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与亚历山大的铁骑相遇：希腊的亚历山大时代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建立在提洛同盟基础之上的雅典帝国土崩瓦解，但是斯巴达也在战争中耗尽了精力，再加上它原本落后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状况，使它根本无力承担起全希腊领导者的职责。公元前371年，一向在军事上战无不胜的斯巴达被新崛起的底比斯(小编注：位于希腊中东部的波提亚地区的城邦)击败，然而底比斯的霸权同样也只是昙花一现，十年以后，希腊诸城邦又陷人群龙无首、纷争频仍的混乱状态中。

就在希腊各城邦内讧不已时，位于希腊北部的马其顿王国开始崛起。公元前359年，一位深通希腊文化的野心勃勃的青年成为马其顿国王，这就是腓力二世。他效法希腊的文化成就和战斗技术，大力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控制了马其顿在爱琴海的出海口，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的反抗，将整个希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在女儿的婚礼宴会上遇刺身亡，年少有为、雄姿英发的亚历山大继承了王位。亚历山大在腓力二世开创的基业上，将松散的希腊联盟(“科林斯同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马其顿帝国，然后像古代传说中的英雄阿伽门农、阿喀琉斯一样，开始了征服东方的事业。

亚历山大20岁继位，在当政的13年间，他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个大陆的庞大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这个帝国的疆域之辽阔，即使连全盛时期(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帝国也望尘莫及。亚历山大执政后，用了两年时间平定希腊本土对马其顿党的反抗，尤其是沉重地打击了底比斯东山再起的野心。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希腊军队越过达达尼尔海峽，先后占领了小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毁灭了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的波斯帝国(作为对波斯帝国三次入侵希腊的历史性报复)，并且穿越中亚一直将兵锋推及到印度河流域。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在回师巴比伦时身染症疾而亡年仅33岁。

关于亚历山大，人们素来有各种不间的评价，但是总的来说是褒扬甚于贬抑。这位许西方历史上开辟了最广阔的帝国版图的君，恰好是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的学生。据历史学家们记载，亚历山大不仅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擅长体育竞技，精通文学、医学和科学，这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才能，或许要归功于他的老师的教诲。黑格尔曾对亚历山大大加褒扬：“这番事功的光辉与兴趣配得上他的天才——他的青春的特殊个性，——像这样美丽的一个形式，领导着这样伟大的一番亊功，我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过。因为他不但，是一个天才的将帅，最伟大的勇气和最高的英武聚集在他一身，而且这一切的品质都由于他私人性格的美而越发提高了。”然而，西方另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罗素却认为:亚历山大只不过是一个来自北方的野蛮人，“一个野心勃勃时又热情冲动的孩子”，他对雅典文明的敬意只不过是出于一种势利眼。至于亚里斯多德对亚历山大的影响，罗素表示:“我疑心亚里斯多德一直把亚历山大认为只不过是‘一个放荡而拗执的孩子，是水远不能理解—点哲学的’。大体上说，这两个伟大人物的接触似乎是毫无结果的，竟仿佛两人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一般。”罗素还引用一位哲学史家阿·维·贝恩的观点来描述亚历山大的性格:“狂妄、酗酒、残酷、报复成性、而又迷信得粗鄙不堪，他把深山里的酋长的邪恶和东方专制君主的狂暴都结合在一道了。”至于黑格尔和罗素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何者更接近于真实的亚历山大，我想只能取决于人们如何来评价亚历山大所完成的事业的历史意义了。

当亚历山大占领了波斯帝国的辽阔疆土时，他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来治理这些非希腊的臣民。“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成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尽管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斯多德坚持认为希腊人是天生的土人，而其他民族只配做奴隶，但是亚历山大却选择了后一种方案，即与其他民族平等相处或“种族融合”的政策：不过，即使是这种平等相处，仍然是以希腊文化作为所谓“公分母”的。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前，他就在埃及和西亚等地以他的名字命名而建立了许多希腊式的城市，并且动员了大量的希腊人来这些城市定居。这些城市后来逐渐成为各个非希腊地区传播希腊文化的据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个后来成为托勒密王国首都的新兴城市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就取代了雅典等希腊城邦而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

“希腊化”时代是亚历山大帝国的一个文化后果，当亚历山大把战火燃向东方时，他也把希腊的辉煌文化带到了东方。“亚历山大之死开所谓‘希腊化’新纪元之端。希腊化这个名称来自‘希勒斯’(Hellas意即希腊)，意即类希腊(Greek-like);它表示在纪元前323年与纪元前2和1世纪罗马征服东地中海这段期间，所形成的各国制度和文化都出自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化”一词的含义是指希腊文化在空间地域上的扩展，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希腊文化向东方各地区的传播和渗透，这种传播和渗透是卓有成效的。

亚历山大死后，他依靠军事力量在短吋间内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同，由于缺乏有效的经济基础和行政管理措施而迅速分崩离析。他的将领们为了争夺王权而陷人内讧，亚历山大在东方开创的基业，被他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所瓜分——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占据了波斯帝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领土;而亚历山大帝国的希腊部分，则归属于安提柯王朝的马其顿王国统治。

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瓦解了，但是建立在埃及和东方的托勒密王国和塞琉西王国仍然在持续不断地推行着亚历山大的“希腊化”政策。这两个王国的统治者都是希腊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把希腊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成果在他们统治的疆域内加以推广。以雅典方言为基础的希腊共同语成为托勒密王国和塞琉西王国(当然也包括本身就在西方的马其顿王国)通行的官方语言。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在东方的土地上建立了300多座希腊城市，在每一座希腊城市中都建有希腊式的会所、剧场和体育场，而希腊的巡回演出剧团则定期在这些城市的剧场中上演希腊的悲剧和喜剧。“当时若非懂得希腊文并能欣赏米南德及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不会被视为有教养的人。阿波罗、阿佛洛狄忒(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维纳斯”)等希腊神祇的雕像随处可见，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灯塔和罗德岛的拉奥孔雕像表现了典型的希腊艺术特点，我们甚至在印度的犍陀罗艺术中都可以看到希腊雕塑风格的深刻影响”

在希腊传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小亚细亚的佛律癸亚国王戈耳狄俄斯曾用一个极其复杂的绳结把一个牛轭系在牛车上，并且宣称：谁如果结开了这个绳结，他将成为整个亚细亚的统治者。据说亚历山大东征小亚细亚时曾经面对这个难倒了无数才智之士的绳结，拔出利剑，将绳结斩为两段。他因此而成为第一个实现了“大一统世界”理想的人。亚历山大对东方的征服及其所开创的“希腊化”运动把希腊与东方在文化上联系为一个相互融通的整体。但是“希腊化”时代不仅仅是希腊文化向东方的渗透和扩张，在这个表面现象背后，还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那就是东方文化对希腊(以及稍后的罗马帝国)的反向渗透。源于东方(波斯和埃及)的君主专制主义和官僚体制、奢侈放荡的享乐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和彼岸主义的宗教信仰，正是随着希腊化的过程悄悄地浸人西方文化的肌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西方文化的面貌。

希腊文化精神的凋敝

亚历山大用他的利剑斩断了传说中的戈耳狄俄斯之结，他也同样斩断了纷扰芜杂的城邦政治之结和喧闹不已的希腊多神教之结。黑格尔曾经指出:“希腊世界生息在荷马这个元素里，就像人类生息在空气里一样。希腊的生活真是—种青春的行为。这个生活开始的人是阿溪里斯(即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引者注)，他是诗歌的理想青年;这个生活结束的人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现实的理想青年。这两位青年，都出现在希腊与亚细亚的抗争里。”希腊神话的诗歌的理想在马其顿帝国中成为现实，奥林匹斯诸神在亚历山大的旷世雄风面前只能默默地向隅而泣。亚历山大取代了宙斯而成为惟一的神，但不是在荷马的诗歌中，而是在亚历山大帝国的现实中。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希腊多神教的现实基础是分离主义的城邦制度，因此，当亚历山大结束了希腊城邦制度的时候，他也就敲响了奥林匹斯诸神的丧钟。他用帝国主义的绝对君权这块砺石，磨尽了城邦民主政治和希腊多神教的理想之光。北方蛮族的强悍粗犷的性格使他征服了在文明的奢靡风气腐化之下变得越来越疲软和堕落的希腊世界与东方一些国家(如埃及、波斯、巴比伦等)，将它们融入到一个光芒四溢的帝国之中。然而，亚历山大帝国却如同夜空中的流星，一闪而逝，它曾一度以粗犷遒劲的英雄主义感召着日益消沉的希腊人的心灵，使他们看到了已经黯淡了的英雄主义理想再度辉煌的微弱希望。但是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崩溃，历史堕入了一个萎靡不振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英雄主义的理想彻底陨落了，希腊入纷纷龟缩到纷乱无聊的政治游戏和醉生梦死的温柔乡中。他们不再崇拜英雄，也不再赞美神灵，而是把全部的目光转向了自身。他们开始以一种消极颓丧的姿态来对待生存问题，以一种玩世不恭的行为方式和冷嘲热讽的口吻来揶揄生活中一切神圣的东西，这种姿态是与希腊义化和谐之美的个性和欢愉明朗的基调迥然而异的，也是与希腊城邦时代崇高的悲剧精神背道而驰的。

从表面上看，希腊化时代是希腊文化在地域上的推广与扩展，但是从实质上说.希腊化时代却是希腊文化精神的衰颓和没落。希腊文化的浑雄壮丽、动人魂魄的悲剧时代结束了，接踵而至的是一个低吟浅唱、醉生梦死的平庸时代。在希腊化时代，希腊的政治向着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和腐化堕落的方向发展，亚历山大帝国分裂而成的三个王国——希腊的马其顿王国、埃及的托勒密王国、西亚的塞琉古王国——陷人了无休无止和徒劳无功的冲突龃龉之中;希腊的文化则向着繁缛华丽和虚浮无聊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埃及、波斯等地文化的骄奢淫逸的成分。在经济生活方面，希腊化世界的中心从希腊半岛移至西亚的安提阿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公元前1世纪时，亚历山大里亚的人口已逾百万，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而且也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文化中心。建于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Museum，意即文艺女神缪斯的殿宇)包括天文台、实验室、解剖室、植物和动物园以及一个藏书达50万册的图书馆.“当时，曾发生早期‘人才流失’的现象，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哲学家、数学家、医生、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天文学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艺术家和诗人，由于受适意且激励人的气氛、极好的设备、免费的膳宿和令人羡慕的薪水的吸引，纷纷来到埃及”在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有几何学家欧几里得、天文学家希帕克、哲学家斐洛等，连那位豪迈地宣称“给我一个支点，我将移动地球”的伟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徳也曾一度在亚历山大里亚工作和生活过。

在思想方面，希腊化时代产生了犬儒主义、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等各种哲学派别，它们各自的主张虽不尽相同，有的(如伊壁鸠鲁派与斯多葛派)甚至貌似对立，但是却具有一个共间的特点，那就是对现实世界的漠不关心。哲学不再把它的目光投向宇宙的本原(如希腊的自然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如柏拉图的“理念”论)或者现实的国家(如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学)，而是将其局限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圈子里，一味沉潜于个人的幸福和解脱，追求“肉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哲学“堕落”为伦理学，由引导人们追求真理的火炬变成了跟在生存斗争后面收拾病弱伤残的救护车。一切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怀都消失在个人自我完善的狭小天地中，英雄主义和敬神之心都被淹没在关于个人肉体和灵魂得救的清醒盘算里。由于这种厌世哲学或消极伦理学的影响，希腊化时期的人们在宗教生活方面转向了神秘主义。具有髙贵的理性成分和明朗的欢愉色调的奥林匹斯宗教日渐衰弱，民间各种阴郁诡异的神秘祭却受到越来越多信徒的狂热崇拜。这些民间神秘祭的兴盛不仅与希腊化时期流行的斯多葛学派对待现世的悲观主义态度有关，而且与东方宗教的影响有着更加密切的内在联系：

埃及母神埃西斯的崇拜，曾有一个时期几乎成为全近东最有影响的崇拜。迦勒底人的星灵宗教，同样的，扩展至速，结果是有了这种宗教的主要后果——占星术，在整个希腊化世界得到疯狂般的热烈信仰。但是，最有力量的影响则是来自琐罗亚斯德教的支派，特别是密特拉教和诺斯替教。一切起源于东方的崇拜，在其允诺来生得救方面，总是彼此相似，但密特拉教和诺斯替教有更具伦理意义的神话学，对此世鄙视更加深刻，而通过人身得救以赎罪的教义也更加明确。就是这些思想满足普通人民的情感迫切要求，人民被说服，认为此生已矣，准备从未来世界中接受无穷无度的好事承诺。……悲观，神秘，以及来世思想，并不限于受践踏的人。在有些情况下，对此生怀着最尖锐的嫌恶情意和最深刻的神秘想望者，正是那些口袋里充满财物的有钱人。

奥林匹斯诸神在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面前已经变得黯然失色，到了希腊化时期又开始遭受东方宗教的排挤，更是无处栖身。尽管他们被雕成了塑像，供奉在公共场所，但是他们却成为了一些毫无生气的傀儡，他们所象征的希腊文化精神正在日益凋敝。尽管希腊的雕塑、戏剧和体育竞技活动远远地传播到了埃及、西亚、中亚和印度，但是希腊的文化精神却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东方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所销蚀、渗透和替代。无论是在政治上、文学艺术上，还是在宗教上，东方文化的烙印都是显而易见的。希腊化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希腊文化所独具的那种和谐之美出现了裂痕，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原始同一被打破了，从而产生了明显的自我分裂和一元对立。其结果，一方面是疯狂放纵的物欲，另一方面则是悲观弃世的神秘，肉体与精神双方都陷人到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之中，于是不得不转向东方文化的巨大阴影中去寻求解脱。布林顿等人指出：“那时，希腊化世界的风格，具有一种显著的双重性格，一种分裂的个性。它一方面要极力超越物质，如在神秘祭礼和斯多葛教派中;另一方面又想从物质世界中引出最大的潜力。……希腊化生活的双元论起源于将两种古老的文化——希腊的和近东的——融合的企图。希腊文化的影响虽然很强烈，够普遍。在希腊化的世界中，希腊语的使用从末超出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士之外。在壮丽的希腊外貌后面，希腊化地方保留着根深蒂固的东方制度，如对神权君主的指令在政治方面绝对的服从，以及对神秘的神祈的命令在精神方面绝对的服从。

在这个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一种神秘主义的和彼岸性的宗教精神正在悄然兴起，它与感觉主义的、现世性的希腊多神教是迥然而异的，与日后从犹太教中脱颖而出的基督教却一脉相通。处于末世之中的希腊人，被自私自利和放荡淫逸的生活方式腐蚀得孱弱不堪，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富丽堂皇、美艳无比，实际上却已经丧失了一切深刻的内蕴和高贵的气质。就如同—棵参天大树，树心已经被蛀虫挖空，表面上却仍然是枝繁叶茂。希腊化晚期的人们已经普遍地感受到这种危机，陷入了一种“富人的痛苦”境遇之中。他们服饰华丽、谈吐高雅，口袋里装着挥霍不尽的钱财，回廊里摆设着优美的艺术作品，然而他们的灵魂世界却是那样的空虚无聊、慵怠乏力。古代的理想陨落了，英雄主义的悲壮情怀已经随着业历山大帝国的瓦解而被彻底埋葬，新的信仰又处于扑朔迷离的朦胧状态，因此他们只能乞灵于玄奥虚幻的神秘主义。在这种精神普遍迷惘的氛围中，在这块散发着恶臭气息的腐烂土壤里，一种新的精神支柱或宗教信仰正在悄然萌动。然而，在希腊化世界中，精神的堕落尚未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端程度，它仍然可以在各种民间神秘祭和具有出世倾向的哲学(如斯多葛主义)中得到慰藉。在这种苟延残喘的情形下，既然希腊文化本身已经丧失了任何自我振兴和自我更新的潜能，那么就需要一种历史性的力量从外部来给予希腊衰颓的精神以致命的一击，把它推入彻底绝望的境地。这力暈一方面将整饬腐败堕落的希腊化世界，使它那散漫放荡的作风就范于一种铁的纪律和不可伸缩的法律;另一方面将消除希腊文化中刚刚出现的分裂和二元对立状况，以一种片面性的单纯来取代希腊的和谐之美。这力量将充当两种宗教信仰或文化精神必要的中介环节，它将以片面发展的物质因素来压抑人的性灵，以肉身的现世性享乐来否定灵魂的彼岸性超越，以恺撒的权柄来取代上帝的荣耀。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将希腊化址界的那种不死不活的精神推人彻底绝望的渊壑之中，使整个世界都陶醉于肉体的暴戾恣睢的狂妄之中，从而以否定的方式为另一种高级文化——基督教文化——从精神的普遍绝望状况中脱颖而出创造条件。

这种横扫希腊世界的一切腐朽局面的无情力量，就是罗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