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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传记涉及重大史事务求准确
——《黄慕兰自传》中若干史实辨析
今年初， “2012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揭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的《黄慕兰自传》高居传记类榜首，足见本书影响之大。该书的“推荐理由”中说，“她是谍战大戏《风声》女主角原型之一”。《风声》是部电影，影视剧或者小说都属虚构类作品，适度的戏说无可厚非，但以纪实性为基本要求的人物传记，特别是涉及重大党史问题时，戏说则万万要不得。这部“表现‘真实人生’”的《黄慕兰自传》对一些重要史事的论述并非完全准确，有必要加以辨析。现仅择其要者，略加论述。
■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黄慕兰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部传记对传主的作用有所夸大，周恩来也没有说过“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这句话。
在这本书的封底上，赫然印着一句话：“慕兰是党的百科全书。”署名“周恩来”。周恩来什么时候、在哪里说的这句话，没有交代。其实，只要对黄慕兰的经历略作了解，就能够很清楚，周恩来不可能讲这样的话。黄慕兰1907年生，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1951年重新入党。她解放前短暂的在党期间，也只是在城市做地下工作，且从未亲历中共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怎么可能是“党的百科全书”呢?
关于黄慕兰是否在1933年脱党，其党龄能否从1926年连续计算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问题，也是她数十年来难以释怀的心结。是啊，这关系到一个人政治生命的长短，无论谁都会严肃对待的。对此，党和国家是有明确结论的。1980年，公安部对黄慕兰的结论是“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在时任政治局委员邓颖超的关怀下，中组部1987年再次确认黄慕兰“1926年入党的党籍”，于“1933年脱党”，解放后按1951年七一重新入党计算党龄。公安部和中组部的决定，特别是在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关怀下所作的决定，不可能查无实据。
然而，《黄慕兰自传》却在书后的“生平大事表”1991年条中，明确写上了“庆祝上海参事室四十周年，承认党龄连续。”这是一种巧妙的写法。因为是个人生平，所以每条内容都省略了主语“黄慕兰”，补齐主语后，全句应为：“黄慕兰庆祝上海参事室四十周年，黄慕兰承认党龄连续。”但在省略主语的情况下，读者不细心猛一看上去，会误以为1991年上海参事室承认她党龄连续了。可惜，无论是黄慕兰本人，还是上海参事室，抑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如无确实根据，都无权变更公安部及中组部对黄慕兰党龄问题的定性。
黄慕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龄虽短，却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是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的。但是，这不代表她个人的力量可以超过组织。隐蔽战线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各个环节的配合都是由党的组织在安排。黄慕兰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她只是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她的本职工作，但在书中，她却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了挽救党的领袖，甚至挽救党的程度，这就十分不应该了。
■时为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黄慕兰在营救关向应同志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也并非其一人之力。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营救关向应同志。”并借其他领导同志的口说：“关向应同志被捕了，如果你能想法子把他营救出来，就是从敌人的狱中救回一员大将……相信你一定能独当一面。”还有类似“关向应他们还在等着你去设法营救出狱呢!”这种话，让人感觉仿佛千钧重担都压在她一人肩上，然而，真实的情况是怎样呢?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并供出所知的一切中共机密。潜伏南京的钱壮飞截获此情报后，经李克农转党中央，周恩来立即采取措施，紧急疏散所有可能被顾出卖的同志和机关。六届四中全会后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调往上海基层工作的关向应，因未能及时得到通知而不幸被捕。巡捕房同时还搜去一箱文件，这批文件不仅能让他的身份暴露，而且还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周恩来心急如焚，即命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迅速营救。
陈赓找到了时任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杨登瀛(又名鲍君甫)，他是我党的特殊关系。当得知英国巡捕看不懂箱中文件的内容，正托杨登瀛找翻译鉴别时，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派去了精通几国文字的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将箱中有价值的文件调包，以确保关向应不暴露身份。然后，由吴德峰出面，通过黄慕兰的交际关系，花钱请律师将关向应保释出来。
由此可见，成功营救关向应同志，是党组织精心运作的结果。核心问题是那箱文件，如果关向应身份暴露，就回天无力了。还有整个营救计划的制定、营救费用的提供等，都是党组织的力量，绝非个人所能为。当时黄慕兰的身份，是中央交通局的交通员，她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比如联系律师陈志皋及其有影响的父亲之类，但也仅此而已。
■黄慕兰“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之说考辨。
黄慕兰在自传中说，1931年，她“及时发现并报告向忠发叛变，保护了中央首长的安全”。向忠发是中共第三任最高领导人，他叛变的危害程度可想而知。如果黄慕兰所言为真，那其功勋堪比钱壮飞，理当在党史上大书一笔，然而“龙潭三杰”却没有她，难道是周恩来说错了吗?
按照黄慕兰的说法，向忠发被捕当天(1931年6月22日)下午4时，她和陈志皋律师在咖啡馆闲谈，偶遇陈的同学、巡捕房翻译曹炳生，曹无意中透露了向忠发被捕并招供的消息。黄获悉这一重大情报后，假作头痛，由陈志皋送回家中，然后打电话让新任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到她家。她担心“晚上”事态会更严重，催促潘赶快去向党组织汇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才得以在当晚11时安全转移到法国人开的都城饭店。
这个故事很难说是事实，因为其中的疑点太多。比如，书中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31年深秋”，明显应是仲夏嘛;曹炳生明确讲出向忠发“招供了”，黄慕兰还在那里猜测向忠发“很可能已叛变”;身为中央特科仅次于陈云、赵容(即康生)的新任领导，潘汉年是否总能守在电话机前，等着别人打电话，而且还能随叫随到?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态，潘汉年居然没有主动性，还要作为下级的黄慕兰“催”才去汇报……
再退一步讲，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其意义也远非那样重大。根据相关史料，向忠发原本和周恩来同住一处，6月21日违规外出并留宿姘妇杨秀贞所在旅馆，22日上午9时离馆后在汽车行租车时被捕。向忠发一夜未归，周恩来派人寻找并按规定发出危险信号。中午12时左右，周恩来、陈绍禹(即王明)和博古正在聂荣臻家开会时，特科报来了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大家立即设法营救并迅速搬家。没料到，向忠发下午就叛变了，不仅供出了周恩来、陈绍禹和博古住的地方，还带着敌人去捉人，结果自然是扑空了;而杨秀贞以及住在同一旅馆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则在当天下午被捕，此时的黄慕兰还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呢。
■周恩来是否曾就“伍豪启事”问计于黄慕兰。
在这本自传中，黄慕兰说，在党中央确认向忠发叛变后的“第二天”(6月23日)，还有“1931年12月”，她曾两次面见周恩来，而且都是由康生、潘汉年两位特科首脑一起坐着汽车来接的。
首先，这种隆重的见面方式，在刚出了顾顺章、向忠发两大叛徒，白色恐怖笼罩，全党风声鹤唳的上海，是多么不合时宜呀?而且，这也明显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其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年谱》中明确写着：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叛变，周恩来“迅速隐蔽，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停止联系。此后周恩来基本上停止工作，等候前往中央苏区。”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赴苏区。康生在9月中旬已成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六位成员之一，在博古、洛甫之后名列第三，当然属于应当“停止联系”的“其他领导人”了，怎么可能在12月大摇大摆地和潘汉年一起，簇拥着黄慕兰到周恩来的隐蔽处会面呢?
如果只是见见面也就算了，黄慕兰还要说出一段周恩来就“伍豪启事”向她问计的故事。“伍豪”是周恩来当年在党内的化名，“伍豪启事”指的是1932年2月16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时报》上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造谣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并在上海各大报连载，企图败坏周恩来同志的声誉，在共产党内制造混乱。对此，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当即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反击，于当月20日针锋相对地在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一则《伍豪启事》，指出这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而公开辟谣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请律师代表伍豪登一个否定启事。
黄慕兰显然注意到，1931年12月，敌人伪造的伍豪脱党启事还未出台呢。因此，她就声称周恩来对她说：“自从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在四处造谣，说他(周恩来)已经叛变自首了，问我能用什么巧妙而有效的方法替他辟谣，揭穿敌人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于是，黄慕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拿起笔来起草了一篇稿子：“陈志皋律师代表伍豪启事：鄙人身体健康，希诸亲友勿念……”也就是说，黄慕兰提前两个月，就想出了应对未来“伍豪启事”的办法——用律师启事为伍豪公开辟谣。
或许有人会说，黄慕兰想出的办法是针对敌人的“四处造谣”，只是碰巧和两个月后辟谣“伍豪启事”的手法一样而已。其实，1931年12月的时候，敌人正在上海对周恩来等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搜捕行动，而不是四处造谣。1931年11月29日的《时报》、《申报》、《民国日报》和《时事新报》等各报刊，都登出了国民党及顾顺章悬赏捉拿“共党首要周恩来”的消息，白色恐怖愈加凝重，周恩来遂于12月上旬紧急撤离上海。正是因为搜捕未成，恼羞成怒的敌人才制造了伍豪脱党的谣言。整个事件的过程，在党史上是很清楚的。
亲历者的自传，往往会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务求准确，才能彰显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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