劾辛弃疾“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是谏官王蔺，具体时间一般认为是淳熙八年(1181年)，当时42岁的辛弃疾刚刚调任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也有人认为是绍熙五年。对于这次弹劾，孝宗皇帝亲自认定了这一事实，批评辛弃疾“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愤形中外之士，怨积江湖之民”，意思是说辛弃疾结党营私，欺辱领导，使朝野上下怒形于色，江湖百姓怨声载道，所以最后给予辛弃疾罢官处分。喜欢辛弃疾的看官，往往指斥孝宗昏聩，不察究竟，结果被王蔺之流的人糊弄。王蔺后来官居参政知事，也能舞文弄墨，虽然诗歌水平还有待提高，可好歹也是文化素质很高的官僚，不能简单地归为奸佞一类，看他那首《中塔悟空禅院》，似乎还是个慈眉善目的模样：
皋亭回首软红尘，晴日僧房暖似春。禅老眈眈如卧虎，相逢一笑问前因。
对于这次弹劾，奇怪的是辛弃疾自己也没有过多辩解。专家说，这是因为辛弃疾百口莫辩。既然是百口莫辩，可能说明谏官所言并非出于风闻，而辛弃疾为此赋闲达十一之久，也可见出这一事件确实给人留下了深刻影响。史书上说，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稜，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即说他身体魁梧，强壮如虎，眼露青光，这模样一般人看着确实有点发怵。尤其是其眼神之悍厉，连朋友碰见了都不敢对视，心里老打鼓，与他交情甚深的陈亮说辛大人“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流浪诗人刘过也声称“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未可瓢泉便归去，要将九鼎重朝廷”(《呈辛稼轩》)。不过，对于辛弃疾为什么会脸颊红红的，一直没能想明白，是不是因为关公脸红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他的红颊配上魁梧的身体，也就是关羽与张飞的结合体了。另一种猜想则是他“容光焕发”，打入敌人内部的英雄杨子荣，面对座山雕的质问“脸为什么红了”，曾经这样理直气壮地回答，巧合的是辛弃疾也曾经深入敌后。
辛弃疾首次亲自动手杀人，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在他二十二岁以后，是在敌占区从事策反工作时发生的。辛弃疾是历城(在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前十三年，“靖康之难”已然发生，中原为金人占领，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未能脱身南下。辛家世代为官，按辛弃疾的说法是“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为什么辛赞没有追随高宗政府而去，反而担任了金朝的朝散大夫、知开封府呢?专家的解释是辛赞为家计所累，辛弃疾的解释是“被污虏官”，即被金人俘虏后强迫出来做官。虽然做了金朝的官，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美芹十论》中他形容祖父“每退食，辄引臣辈(辛弃疾等人)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紓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前人说杜甫每饭不忘君国，辛弃疾则说他的祖父登高必思南宋政府，时时刻刻惦记着揭竿而起，看来，在忠君的层面上，辛弃疾认为他的祖父丝毫不逊色于杜子美。
辛赞做了金朝的朝散大夫，还让十四岁的辛弃疾参加了金人的乡举。一一五四年、一一五七年，辛赞又两次派辛弃疾跟随计吏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这两次考试，辛弃疾都没能登第，专家的解释是参加考试不是祖孙俩的本意，实际上，辛弃疾是在根据祖父的指示，借此机会到敌人的统治中心侦察敌情，做好起事的准备。也就是说，当时辛弃疾是以考试为掩护，从事情报收集工作，是一名典型的地下工作者。他心有旁骛，所以没有考中。况且，辛弃疾一旦中了机会，脱身不就很困难了么?
总之，专家认为辛弃疾这么聪颖的人才考试失利，“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相关证据也是可以很快寻觅出来的。金朝有位名士刘瞻，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年轻的辛弃疾与党怀英，当时人称“辛党”。党怀英的来头比辛弃疾更大，他是北宋初年名将党进的第十一代孙，但就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他不小心进士及第，结果陷入了温柔富贵之乡，再也爬不出来了，后任金朝莒州军事判官，入为金朝国史院编修官，官至金朝翰林学士承旨，成为金朝文坛的杰出代表。据他《奉使行高邮道中》等诗歌来看，他还一度作为外交人员出使南宋。可惜不知道这时的党怀英有没有机会同早年的朋友辛弃疾亲切会谈，假若两人见面的话，又会谈论些什么呢?对待各自人生道路，他们又会如何看待呢?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很多眼光的来审视许多史料，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持有的审慎态度，哪怕如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成一个人见人爱、人人都想帮助打扮打扮的小姑娘也无可厚非，不过，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辛弃疾以及他祖父的一腔爱国激情，似乎就过于残忍了，因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也是一个爱国志士。当年范邦彦一不留神也做了金朝的伪官，估计可能也是家庭的拖累，就好像周作人那样——仔细想想，主动甘心当汉奸的男人还真很少，往往都是受他人主要是亲人即女性的撺掇，又好比一个王朝的灭亡后都把责任下降到某位美女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颜祸水。
范邦彦考取了金朝的进士，担任了金朝蔡州新息县令。后来金主完颜亮兵败，范邦彦打开城门，迎接宋军的来临，把整个县城都还给了南宋政府，并移家南方。金朝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临阵投降叛变，南宋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主动投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范邦彦认为自己是抓住良好机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看来，不仅辛家满门忠烈，而且辛家的姻亲都是忠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价值观念不同不会成为亲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辛家对南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又有资料证明，辛弃疾与范邦彦之子范如山，即他的小舅子关系很亲密，“皆中州之豪，相得甚”，于是两人又亲上加亲，范如山的儿子娶了辛弃疾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三代一个循环，生活真是奇妙，谁也没有沾到谁的便宜，林妹妹与宝哥哥那种关系在古代还真不少见。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大举南侵，强征汉丁，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年青的辛弃疾不仅自己纠集二千多人参加耿京的义军，还说服一个名叫义瑞的和尚率领千余人成为自己的战友。义瑞归顺后，见辛弃疾受重用而自己依然是个小头目，心中自不平，于是窃走大印潜逃。耿京很生气，严厉斥责辛弃疾，因为辛弃疾是这个和尚进入义军的介绍人，同时还兼任大印的保管员，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罪不可恕。辛弃疾也很愤怒，于是请求亲自了断这件事。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狂追猛赶，终于俘获了义瑞和尚。义瑞和尚苦苦哀求，要辛弃疾不看僧面看佛面，饶过他这一遭，还给辛大侠猛戴高帽子，说什么“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冷笑一声：你当我没有听说农夫与蛇的故事么，你想当那条狡猾的忘恩负义的蛇，可我会做傻傻的农夫么?手起刀落，将义瑞和尚人头斩落。
《宋史》不仅记录辛弃疾斩杀义瑞的事迹，而且还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义瑞和尚哀求的言辞。看来史官们虽然看不起义瑞和尚的人品，可对他遗言的态度还是很慎重。辛弃疾是不是青兕，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起来，先讨论辛弃疾“力能杀人”的现象，因为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说过，如果我们要解释低层基础，那么高层的意义就必须在方法上被搁置，它不能充当阐明与理解低层的前提。“辛弃疾是青兕”这是一个高端问题，“辛弃疾力能杀人”只是一个低层的事实与现象。
“辛弃疾力能杀人”，当时义瑞和尚用自己的脑袋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无数的脑袋不仅证明辛弃疾力能杀人，而且很擅长用这样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似乎让人觉得辛弃疾真是青兕，不过由于史官们大都是唯物论者，他们就用王蔺弹劾“辛弃疾杀人如草芥”来暗示;又因为辛弃疾历来都是人们同情与敬佩的对象，所以这种暗示又极其含蓄，只残留了一些蛛丝马迹，一不留神就被人们忽视了。
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领导茶商起义，屡败官军。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临危受命，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君，讨捕茶寇”。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他步步为营，围追堵截，终于将赖军逼入困境。后来，他派人前去劝降，赖文政见突围无望，接受了招安，辛弃疾随即将赖文政押解到江州处死，其余的义军八百余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一个都没有留下。这件事情辛弃疾办得干脆俐落，没有任何犹豫，他认为对待敌人就应该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但宋孝宗感觉很难受，认为言而不信毕竟不是官家所为。
有人因此称颂辛弃疾，说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对于辛弃疾的思想境界，我们不能随意贬低，当然也不能过度诠释。不过，辛弃疾确实似乎不屑与儒生为伍，他竭力与谦谦君子划清界限，从政为官，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显得特有个性。此后他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依然采取严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为类似于西汉的“酷吏”，效果自然显著，据说使奸盗屏迹。
淳熙七年(1180)，辛稼轩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其时不少政府职员认为辛弃疾此番作为是劳民伤财，并请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时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弃疾虎虎有生气，竟然将“金子牌”藏匿起来，严令施工人员在一月之内建好飞虎军的营房，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当时正值雨季，辛弃疾断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并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结果所需瓦片两天之内凑足。一般而言，专家们从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弃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挠的执着，不过这么巨大的工程，据说“经度费钜万计”，能够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军法从事的故事不会太少。中书舍人崔敦指斥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想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此后，辛弃疾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事，又被辛稼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发扬了雷厉风行地作风，在大街小巷贴出八个字的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究竟有没有商人被流放或斩首，史书上缺乏相关资料，总之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对处于饥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信州。大灾过后论功行赏，“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由宣教郎提升为奉议郎。
光宗绍熙三年(1192)，53岁辛稼轩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传闻辛弃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杀掉了。当时福建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海盗出没，辛稼轩这样认为：“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福州就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怀柔安抚无济于事，因此他决定施行铁腕政策，快刀斩乱麻。这种铁血政策见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强盗不被杀死，也被吓死了，总之是一片升平景象了。
辛稼轩的大刀政策吓坏了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当然，指责辛弃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铁，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据有关专家考证，辛弃疾一度亲自审问长溪县的囚犯，一次就释放了五十余人，这不证明了辛稼轩的仁慈心肠么?哪怕这释放的五十人与处死强盗数目相差甚远。
辛稼轩果敢刚毅的名声树立起来，连朝廷要员都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担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周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王遂不复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轩的才干，有心任命他为一方诸侯，但周必大决定反对，因为周老担心辛大侠所杀的那些人会被史官算在自己头上，可见辛大侠所斩杀强盗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历来人们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许他们认为辛稼轩所斩首的无非是叛徒、强盗、刁民、奸商，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辛弃疾镇压农民起义军一事，也被判定为地主阶级的局限行而予以谅解。更重要的是，历来辛稼轩都被认定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人物，后人理应对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评他呢?看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传记，它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辛弃疾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果真如此吗?有位研究辛弃疾的前辈郑重指出，对辛弃疾的这种认识其实是不全面甚至是毫无依据的，因为我们在面对自己景仰的历史人物时都容易犯一种溺爱症，即不顾历史事实夸大历史人物所受的委屈。辛弃疾有没有委屈呢，自然是有的，唐宋那些文人谁没有委屈，有几人没有贬谪的经历，即使那些著名的奸佞，也少有一帆风顺的。辛弃疾有没有受到重用呢?相对而言还算是被朝廷重视的。虽然他闲居了十八年，但也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湖北转运副使、湖南安抚使、福建安抚使、浙东安抚使等，多次独挡一面，成为一方的军政要员。在南宋那个时代，他没有遭受太多的冷遇及其极端不公正的待遇。
当然，不是悲剧人物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的尊重，正如喜欢用铁腕手段来处理问题的辛弃疾依然会得到我们永远喜爱一样。他是一个词人，是一个豪杰，而不是一个圣人，他有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可能会让我们很意外。南宋文人谢枋得在祭辛稼轩墓记中写道：“公精忠大义，不在张忠献、岳武穆下。一少年书生不忘本朝，痛二圣之不归，闵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结豪杰，智斩虏馘，挈中原还君父，公之志亦大矣。”他对辛稼轩佩服的五体投地。但清人陈廷焯却不无顾虑的说：“稼轩有吞吐八荒之概而机会不来，正则为郭、李，为岳、韩，变则为桓温之流亚。”他认为辛弃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可能成为桓温一类的奸雄。谢枋得与陈廷焯谁更接近真实的辛稼轩呢?答案无从寻觅，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辛弃疾不会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庸庸之辈。
横征暴敛?
最早开始系统考察辛弃疾的经济问题的，是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在其《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状况》，罗老首先抛出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辛弃疾的生活格调与其收入存在严重反差。辛弃疾前后赋闲达十八之久，在没有工资收入的那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滋润。据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稼轩除原配夫人外，至少有整整、钱钱、田田、香香、卿卿、飞卿等六位侍妾，儿子则有稹、稏、穮、穰、秸、褒、穟等九人，女儿至少二人以上。这样一大家人，加上侍奉的奴仆，日常消费自然相当巨大，但稼轩似乎很少为经济犯愁，而且出手格外阔绰。
岳珂《桯史》卷二记载：“嘉泰癸亥岁，改之(刘过)在中都，时辛稼轩帅越，闻其名，遣介绍之。适以事不及行，作书归辂者，因效辛体《沁园春》一词，并缄往，下笔便逼真。其词曰……辛得之大喜，致馈百千。竟邀之去，馆燕弥月，酬唱亹，皆似之，愈喜。垂别，周之千缗。”对新结交的朋友刘过，辛稼轩款待其一月有余，先馈赠百千，临别又周之千缗。
辛弃疾有首《最高楼》，词前有一序言：“吾拟乞归，大子以田产未置止我，赋此骂之。”当时他在福建任职，受到弹劾，即将离任，儿子劝阻他，说尚未置下田产，辛词人就将其大骂一通：
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暂忘设醴抽身去，未曾得米弃官归。穆先生、陶县令，是吾师。待葺个、园儿名“佚老”，更作个、亭儿名“亦好”，闲饮酒、醉吟诗。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个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辛稼轩还曾说过“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那么稼轩究竟有没有求田问舍呢?他的田产究竟有多少呢?淳熙八年前，辛弃疾在江西上饶建造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庄园，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稼轩，他的别号也是由此而来。这所庄园又有多大呢?洪迈的《稼轩记》云：
郡治之北可里所，故有旷土，三面附城，前枕澄湖如宝带……济南辛候幼安……一旦独得之，既筑室百楹，财占地十四。乃荒左偏以立圃，稻田泱泱，居然衍十弓。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轩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曰植杖，若将真秉耒耨之为者。东罔西阜，北墅南麓，以青径款竹靡，锦路行海棠。集山有楼，婆娑有堂，信步有亭，涤砚有渚。皆约略位置，规岁月绪成之。(《洪文敏公集》卷六)
文章中提到的建筑有“集山楼”、“婆娑堂”、“植杖亭”、“信步亭”、“涤砚渚”等，此外，文中未提及但辛词中常常言及还有“带湖”、“南溪”、“篆罔”、“蔗庵”、“雪楼”。这么多地名，想必庄园的规模应该不会太小，据说在庄园完工之前，朱熹曾进去偷偷窥视一番，结果大惊失色，后来把这见闻告诉陈亮，陈亮则写信给辛稼轩，劝说他不能太奢华：
始闻作室甚宏丽，传到《上梁文》，可想而知。见元晦说，潜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此老必不妄言。(《龙川文集》卷二一)
朱熹说这么壮丽的庄园，他生平未睹;罗忼烈教授说朱熹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会如此大惊小怪呢?可见辛弃疾的庄园不是一般的宏丽。接下的问题是，辛弃疾财富从何而来呢?罗忼烈教授采用了排除法。首先排除他继承大笔遗产的可能性。二十三岁的辛弃疾一口气从山东跑到建康，即使在沦陷区有大笔财产，也来不及带出来。今天我们尽可以把辛家的祖业想象得十分丰厚，但无论多丰厚的祖业都葬送在金人的铁骑之下。罗教授还特别指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只是一名穷县令，不像卓王孙可以分童仆百人、钱百万给女儿。指望从岳丈家得到大笔财产也是不现实的。
罗忼烈教授排除的另一种可能性是辛弃疾的合法收入，即俸禄。辛弃疾做官的日子不过二十年，其中有些还是穷官职，按照《宋史·职官志·奉禄制》来粗略计算，就是把服官二十年的全部薪俸积下来也办不到。此外辛弃疾也不够资格被皇帝赐金赐第，本身又不是富商大贾。总之，罗教授指出：“他的经济来源是很令人怀疑的，要尝试解释未曾不可，但答案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这个不愿接受的答案就是辛稼轩有贪污行为。
辛弃疾的贪污行为，时人早就义正词严地指出来了，他的几次离职据说都与此脱不了干系。孝宗淳熙八年(1181)，辛稼轩在江西安抚使任，同年十一月，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还没赴任，就被御史王蔺弹劾免职，罪名则是“奸贪凶暴，帅湖南日，虐害田里”;“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王蔺把“严刑峻法”还放在“横征暴敛”之后，可见他认为若是一片为公而“严刑峻法”，罪尚可恕;若是因贪污而残暴，就是罪大恶极了。同在这一年，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写给他一封信，语气沉重地描述了下层官吏残暴贪婪的情形：
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击、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厌饫咆哮。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为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之耳目。田亩之民，刼于刑威，小吏下片纸，因累累如驱羊。刼于庭庑械击之威，心悸股栗，箠楚之惨，号呼吁天，隳家破产，质妻鬻子，仅以自免，而曾不得执一字符以赴诉于上。(《象山先生全集》卷五)
陆九渊愤激地指出：“今贪吏之所取，供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罗教授说：“其实当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不独江西一路为然，以稼轩的精明能干，断无不知之理;以他那种敢作敢为的个性，也不会因为有所顾忌而隐忍姑息。那么是不是另有乾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也就是在同一年，辛稼轩用商船贩运牛皮，路经南康军，被朱熹截获，朱熹《与黄商伯书》记载了这个尴尬的场面：
辛帅之客舟贩牛皮过此，挂江西安抚占牌，以帟幕蒙蔽船窗甚密，而守卒仅三数辈。初不肯令搜检。既得此物，则持帅引来，云发赴浙东总所。见其不成行径，已令拘没入官。昨得辛书，却云军中收买。势不为已甚，当给还之，然亦殊不便也。(《朱文公大全集·别集》卷六)
光宗绍熙五年(1194)秋天，辛弃疾在福建安抚使任上时，被谏官黄艾弹劾他“残酷贪饕，奸赃狼籍”。次年冬天，御史中丞何澹斥责他“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席卷福州，为之一空”。宁宗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复起知隆兴府，“以臣僚言弃疾好色贪财，淫刑聚敛”，又被免官。在那样一个时代，贪污等罪名也可能是政敌的诬陷。不过，一再成为把柄，似乎也说明问题比较严重。
北京大学邓广铭教授非常不同意香港大学罗教授的看法。他的直接证据是辛弃疾所拥有的庄园规模并不大，“在宋代，凡被称做田庄或庄园的，主要都是以大片的农田(起码要几百亩)为主，再配合一些附属的建筑物如碓房、粮仓、牛棚、打谷场和庄丁的居舍等等，而辛家的带湖居第，则只是附有小园林的一个宅院。罗教授称之为大田庄或大庄园，是根本不对头的。”
邓广铭教授不仅对罗教授的结论表示质疑，而且对南宋洪迈的记述以及朱熹的见闻表示怀疑。作为文学家所写的那个《稼轩记》能够作为史料么?哪个文人在写这类应景文字时没有自己的想象与夸张呢?邓老质问说，洪迈所见到的只是一个施工设计图，或许文章的那些建筑只是规划项目，只是空中楼阁。邓老还指出，为什么只有朱熹感叹辛稼轩的庄园华丽，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尤其是与辛稼轩交往密切的上饶朋友都不置一词呢?
辛稼轩的“稼轩庄园”究竟有多大?辛稼轩究竟有没有贪污行为?这都是严肃的学术问题，需要深入的探讨。辛稼轩自己的态度似乎也比较矛盾，一方面他有读书人的清高，反复表白自己对功名富贵弃之如旧鞋子，“富贵非吾愿，皇皇乎欲何之?正万籁都沉，月明中夜，心弥万里清水”(《哨遍·秋水观》);另一方面，他对富贵的生活似乎兴趣很浓，“一杯莫落他人后，富贵功名寿”、“向人间，长富贵，地仙行”。哪方面是他真实的想法呢，或许两者都是。他鄙视富贵，也不能说明他的日子一定很清贫，“老子平生，元自有金盘华屋”(《满江红·呈赵晋臣敷文》，可见他的确发达过。即使隐居在上饶，他的日子过得不好不坏，不咸不淡，看这首《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
万事云烟忽过，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
当个小地主——也有可能是大地主，收收租子，然后就狂饮暴食，然后就游山逛水，然后就倒头大睡。管竹管山管水，这日子也真让人眼红。更让人眼红的是，在休闲的生活中他还总能写出名垂千古的佳作。游山、饮酒他能品出境界，《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怕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戒酒他也能做到荡气回肠，看这首《沁园春》：
杯汝来前，老子今朝，点检形骸。甚长年抱渴，咽如焦釜;于今喜睡，气似奔雷。汝说“刘伶，古今达者，醉后何妨死便埋。”浑如许，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更凭歌舞为媒，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况怨无小大，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与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犹能肆汝杯。”杯再拜，道“挥之即去，招亦须来”。
这样看来，即使他曾经有过一些灰色收入，但能转换为这么多大气磅礴的佳作，我们还是应该为之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