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不为人知的一面:有酷吏恶名 有拍马嫌疑

2021-09-06 11:57:16 首页

  辛弃疾不为人知的一面:在我们的印象中,着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是个“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的人物,一是能写诗,“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被誉为豪放派的鼻祖;二是能打仗,“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他是武将之中写诗最好的,也是诗人之中最能打仗的,是个“跨界”的双料冠军,以至清代文学评论家陈世焜惊呼:“真词坛飞将军也!”其实除了这些,辛弃疾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担负酷吏的恶名

  淳熙八年冬天,辛弃疾由江西安抚使改任浙西提刑,还没有走马上任,就遭到了监察御史王蔺的弹劾,“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意思是他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割草。由此,辛弃疾有了酷吏的名声,还没来得及去上任,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辛弃疾给人留下冷酷的印象并不奇怪,他年轻的时候,在北方义军中曾单人独骑杀了偷盗义军大印的和尚义端。后来,又有过率领五十骑突袭金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的壮举,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敢于出手杀人的狠角色。但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

  事实上,辛弃疾对普通老百姓宽厚,对下属官吏严酷。他曾奉命平定南方的茶商叛乱,在给宋孝宗的报告《论盗贼札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民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呼,正谓是耳。”意思是说,这些种田的老百姓,州郡一级的官员用过度的征收赋税来害他们;县一级的官员呢,用征购各种名目的物资来害他们;底下的办事人员用各种名义索、拿、卡、要来害他们;地主豪强用兼并田产来害他们;而盗贼又用抢劫和掠夺来害他们,老百姓不去当盗贼又能往哪里去呢?

  辛弃疾认识到真正该严格管理的是各级官吏,而不是平民百姓。这成了他的执政理念和处理政务的出发点。据《真西山集》记载,辛弃疾“历威严,轻以文法绳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条,不逮得遣”。就是说,他对底下的官吏非常威严,动不动就对手下进行法律追究,那些官员都吓得心惊胆战,生怕遵守教条不到位而被谴责。

  相反,他对百姓却非常宽厚、关心。楼钥所着的《攻愧集》中说,“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意思是辛弃疾在做福建提点刑狱时,给犯人判罪遵从的是宽厚的原则。这件事,福建人家家户户都知道。有一次,他派一个叫傅大声的官员到下辖的一个县里,去复审牢狱中的囚徒。傅大声到了那个县之后,经过仔细的审核,释放了五十多个人,只留下十多人。这么多的案子被翻案,让那个县令脸上火辣辣的,于是拒绝招待傅大声,连饭也不管了。辛弃疾听说后,亲自对这些案件进行审核,最后全部依照了傅大声的处理意见。

  辛弃疾所以被人污以酷吏的名声,主要还是他不肯与当时的官场同流合污。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辛弃疾自己都说:“臣平生刚拙自,年来不为众人所容,顾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因为“刚拙自信”的性格,他敢说敢做,不愿意迎合别人,为了求得事业的成功,他可以不拘小节,更加不理会各种各样的潜规则。于是,他和庸碌保守的南宋官场风气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不可避免了。不过这一切放在今天,却格外让我们肃然起敬。

  曾有拍马的嫌疑

  公元1203年,在家赋闲9年,已经年届64岁的辛弃疾,突然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的通知,这让他大感意外。欣喜之余,他挥毫写了一首《六州歌头》,其中写道:“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正是这首诗,使辛弃疾留下了拍马屁的嫌疑。

  诗是写给韩侂胄的。前三句“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歌颂的是韩侂胄的曾祖父、北宋名臣韩琦,他曾扶助英宗、神宗两任皇帝登上皇位,立下了不朽功勋。后三句“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则直接称赞韩侂胄,说他谈笑之间,就整顿乾坤,把天下大事处理好了。韩侂胄何许人也,值得辛弃疾大拍马屁?

  韩侂胄是南宋宁宗时期最炙手可热的权臣,此人靠与赵宋皇室之间的裙带关系发家,走的是外戚路线。宁宗的曾祖母宪圣太后是韩侂胄的姨母,这位老太后虽在幕后,却是当时的实力派人物。宁宗的皇后韩氏,是韩侂胄的侄女,“枕头风”一向很硬。有了如此强硬的后台,韩侂胄想不牛气都难。在政治上韩侂胄最大的手笔,就是整倒了一批以宰相赵汝愚为代表的理学人物,极大地打击和削弱了自己的政治敌对势力。

  辛弃疾之流本是韩侂胄重点打击的对象,为什么又突然得到起用,并授予如此重要的职位呢?原来此时韩侂胄的靠山宪圣太后和皇后韩氏先后死去,后台倒了,韩侂胄虽然依然大权在握,但他心里开始有了一种隐隐的不安。有人劝他别把理学人物打得太狠,做得太绝,他们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势力根深蒂固,谁能保证他们不会东山再起呢?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韩侂胄放松了对于理学的禁令,并起用了像辛弃疾这样一批和理学关系比较深的人,本意是收买人心,改善一下群众基础。

  照理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即使官位不低,辛弃疾也断不至于到要屈膝拍权贵马屁的程度,因为以他的性格,从来未曾把荣华富贵当回事。公元1193年,他在杭州城里当太府少卿,这个官位是从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待遇,他都想辞官不干了,急得他儿子直做他的工作,说您老就是要退,也得先给家里买点房产、田地,以维持日后的生计吧,我们可都指着您吃饭呢。辛弃疾一听就生气了,专门写了首词《最高楼》教育儿子:“吾哀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

  对辛弃疾而言,虽然不把荣华富贵放在眼里,但他有一个欲望始终没有实现,那就是年轻时就立下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这是他一辈子都在不懈追求的人生理想,现在他已经六十多岁,烈士暮年,时日无多,他多么想再获得一个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啊,故而向贵戚有所祈求,向权势有所期待。

  其实欲望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再正当、再光明的目的,也是一种私心。在欲望面前,谁都难免低下高贵的头颅,堪称英雄的辛弃疾也不例外。只不过,知道了他拍马屁的动机和背景,虽然诗写得有些肉麻,但其情可谅,其志可叹,依然使我们不失一份尊敬。

  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九月初十,久卧病床的辛弃疾忽然睁开了眼睛,大喊了几声:“杀贼!杀贼!杀贼啊!”之后,便在悲愤中溘然长逝了。他一生都以戎马疆场、杀敌报国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可残酷的现实最终留给他的却只是遗憾。不过,辛弃疾留给我们的,却是高山仰止的背影,千百年来让我们仰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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