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尔的神奇之处：以小博大却敢强攻奉天
在谈石原以前，不妨先回到1921年10月的德国旅游胜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去看看发生过什么事。当时日本政府派了永田铁山少佐(驻俄国武馆，陆大23期)、小畑敏四郎少佐(驻瑞士武官，陆大23期)、冈村宁次少佐(陆大25期)、东条英机少佐(陆大27期)去欧洲调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三人全是陆士16期毕业的，就东条是17期的，调查完了就跑巴登巴登泡温泉去了。
看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几位当时三十六七岁、自命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要掌握日本陆军的野心家们，感受相当深。一次大战和任何战争都不同，坦克、飞机、毒气都被使用，没有了前方和后方，没有了军人和平民，剩下来的就是一个词：杀戮。
日本没有参加一次大战的主战场作战，但是将来呢?日本应该怎么办?这四人中除永田铁山外全有留德经验，他们的结论是：只有照德国元帅鲁登道夫的《总体战》的思想去做，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就有了“巴登巴登密约”。根据《冈村宁次日志》，“密约”主要内容是：实行“军主政从”，国家的政治、经济、产业、文化、社会等一切都应该转为战时体制。要做到“军主政从”，就必须打倒那时在日本陆军中占统治地位的从山县有朋经桂太郎一直到上原勇作这一批长州派阀，改革陆军体系。
这个“巴登巴登密约”是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的真正宣言书。请注意一下，《冈村宁次日志》里没有提到天皇，这就是他们这些后来被称为“统制派”的人，和“皇道派”的区别。目的虽然都一样，但“皇道派”是要通过“天皇亲政”来达成，“统制派”就是自己来干了。
就四个少佐，能成什么气候?所以四人回国后又找了土肥原贤二(陆大24期，甲级战犯)、河本大作(陆大26期)、板垣征四郎(陆大28期，甲级战犯)，结成了一个“二叶会”，定期活动。受其影响，1929年山下奉文(陆大28期，乙级战犯)、铃木贞一(陆大29期，甲级战犯)、武藤章(陆大32期，甲级战犯)等人又结成了一个“一夕会”，石原莞尔(陆大30期)就在这个组织里面。1930年桥本欣五郎(陆大32期，甲级战犯)还组织了一个“樱会”。
再说说这个桥本欣五郎。这是个有名的“陆军叛逆儿”，怎么有这个匪号呢?这位的业余爱好有点与众不同——是搞政变!他居然在一年里接连策划过两次未遂政变：“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前一个是前文提过的1931年3月流产政变，事后什么处罚没有，就宇垣一成大将倒了霉，永远圆不了首相梦。桥本看出甜头来了，过了半年又从关东军那儿弄了钱来要搞政变，这次是要推荒木贞夫作首相，还是北一辉、大川周明这两个文痞做军师。桥本和这两位文痞天天下馆子大吃大喝，把政变经费全在料亭(高级馆子)给吃没了。钱吃没了，两位文痞也就变了心眼，跑去告密去了，结果又没弄成。这次总算是受了点处罚：禁闭25天。那位要问了，阴谋政变就只禁闭25天?嗯，你要知道那关禁闭的地方，还更要昏过去呢：还是料亭。
吃饱喝足了，出来还是做他的中佐。直到1937年12月南京战役，当时是炮兵大佐的桥本欣五郎杀中国人杀红了眼，架起炮来打伤了英国军舰“帕特夫人号”，这才把他解除军职，转入了预备役。以后组织“大日本青年党”，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作为甲级战犯判处终身监禁。只不过是一个炮兵大佐，列为甲级战犯表面上的原因是在“大日本青年党”的法西斯言行，但其实理由不是那个，甚至都不是炮打英国军舰，因为炮击中立国军舰的罪行撑死也就是个乙级战犯，而且那事当时就了了，日本向英国做了赔偿。东京审判时根本就没提那事，桥本欣五郎一个小小大佐之所以名列甲级，是由于得罪过俄国人。但是要很遗憾地说，桥本欣五郎在中国大陆贩卖鸦片的罪行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
桥本欣五郎从陆大毕业后是做的驻土耳其武官，因为这段经历，桥本信奉一种在日本都很少有人听说过的东西：凯末儿主义。斯大林对凯末儿主义本来就不感冒，更不要说桥本在土耳其时勾搭上了托洛茨基，一直在做苏俄的情报。关东军的对苏战略，他在里面掺和了一大半，俄国人恨他不比恨辻政信、板垣征四郎恨得少。东京军事法庭上，俄国人的检察官就咬着他不放，这么着，一个退役大佐和现役大将们站到一起当甲级战犯，也挺滑稽。
桥本是个异类还不仅于此，他身为陆大毕业却是“皇道派”，这也是不多的。怎么说呢?如果硬要用“阶级斗争”来分析的话，那么“皇道派”就是属于低层阶级的。到现在都还是这样，越是下层的人，对皇室什么的越关心，总相信天皇是“天纵英才”，事情就坏在几个贪官污吏手里，如果“天皇亲政”，就什么事都解决了。而“统制派”大多就属于“皇道派”所恨之入骨的“贪官污吏”，起码对天皇什么的无所谓，也就是所谓中层阶级。“二二六事件”其实就是低层阶级为了上层阶级(天皇)来打倒中层阶级。
但是“二二六事件”以后，天皇震怒，说“杀了我的肱股之臣”。要血债血还，把为首的下级军官们连同摇鹅毛扇的北一辉一刀全给宰了。觉得好像被天皇给卖了，这下“皇道派”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只好“一致对外”了。
对外?那“外”是哪儿?有一个口号叫“满蒙生命线”。
应该说，关东军参谋们策划的皇姑屯事件是很失败的，事情没有照他们期望的走，那个被关东军参谋们看不起的张学良，又做了一件让他们想不到的事情：和蒋介石拜把子了，东北易帜。这下关东军想不通了，早知道不杀张作霖，东北也不一定就到处挂“青天白日满地红”，还不如不干。
但我们说过那一拨是滚刀肉，不会轻易认输。皇姑屯事件4个月后，石原莞尔赴关东军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板垣征四郎也来关东军接任河本离任后空缺的高级参谋职位。这两位有了河本的例子作为经验和教训，要放手在满洲干一下了。所谓河本的经验就是：干什么都没事，政府不用说，就是军部都管不了他们这些精英参谋。而所谓河本的教训则是：干就要干个大的，不能像河本那样小打小闹，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要独霸满洲，靠杀一两个人是不行了，得消灭张学良那50万东北军，建立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帝国出来。
1929年7月，在一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中佐对着关东军的参谋们首次发表了他的“最终战争论”和“满洲土地无主论”。一边听着的板垣高级参谋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记在笔记本上了，回奉天后找来石原莞尔再次研究。于是石原莞尔中佐、板垣征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陆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两次头，专门研究占领和统治满洲的问题。石原还叫人拟了一份计划，1930年12月计划完成，石原捧着计划踌躇满志地说：“好了，还有两年。”
据花谷正回忆，知道这个计划的有：“桥本欣太郎中佐、根本博中佐(陆大34期，时任参谋本部###课###班班长)95%;建川美次少将、重滕千秋大佐(陆大30期，时任参谋本部###课课长)90%;永田铁山大佐85%;小矶国昭少将、二宫治重中将(陆大22期军刀组，时任参谋本部次长)50%;而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以及手下的不少关东军参谋幕僚，当时倒并不知道。”
这就是所谓昭和军阀三大“下克上”事件的第一件：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满洲事变”。另两件是辻政信、服部卓四郎的“诺门罕事件”，和富永恭次、佐藤贤了的“北部法属印度###进驻事件”。这第一件和第三件总算还各抓了一个甲级战犯结账，那第二件可真见鬼，两个首犯一个被蒋介石的情报组织军统局给保护起来了，一个被麦克阿瑟的情报组织G2给保护起来了，什么事都没有。
应该说石原和板垣是在准备进行一场豪赌，要知道“九一八事变”是被不少人看做军事学上的奇迹的，就是那个有名的“不抵抗将军”成就了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名声。能在两年之内，把老爷子留下来的50万军队，110万平方公里土地，3700万“子民”给输得精光锃亮的能人，不知道是不是能上“吉尼斯败家子世界纪录”?
咱们来看看那位“少帅”的能耐吧。
当时的关东军只有10600人，而东北军是448万，其中正规军268万，驻在平津一带的精锐有11万左右，驻在奉天的精锐有6万左右，对关东军占绝对优势。
人们在谈到抗战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虽然中国军队人数多，但是武器火力不如日军，所以失利的case比较多”。一般来说，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在1931年的中国东北，那句话不成立!东北军不但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关东军，而且在武器火力上也远远超过了关东军。只要看看九一八事变中关东军缴获的战利品就知道了：飞机60架，坦克25辆，还有大量的日军根本没有的捷克式冲锋枪!
会不会有人奇怪，他张学良怎么有那么多钱，装备怎么会那么好?这么说吧，少帅论别的比不上他爹，就整钱的能耐比他爹要强得多了。大帅整钱靠做马贼、胡子，那钱来得不地道。少帅念过洋书，懂经济，挣钱的方法要酷得多了。东北特产是大豆，少帅就专门倒腾大豆到国际市场去卖，挺来钱。有人要说了，倒腾大豆能挣几个钱?倒腾和倒腾不一样，人家少帅发行一种不可兑换的“奉天票”，除了有花以外和废纸一样。少帅拿了那个废纸向老乡强购大豆，拿了大豆出口去换钱，换了钱去买军火，买了军火再“交”给关东军。
当然，东北军在训练程度上比关东军差远了，但是东北军训练差的责任在谁?总不能让人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帮你张学良来负吧?攻打北大营的日军有多少?有千军万马?没有，就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川岛中队，就一个连，一百来号人!
“皇姑屯事件”的硝烟未散，老爹张作霖的热孝在身，会吃棒子面的都知道是关东军炸的火车，嘿，那位张少帅偏偏就认为关东军是来和他搞联欢的。这不，扔下东北不管，跑北京享乐去了。
1931年春天，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巴登巴登的四人帮”之一)到满洲视察时说：“虽说张学良军队素质不高，但也有22万人。人家还有三十几架飞机，咱们什么都没有。一旦有事，你们准备怎么办?”指示从国内弄几门大炮到奉天(沈阳)来。
什么炮?没有那日俄战争时打俄国人的28厘米大炮那么大，24厘米。但想来吓吓那二流子没问题，就这样把两门24厘米大炮从东京搬到神户，再装上船运到旅顺，最后拖到了奉天。那炮一动弹起来，就得几百个人伺候，整出了那么大动静，他张少帅愣就是不知道这些情报。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但是这位少帅总算还没有泯灭最后的良知：他知道他不能回东北，他还知道他无脸以对东北3700万父老乡亲。要不然这位少帅除了创吉尼斯败家子记录以外，还可以创吉尼斯厚脸皮纪录了。
和河本大作当年偷偷干不同，石原莞尔这次是公开地在干，没打算瞒谁，因为赌局实在太大了。石原的“世界最终战争”理论，参谋本部和陆军与其说反对，不如说有共鸣。但是要付诸实现则反对，理由是怕美国、苏俄或者蒋介石插手。
美国不会直接插手，这点石原敢肯定。蒋介石呢?不说正在忙着“剿共”，按老蒋的为人，石原也准确地判断得出，蒋介石肯定袖手旁观。老蒋对异己喜欢的程度，不比对共产党更多。红军长征时，老蒋都没有忘记借共产党的手剿灭异己。像胡宗南带了10万大军跟在徐海东的5000人后面，不即不离，就差半天路。徐海东进保安歇了三天，打土豪分田地，胡宗南也在城外歇三天。后来徐海东上午出城，胡宗南下午进城，也不知道是在剿共还是在剿异己。这回有日本人帮忙剿灭奉系军阀，蒋介石高兴还来不及呢。
至于苏俄那边呢?那个少帅早把活埋他自己的坑给酷酷地挖好了。1929年7月，张作霖刚死不到一个月，张学良就敢上演“爱国秀”，不去找杀父仇人关东军，却和俄国人去闹出了一个“中东路事件”。被人家打得满地找牙不说，还把一旦有事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给玩没了。
但即便真的美苏蒋全部不闻不问，东北军真的和关东军拼命，关东军也怕，所以石原又通过朝鲜军参谋神田正种(陆大31期)串通了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陆大17期，后来在1937年做过4个月首相。他那个内阁，15个位置10个人干，兼职一串，特别节约人力，被人称为“两人三脚内阁”)，无视军法，擅自将朝鲜军调至边境，随时准备越境支援关东军。其实有两个大队(营)当天晚上已经越过了边界，而林铣十郎是第二天才向上边报告的。这位林铣十郎从此就得了个混名：“越境将军”。
神田正种原来就是关东军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回到了关东军，长期从事对苏工作，最后做到第17军中将军长。战后落到俄国人手里，给判了结结实实的14年徒刑。
整了个那么大的架势，反对的参谋本部就只呆在一边看?那倒没有，参谋本部派了个作战部次长建川美次(陆大21期)来奉天阻止关东军乱来。
建川是有名的“挺进将军”，他怎么会愿意来劝阻石原和板垣呢，可是军令在身，不得不行。他就玩了一个“磨洋工，装死狗”。从东京出来，他不坐飞机，走陆路、坐海船，横穿朝鲜慢慢来。为什么?为了帮石原们和关东军争取时间。等他坐火车到奉天，已经是9月18号傍晚了。
建川美次可是个名人，日俄战争的时候他是骑兵中尉，一个人跑了300里地(这里是日里，一日里约等于4公里，300里就是大约1200公里)去侦察俄军，立下战功。后来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二二六事件”以后，因为是“皇道派”而被转入预备役，出任驻苏大使。和莫洛托夫在《日苏友好中立条约》上签字的日本人，就是甲级战犯松冈洋右和他。败战时自杀，要不然也很有可能是甲级战犯。建川有情，石原也有意，不能让建川落不是。当天晚上关东军举行盛大招待会，为次长洗尘。建川次长心知肚明：都该忙得像耗子似的时候，怎么还全来接风?没错，看样子要出事就是今天了。于是就开怀畅饮起来，左一杯，右一杯，两杯喝完，醉倒下了。干吗来的?等明天酒醒了再说吧。
真的假的?有没有搞错?两杯就醉了?那得去问建川本人了。不过关东军原来定的日期确实是9月28日，接到参谋本部俄罗斯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少佐的密报，建川美次要来，这才提前到9月18日的。
9月15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花谷正、今田新太郎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建川美次部长要来的问题。板垣拿了一支铅笔竖在桌子上，说：“问天命吧，铅笔往右倒就不干了，往左倒咱们就玩命赌了。”
结果铅笔往右倒了下去。
那就是说计划中止了。
但是今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你们不干我一个人干。”
这一句话，整个会议的空气为之一变。其实今田只不过是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日本陆军的佐级参谋，是一批特别疯狂的人，他们为了早日戴上将军肩章，什么事都敢干。在他们那儿，没有“冒天下之大不韪”这句话。
于是这四个参谋就决定了在9月18日建川到达的那天晚上动手，因为那是能够争取到的最后时间。建川部长交给花谷，只要能把他灌得不省人事就行了。
等建川第二天醒来，事已经没了，沈阳的东北军已经被全部解除了武装，石原们正忙着清点战利品呢，不，应该说是缴获品，不能叫战利品，根本就没有过战斗嘛。
石原的战术应该说很简单：“打蛇打七寸”。趁那位花花公子沉醉在温柔乡之际，打掉沈阳城里的奉军指挥部，使东北军群龙无首。在沈阳动手的同时占领营口和丹东，阻断关外奉军主力回援，和确保朝鲜军可以越境增援。
应该说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的算计几乎完美无缺，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没有想到，不但美苏蒋袖手旁观，连当事人张学良本人也同样袖手旁观!根本没有必要占领营口，就是帮张学良修一条现代高速公路，他也不会“打回老家去”。
抗战时在重庆流传的一个笑话，特别能够说明日军佐级参谋在实际战争中的“能量”。
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了，躲进防空壕的蒋介石对身边人说：“娘希匹的，我也给他们炸烦了，要不然就和他们谈判?可是和谁谈呢?天皇不管事，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想谈判也没对手啊。”
手下人想了想说：“报告委员长，有三个人可以谈。”
“哪三个人?”
“少佐、中佐和大佐。”石原的第一步，在张学良的“协助”下，走得很顺利。
到了第二天9月19日早上，建川的酒也醒了，也想起来了花这么多时间到奉天来，到底是干什么来的了。找来石原们训话，说不能在满洲闹出事来。谁知石原们的回答是已经闹完了，奉军全给缴了械，不，不是缴的械，是交的械，没事了。飞机、坦克收来了一大堆，比咱关东军的要好多了，是不是得封张少帅一个“关东军军火采购部长”的头衔，请首长指示。
建川虽然在思想上不反对关东军的胡作非为，但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坐在参谋本部作战部次长这个位置上，这次又是钦差大臣，他必须考虑以后怎么办。于是就和石原吵了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坐飞机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