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秘书李鸿章的成功秘籍：好马也吃回头草

　　一、与曾国藩的关系渊源

　　李鸿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安徽合肥东乡人(今安徽肥东)。

　　李鸿章少年聪慧，六岁入家馆学习，后来又拜合肥名士徐明经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奉父命入京参加乡试，次年顺利中举。二十七年(1847)，又考中丁未科二甲进士。

　　李鸿章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其中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可谓豪气万丈，志向非凡，因而为世人所传诵。他还以诗言志，表达了“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的强烈愿望和好进之心。

　　入京后，李鸿章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不仅遍访了安徽籍在京名人，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而且因为父亲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两人交情又很深的关系，李鸿章与其兄李瀚章便以“年家子”的身份投靠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

　　从此以后，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而且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应付科考的八股文技巧，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李鸿章考取进士在翰林院学习任职期间，仍然经常向曾国藩请教问题。在丁未科进士中，曾国藩特别器重李鸿章、郭嵩焘、帅远燡、陈鼐四人，称他们为“丁未四君子”。

李鸿章访英国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由广西杀进湖南，在家守制的曾国藩奉命帮办团练。第二年，李鸿章也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先后在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福济等人幕府工作，协助他们办团练。几年下来，本想有一番作为的李鸿章却被太平军打得一败涂地、无家可归，落魄潦倒、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自己的老师曾国藩，于是千里迢迢来到江西建昌(今江西省南城县)，投奔曾国藩大营。

　　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说明此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比以前增进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而且对他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赏的。

　　二、走上“翰林变绿林”的军旅之路

　　说到李鸿章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带兵打仗这件事，先得叙述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取进士，被录用为翰林院庶吉士，顺利实现了科举时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中进士、点翰林”的人生目标。经三年研习，他又以优异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编修的官职虽然不高，只是个正七品，但清代的汉族名臣，十之八九由此起家，所以这是李鸿章仕途中极为重要的起点。

　　正当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准备沿着传统升官之路平稳地走下去时，国内局势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咸丰元年(1851)初在广西爆发的震动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迅速发展到长江流域。太平军在围攻长沙，攻占岳阳、武昌和九江后，又沿江东下，相继攻占了安徽省城安庆和江南重镇金陵，并在金陵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瞬间出现的大变局，既打破了李鸿章平稳的官场生活，也为他在晚清政坛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当时清廷的“八旗”和“绿营”已不堪使用，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一旦有紧急情况，“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面对严酷的现实，咸丰皇帝不得不把汉族地主豪绅拉过来，利用他们在本土的势力“结案团练”、“搜查土匪”，并为此在众多省份任命了一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李鸿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跟随吕贤基回到安徽家乡办团练的。

　　关于吕贤基奏请李鸿章帮办团练之事，《异辞录》作者刘体智有过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文忠(李鸿章谥号)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吕贤基谥号)，怂恿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至误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官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异辞录》卷一《李鸿章自京至皖》)

　　刘体智的父亲刘秉璋是李鸿章的学生和部属，作者本人又从小在李鸿章家塾读书，与李氏父子叔侄、门生故吏朝夕相聚，不拘形迹，这段出于口耳相传的史实，自然十分可信。

　　据刘体智《异辞录》卷一所写：安庆失陷的警报传到京城时，李鸿章尚不知最新情况。咸丰三年(1853)新春正月某一日，他正在北京海王村逛书摊，偶然遇到一位安徽同乡，此人见他心定气闲地挑选书籍，很觉得惊讶，就对他说：“少荃，你难道不知道咱们省城已经失陷了吗?怎么还有心事买这些无用的东西?!”或许是书生意气使然，也许是报国心切，李鸿章赶忙离开海王村，直接奔赴安徽籍在京高官、时任工部左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吕贤基家里，慷慨激昂地怂恿他上疏，请朝廷火速发兵“剿贼”。李鸿章深知，只有请出吕贤基这样的先贤和高官出面喊话，朝廷才会重视此事。

　　吕贤基不仅早就认识李鸿章，而且因为李鸿章写得一手好文章，人又聪明伶俐，所以对这位乡里后生非常喜爱和看重，一直把他当笔杆子使用，遇有上疏言事总是请他捉刀代笔，此事习惯成自然已成家常便饭。这回李鸿章鼓动吕贤基上书皇帝请求发兵拯救桑梓，根本无需费多少口舌，吕贤基那根平静的心弦就被慷慨激昂的李鸿章拨动起来了，他雄心万丈地答应下来并要李鸿章连夜代草奏疏，准备明天一早就呈递皇上。

　　李鸿章回到家里，即刻躲进书房，翻检书籍，寻找资料，又将丢失安庆后的危急形势和朝廷必须出兵的诸多理由一一想清想透，然后挥动如花妙笔，遣词造句，排比铺陈，绞尽脑汁，惨淡经营，终于赶在上朝之前将一篇洋洋洒洒的雄文写成并誊写完毕，然后派人迅速送到吕贤基手里。好在李、吕两家相距不远，吕贤基收到后，还有时间浏览一遍。他感觉非常满意，一字不改，就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李鸿章本有睡懒觉的习惯，昨晚又差不多忙了个通宵，因而十分困倦，倒头便像死猪一样睡了过去。等他睁开眼睛，一看钟表，竟然已是午后时刻!他很想知道吕贤基的上疏结果，却又看不到当天的朝报，只好吩咐车夫驾车，亲自前往吕家探听消息。谁知刚跨进吕家院门，就听见里面叫骂声、哭喊声连成一片，院子里差役人等，个个惊慌失措，一片乱乱哄哄，像是死了人一般。就在李鸿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进退两难之时，吕贤基却从里面跳着脚冲了出来。他一把扯住李鸿章的衣领，两眼瞪得灯笼似的大声吼道：“少荃!你还敢上我家来?你害得老夫好苦啊!”李鸿章对吕家人如丧考妣、大放悲声本来就大惑不解，如今听了吕贤基这番没头没脑的责怪，更是茫然不知所措。他正想开口问个究竟，吕贤基却抢在前面说话了：“皇上看了我的奏折，当即命我回安徽督办团练。我一介书生，又一大把年纪，哪里担负得起练兵打仗的重任啊!你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让我白白去送死嘛!你害惨了我，我也要拉个垫背的。我已经奏请皇上同意，让你跟我一道回老家办团练!”

　　李鸿章虽是有理想抱负的热血青年，但突然要他离开翰林编修的位置，奔赴战场带兵打仗，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被人打了一记闷棍，让他感到头昏脑涨，分不清东南西北!李鸿章立马僵在那里，好久回不过神来。

　　其实李鸿章应该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发生。因为从头一年夏天开始，咸丰皇帝就尝试着在“贼氛逼近”地区直接下令委任在籍大员帮同地方官办理本籍团练事宜。如今太平天国运动越演越烈，“八旗”和“绿营”又完全不中用，朝廷不依靠地方团练进行防御和抵抗，还有什么法子可想呢?

　　但道理归道理，事实是事实：吕贤基毕竟是个“恂恂儒者”(《清代碑传全集·续碑传集》卷五十四)，几乎没有谁想过皇帝会派他这样的人上前线带兵打仗;李鸿章虽然勇于任事，但毕竟只是一个低级官员，如果不是吕贤基硬拉他下水，皇上肯定不会点到他头上来。正因为有这些没有想到，才最终产生了道理与事实反差巨大的结果。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李鸿章怂恿吕贤基上奏引起的，吕贤基说李鸿章害了他，当然不无道理。

　　朝中官员尽管将赴前线办理团练视为畏途，但皇上命令已下，哭丧着脸也无济于事。不久，李鸿章就离别翰苑，跟着吕贤基返回家乡，走上了“翰林变绿林”的军旅之路。

　　吕贤基从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受命，到当年十月舒城陷落而死，在办理安徽团练防剿任上不足一年，这一事实表明李鸿章确实把他害惨了。吕贤基自然也害苦了李鸿章，他不仅在太平军兵临舒城城下时差点丢命，而且在此后五年多时间里，战场累累受挫，前景一片暗淡，“昨梦封侯今已非”，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前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才千里迢迢奔赴江西，投到曾国藩幕下。

　　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说明此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比以前增进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而且对他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赏的。

　　三、受到曾国藩的整治和“敲打”

　　李鸿章到江西后，开头并未受到他的老师曾国藩的热情接纳，相反还被冷落了一段时间。据《庸庵笔记》和《清稗类钞?幕僚类》等文献记载，李鸿章在宾馆住下之后，便托人给曾国藩捎信，表达了想到老师手下工作，一展平生抱负的迫切愿望。他非常自信地认为，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对自己又比较了解和赏识，在此战败沦落之际前来投靠，老师肯定会欣然接纳。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来曾国藩的回音，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也没有约他见面。曾国藩的异常表现，不仅李鸿章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曾幕幕友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懂他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早在曾幕工作的陈鼐出于对“同年”好友(同科考取进士的人俗称“同年”)的关心，就旁敲侧击地向曾国藩打听消息，在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的情况下，他干脆替李鸿章当起说客来：“少荃是您的学生，这次特地前来侍奉老师，是希望在您手下学习本领，得到锻炼。”曾国藩这才慢条斯理、拿腔作调地说：“少荃嘛，是翰林呀!志大才高，是办大事的人，咱们这个小地方，就像条小水沟一样，哪里容得下他这条大船呢?算了吧，还是叫他回京城当朝官吧!”陈鼐又说：“这些年少荃吃了不少苦头，经历了许多磨难，再不是当年那个意气用事、好高骛远的少荃了，老师为什么不能试用他一下呢?”经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入幕。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李鸿章，只是他对李鸿章的优点虽然十分欣赏，对其缺点和毛病同样看得非常清楚，为了将这个可塑之才变成真正的可用之才，他于是故意让李鸿章坐一段时间的冷板凳，打一打他的傲气，这样，他就会变得更加成熟，养成内敛沉稳、宠辱不惊的性格脾气。

　　《庸庵笔记》是“曾门四弟子”之一、曾长期在曾国藩幕府工作的薛福成的名著，他的这一记载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为许多文章和书籍所引用。曾国藩考察历练人才的方法确实非常独特。据说，后来担任第一任台湾巡抚的刘铭传曾与另外两人一道慕名拜访曾国藩，如约而至后，曾国藩却故意避而不见。时间一久，两个同伴很不耐烦，唯独刘铭传心平气和地欣赏墙上的字画，这些都让曾国藩了解得一清二楚，刘铭传因此得到曾国藩的推荐。从这件小事也可看出，曾国藩在考察历练人才方面确实与众不同，很有一套。

　　李鸿章进入曾国藩幕府后，起先掌管文书，继而负责向朝廷拟写奏稿，相当于文字秘书角色。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笔行文，批阅公文、起草奏折等公私文书甚为得体，曾国藩对其工作非常满意，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赞他说：“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为适合，所拟文稿远远超过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庸庵笔记》卷一)

　　李鸿章虽然能干，但身上的毛病确有不少，落拓不羁、自由散漫便是其中之一。曾国藩的日常起居和工作习惯颇有规律，一直秉承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的原则，历来都是黎明即起，查营完毕即吩咐伙房开饭。他不仅自己长期这样坚持，而且要求幕友们必须与他步调一致。湘军军营惯例是天亮即吃早饭，李鸿章却有睡懒觉的毛病，日上三竿才肯起床，初来湘营的他，对这里的生活和工作节奏很不适应，宁愿不吃早饭也想多睡一会儿。有一天，他便以头痛为名，赖在床上不起来。哪想到曾国藩非常看重这顿早饭，只要有一人不按时起床，他就不开饭。他想利用共进早餐时间与幕友们谈经论史，商量工作，既可充分利用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又能增进相互了解，融洽同事感情，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此培养团队的严明纪律和整体观念。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懒散作风早就看在眼里，这回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去催李鸿章起床，非要李鸿章起来吃饭不可。李鸿章见势不妙，只得披衣而起，踉踉跄跄赶到饭厅。吃饭时，曾国藩一直板着脸，不说一个字，放下筷子后，才严肃地教训李鸿章：“少荃，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府，有一言就不能不讲：我这里所推崇的，惟有一个‘诚’字而已!”说完，也不等李鸿章答话，扭头就走。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番批评和“敲打”，既整治了他的自由散漫习气，又敲打了他“不诚实”的缺点，可以说是既有纪律约束，又有道德说教，真是话虽不多却语重心长，言虽不重却芒刺在背。俗话说“响鼓不用重锤敲”，李鸿章哪里感受不到其中的深意呢?从此以后，李鸿章自觉以曾国藩为榜样，对自己严格要求，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工作规律和生活习惯。到李鸿章晚年时，有人仔细观察他的饮食起居，每天早起，看书习字，午饭后踱步，与曾国藩如出一辙，不仅形似，而且神似，可见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之大。同时也说明：在有些方面，李鸿章确实得到了他老师的“真传”，“薪火相传”，也确实惟有李鸿章这位“门生长”。

　　多年后，李鸿章回忆往事时，还对人津津乐道：“我拜过的老师很多，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善于教导人的，随时、随地、随事都能有所指示。”又充满深情地说：“我曾经在好几位高官的幕府做过幕友，然而都茫无头绪，自从进了老师的幕府，才真正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搞清了努力前进的方向，确实获益匪浅啊!”

　　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说明此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比以前增进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而且对他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赏的。

　　四、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欣赏，主要有下面写到的这几件事情。

　　前面说过，曾国藩十分重视奏折撰写工作，常常让幕友们分头起草同一份奏折，然后从中选定一份作为修改定稿的蓝本。曾国藩这样做，主观上当然是为了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幕友的作用，但客观上也取得了培养和发现人才的效果。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固然与这些人本身素质很高有关，但也与曾国藩善于培养和使用他们分不开。就拿分头起草奏折这件事来说，幕友们每次参与奏折起草，就像参加一场重要考试，压力之大不亚于如今的高考学子。他们写的奏折最后能被曾国藩看中，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和高兴的事情，即使落选了，也可以从别人的成功经验和自己的失败教训中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对于提高幕友们的公文写作水平，培养他们的从政能力，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李鸿章的公文写作能力之所以被曾国藩特别看好，他之所以能在众多幕友中脱颖而出，就是通过一次次奏折写作“竞赛”实现的。

　　在曾国藩幕府期间，李鸿章究竟写了多少奏折，如今虽然说不出准确的数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为数定然非常可观。其中最有名的，当推《参翁同书片》。

　　严格说来，《参翁同书片》并不是一份独立的文件，而是附在奏折中的一个“夹片”。“夹片”与如今的公文附件有点儿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但“夹片”往往有非常重要的内容。《参翁同书片》，就是清朝历史上著名的“夹片”之一。

　　翁同书当时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部下，咸丰八年(1858)后担任安徽巡抚。咸丰九年，捻军联合太平军进攻翁同书驻节所在地定远县城，翁同书无力抵御，弃城逃跑，退守寿州。咸丰十年，太平军围攻寿州，赖当地团练竭力抵御，寿州始得保全。后来，由于翁同书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团练首领之间的内部矛盾，导致当地团练首领之一的苗沛霖和其他团练首领相互仇杀而激成大变，反攻寿州。翁同书为招抚苗沛霖，答应了他的一切条件，将其仇人徐立壮、孙家泰、蒙时中等人杀害，并将他们的首级交给苗沛霖祭灵雪仇。但苗沛霖目的达到后，并不投诚，最终导致寿州失守。曾国藩忍无可忍，决定上章弹劾。

　　然而，翁家一门鼎盛，是当时的第一家族。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翰林出身，咸丰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入值上书房，是同治皇帝和恭亲王的老师;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龢也都鼎鼎有名，一个曾为督抚，是封疆大吏;另一个则为状元，先后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的师傅，并在光绪朝官至大学士、军机大臣。翁家门生弟子布满朝列，在皇帝面前“圣眷”甚隆，要将翁同书扳倒谈何容易。

　　在《参翁同书片》中，李鸿章却以区区不足六百字的文字，历数翁同书忠奸不辨、误用歹人，贪生怕死、弃城而逃，措置失当、连失两城等数条罪状，然后指出翁同书所上奏折的自相矛盾之处，反驳他“颠倒是非，荧惑圣听”的种种狡辩之言，令其无继续辩解的任何余地。尤其是“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一句，更可称之为文章之眼。它先亮明上奏者的身份，明确上奏者的职责，接着把翁家的门第摆出来，以表明上奏者完全是为朝廷着想，不敢徇私害公的大无畏精神。文章写得恭敬诚恳，说得入情入理，却又字字如刀、义正词严，将朝廷可能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而想“瞻顾迁就”、从轻发落的后路彻底封死，也使那些想帮忙援救的人有口难开。此片确实写得十分老辣，立即参倒了翁同书这个地位高、后台硬的大人物。经王大臣会同审讯，翁同书本来被判死罪，后因其父病重并去世，两宫皇太后为眷念两朝老臣翁心存起见，才罪减一等，免去死罪，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赎罪，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充军”。据说，《参翁同书片》一出来，即被全国各大衙门的幕友们争相传抄、广为传颂并奉为圭臬。

　　作为曾国藩的高级幕友，李鸿章另一项主要任务是帮助幕主策划、办理军政要务。在此方面，李鸿章同样有着很高的天赋和不俗的表现。

　　咸丰十年(1860)秋天，英法联军攻占天津，接着向北京方向推进，不久直逼北京城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给驻扎在安徽祁门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下了一道圣旨，要他速派鲍超率部北上救援。鲍超是湘军的一员悍将，他指挥的部队称为霆军，很有战斗力。接到命令后，曾国藩左右为难，大伤脑筋。他既不愿意湘军主力被朝廷抽走，落入别人的掌握中，又不敢公开违抗皇帝命令。他决定集思广益，请幕友们充分发表意见和看法。大多数幕友主张派鲍超北上勤王，只有少数人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而反对发兵。李鸿章却别出心裁，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他认为：英法联军已在北京城下，以他们的实力，破城而入只是朝夕之事，湘军千里迢迢派兵北上救援是远水不解近渴，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徒劳无益。再说，英法联军即使打进了北京城，最终无非是和朝廷“金帛议和”了事，他们不可能和满族人抢皇帝做，真正威胁清王朝统治的还是太平军。但救君父之难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公开反对发兵既不明智，也有犯上嫌疑，万万使不得，社会舆论乃至后世史评也令人惧怕。李鸿章于是给曾国藩出主意说：我们不妨采取拖延的办法来对付，过几天再给皇帝上一道奏折，说鲍超只是一员战将，非方面之才，位望和能力都不够担当援兵统帅的重任，请朝廷于曾国藩本人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间选择一人为主帅，统兵北上，护卫京畿。而奏折来往需时，曾国藩所接圣旨已在路上走了半个月，这里再耽搁数日复奏，等奏折送达热河皇帝手上时，又要半个多月，在这一来一往一个多月时间里，形势肯定发生了变化，已经不再需要湘军北上了。这的确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曾国藩欣然采纳了李鸿章的意见。果然，朝廷很快便有新的命令下来：和议已成，援兵无需北上。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不仅帮了曾国藩的大忙，而且也让曾国藩看到了李鸿章过人的政治才干和高超的政治手腕。

　　更使曾国藩对李鸿章刮目相看的，还是“祁门移军”这件事。

　　咸丰十年(1860)初，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一举击溃后，苏、浙形势万分危急，朝廷连下八道命令催促曾国藩率部援救，并授予他两江总督实职。为配合朝廷援浙要求，曾国藩把湘军大本营设在皖、浙、赣三省交界处的安徽省祁门县，李鸿章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个地方像个锅底，兵家把这样的地方称为绝地，如果把大营建在这里，等于自寻死路，从战略上看十分危险，必须赶紧离开。曾国藩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受李鸿章移营思想的影响，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朝廷看，以表明自己坚决执行朝廷命令的坚定态度。也就是说，李鸿章建议移营主要是着眼于军事，曾国藩死守祁门更多的是考虑政治。在曾国藩看来，军事当然必须服从政治，所以他很气愤地公开声称说：“你们要是胆小怕死，都离开好了!”不久，李鸿章果然因其他原因负气出走。李鸿章虽然离开了湘军，但并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他多次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后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也从安庆前线来函，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请大哥迅速移营。加之在太平军的攻击之下，祁门大营的确险情不断，曾国藩这才深切感到李鸿章是真心诚意为他着想，咸丰十一年春天，曾国藩终于将两江总督衙门从祁门山区搬到了长江边上的东流(位于安徽省东至县)，并对李鸿章的战略眼光殊为欣赏。

　　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说明此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比以前增进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而且对他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赏的。

　　五、好马也吃回头草

　　“祁门移军”之争产生的裂痕尚未弥合，李鸿章与他的老师曾国藩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事终于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老秘书。早在曾国藩奉命回乡办团练时，正在湖南做教谕的李元度就加入曾国藩幕府，参赞军务，患难相从。在湘军最初屡打败仗的艰难岁月里，曾国藩不仅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而且在曾国藩两次跳水自杀的紧要关头，都是李元度苦苦将其劝阻，因此李元度称得上是曾国藩的救命恩人。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他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并在咸丰七年(1857)写信给李元度，发誓要对李元度三不忘：一是不忘靖港之败后的“宛转护持”;二是不忘九江之败后特立一军，“保全根本”;三是不忘樟树之败后“支持东路”，“以待楚援之至”。(《曾国藩全集?书信》)

　　李元度擅长文笔却缺乏军事经验，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即皖南道，领兵驻防徽州(今安徽省歙县)。徽州是皖南通往浙江、江西的要道，军事地位非常重要，是祁门大营的大门。在太平军进攻的时候，他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擅自出城迎战，结果一触即溃，徽州陷落，大门洞开，湘军大本营祁门因此丧失防守的前哨阵地，直接暴露在太平军面前。李元度乱中逃生后，在浙赣边境游荡，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并不束身待罪，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一气之下，决定具疏弹劾，以明军法，并自劾用人不当，请求处分。李鸿章受命撰写弹劾文书，不仅拒绝起草，而且率众坚决反对，理由是李元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曾国藩用人不当。在李鸿章看来，李元度是个典型的读书人，豪言壮语颇多，执行能力较差，不是一位将才。曾国藩也深知李元度的短处，却派他领着一支数量不多的部队防守兵家重地徽州，兵败后又要严词纠参，这是毫无道理的。况且李元度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有恩于他，因此于公于私都不能做得这么绝情。曾国藩则认为私情不能代替军纪，如果李元度违令失城之罪可以不究，将来人人效法，湘军的军纪还如何维持?因而坚持弹劾。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时心急，难免情绪失控。李鸿章来了脾气，说：“恩师一定要弹劾他，门生不敢起草!”曾国藩一听十分生气，说：“你不起草，我自己会写!”李鸿章想不到老师会说出这种绝情的话来，也就无所顾忌地说道：“若是这样的话，门生留在这里已经毫无意义，只能离恩师而去了!”正在气头上的曾国藩也失去了冷静，说：“随你便!”

　　如果说“祁门移军”之争还只是停留在工作意见相左的层面上，那么，因李元度事件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两人针尖对麦芒，谁也不让谁，就是明显的意气用事了。两人已经把话说死，谁都不愿意首先服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只有出走一条道可走了。其时，曾国藩的祁门大本营正受到太平军的极大威胁，李鸿章的离去自然使曾国藩大为恼火，他不仅觉得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而且认为李鸿章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是一个“难与共患难”之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是豪杰之士，能够容纳各种不同意见和各种人物，如今才知道并非如此。(《异辞录》卷一)

　　此事对两人的伤害虽然很深，但他们的关系毕竟非同一般，事后冷静想想，又经朋友从中调和，于是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悔意。尤其是李鸿章出走后，还继续深情地关注老师的安危，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做他的工作，力劝其离开祁门，曾国藩不能不被其真情所感动，所以最后还是听从了李鸿章的建议移师东流。李鸿章当然也很想再回曾国藩幕府，在湘军进攻当时的安徽省城所在地安庆并连获胜仗后，便写信致贺。以曾国藩的历练，一看便知此举是李鸿章回心转意的试探，于是捐弃前嫌，写信邀其回营：“若在江西无事，可即前来。”(《李文忠公鸿章年谱》)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庸庵笔记》卷一)说明此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比以前增进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而且对他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赏的。多年后，晚清名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撰写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所指的也是他反对弹劾李元度一事。由此可知曾、李相知之深和这件事虽有负面影响，但也有积极的正面效果。这说明：真正干大事业的人，是不会在乎下属提意见的，即使提错了，只要愿意改正，就是好同志。大政治家就应该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各种个性的人物，就应该具有不同凡响的大气魄和大胸怀。

　　后来的事实充分证明，李鸿章重返曾幕不仅十分正确，而且绝对英明。回营半年后，曾国藩就授予他重任，派他回安徽家乡组建淮军，驰援上海，稍后又推荐他出任江苏巡抚，开始了他的“一生事业”。

　　李鸿章在江西无所事事地混了大半年之后，这匹“好马”也吃“回头草”，重新回到曾国藩幕府。曾国藩对李鸿章也“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说明此时李鸿章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比以前增进和提高了不少。之所以如此，只能说明曾国藩不仅十分看重李鸿章的能力，而且对他能够以个人的进退坚守自己立场的刚毅性格，也是非常欣赏的。

　　六、时势造英雄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李鸿章重返曾幕后，急剧变化的时势确实为他提供了一个掌握兵权、独立崛起的历史性机遇。

　　李鸿章是咸丰十一年(1861)秋天回到曾国藩身边的。此时，清军与太平军的战斗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形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太平军丢失安庆之后，采取西线防御、东线进攻的方略，击溃东线清军，连克浙东、浙西大部分地区，兵锋直逼上海，力图把苏浙地区变成支撑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上海地处东南前哨，对内辐射江、浙，对外连通欧、美，不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而且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朝廷的金库，一旦不保，将贻害全局，后果可想而知。上海官绅士商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一面组织当地中外武装进行激烈抵抗，一面派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乞师求援。曾国藩开头有些犹豫，既担心上海地方太远，宛如“飞地”，一旦形势有变化，“声援不相达”;又顾虑上海的南面和北面已被太平军占领，东面是大海，在军事上是个“死地”，没有回旋余地，因此犹豫再三，难下决心。后来经过李鸿章做工作，说湘军已控扼长江中游地区，如今顺江东下，直逼太平军老巢金陵，此时如果分兵援沪，“由下捣上”，就可以形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之势，迫使太平军陷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曾国藩这才打消疑虑，同意分兵援沪。曾国藩最初想让曾国荃当主将，率部驰援上海，曾国荃却另有想法，说：“金陵为贼(太平军)根本，急攻金陵，贼必以全力援护，而后苏、杭可图。”(《曾国藩事略》卷二)打下安庆之后，曾国荃的眼睛只盯住金陵，其他地方全看不上。最适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曾国藩只好退而求其次。可是这个“次”，还轮不到李鸿章，而是沈葆桢。后来为什么又变成李鸿章了呢?原来曾国藩翻来覆去地考虑许久之后，觉得沈葆桢虽然精于吏治，军事上却没有多少阅历，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这才慢慢落到李鸿章身上。(《庸庵文续编·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夸奖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并说李鸿章“堪膺重任”，完全有能力担任江苏巡抚一职。(《李文忠公鸿章年谱》)

　　李鸿章以翰林院七品编修被征调回安徽老家协办团练那几年，虽然落魄潦倒，很不得志，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也积累了赏加按察使衔，奉旨交军机处记名，遇有道员缺出，请旨简放的做官资本。道员是四品官，再往上升就是省级领导，较之七品编修，那是大多了。曾国藩有意推荐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就是由此而来。不补充说明这一点，人们难免会感到疑惑：只是一个高级幕友的李鸿章，何以一下子能够出任一省巡抚。

　　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一书中，收有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一封信，这封信和薛福成的《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一文，不仅详细记载了李鸿章带兵前往上海前的形势，而且揭示了曾国藩作出派兵援沪决定的另一动因：当时，江苏全省，长江以北尚多完善之地，江南则只有镇江一城为清兵所有，此外就只剩下一个上海孤城，靠着外国洋兵的出力帮助，总算没有被太平军吃掉。但上海三面受敌，一面临海，毫无回旋余地，洋兵又“恃功骄倨，缓则索重赏，急则坐观成败”，完全依靠他们不得，长久之策是希望在安庆立下大功的曾国藩能够派兵到上海援助。但曾国藩虽以两江总督身份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其实他手上直接掌握的兵力，主要就是曾国荃用来攻打安庆的那几万湘军，并没有余力兼顾上海。可是，来安庆求援的上海官绅士商们，提出了一个让曾国藩大为心动的建议：只要曾国藩答应赴援上海，每月将得到十万两白银的助饷。众所周知，湘军并非由国家供养的正规部队，而是一支类似民兵组织的地方武装，从成立那天起，其粮饷与给养就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因此湘军的兵力始终不能根据实际需要尽力扩充，筹饷一事也一直是曾国藩最感头痛的问题。咸丰十年(1860)以后，曾国藩虽被正式任命为两江总督，有了可以收粮征饷的地盘，但其时江浙两地大部沦陷，赋入有限，湘军的粮饷主要还得靠大本营湖南接济，此外能够依靠的，就是湖北。多年来湖南方面虽然顾全大局，勉力支持，但仰面求人，毕竟是一件让人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如今上海方面主动提出每月助饷十万的建议，无异于天降财神，要说曾国藩不为之心动，怎么可能!所以，不论是为了获得这笔巨额饷银的收入，还是为了保全上海，以便形成东西两线互相配合分进合击太平军之势，曾国藩都必须打消顾虑，派兵援沪。至于曾国荃不愿领头前往，一心只想获取攻占金陵的头功，而将崛起政坛的难得机遇这份大礼拱手送给了李鸿章，其间变化契机，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而已。这再次充分证明：英雄不仅是时势造就的，而且历史变化的关键，常常在人们的一念之间，确实显得非常微妙。

　　李鸿章是安徽人，又在本省办过多年团练，与当地武装多有往来联系，他欣然领命回安徽招募淮勇后，招来几个较有名气的团练首领，以他们的基本武装为骨干，又有上海绅商提供的丰厚饷银，短短几个月内便招募了数千人马，一律按湘军营规予以编练。曾国藩又将几营湘军老兵编入这支新军，提高它的战斗力。这支新武装此后被人称为淮军。李鸿章的淮军后来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朝廷保卫上海收复苏南立了大功，也因为扫清了太平天国的后院，使金陵成为一座孤城而加速了太平天国的灭亡。李鸿章和曾国藩一起受到了朝廷的嘉奖。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保;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两人同时赏戴双眼花翎(《清史稿·曾国藩传》、《清史稿·李鸿章传》)，其地位名望已经不相上下。这一年李鸿章四十二岁，离开安庆只不过两年时间而已。

　　十年后，曾国藩去世，李鸿章闻讯悲痛不已。在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等人的书信中，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怀着难以言状的悲痛心情，尽情追念老师对他的知遇之恩、师生之情;又从千里之外派专人送来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曾国藩年谱》附二《曾国藩荣哀录·联六十三》)对曾国藩的名望和事功推崇备至，赞誉有加，同时以曾国藩的衣钵传人自命并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老师遗志，完成其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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