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四句话遗嘱何以传世百年：曾国藩后代名人

　　晚清重臣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被誉为“晚清第一名臣”、“官场楷模”。他力挽狂澜扶晚清王朝垂而不死，在“同光中兴”时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被誉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曾氏家族更是历史上数得着的侯门望族，一百多年来没有出现过“败家子”，曾国藩继承发扬儒家教育思想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史稿·曾国藩传》说：“国藩事功大于学问，善以礼运。”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大师”，事业上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说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十二日，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在儿子曾纪泽的搀扶下散步，他说：“我这辈子打了不少仗，打仗是件最害人的事，造孽，我曾家后世再也不要出带兵打仗的人了。”忽然，他连呼“脚麻”，倒在儿子身上，瞬时已不能说话了。临危之际，他抬手指了指桌子上早已写好的遗嘱，大意如下：

　　我做官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十分惶恐惭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一般的人生下来，都得到天地之理以成心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体，我和民间万物根本是同出一源的。如果只知道谋求私利，而对百姓不知道宽仁，对万物不知道爱护，这是和同出一源道理相违背的。至于高官厚禄，高居在百姓之上，就有拯救百姓于水火、饥饿之中的责任。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为天下人考虑，一定要使自己饥饿，自己陷于水火之中，把民贼强盗不被擒获视为自己的过失。大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以有利于天下，都是极俭朴以修身、极勤劳以救百姓的实例。所以勤劳能使人长寿，安逸能使人夭亡;勤勉则人尽其才，安逸则无能而被人抛弃;勤能够广济百姓，而神灵敬仰，安逸对人无好处，鬼神也不羡慕。

　　此四条为余数十年人世之得，汝兄弟记之行之，并传之于子子孙孙。则余曾家可长盛不衰，代有人才。

　　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倘若曾国藩九泉有知，也定会捻须颔首微笑的。

　　曾国藩后代

　　曾国藩夫妇与他们的儿子

　　曾国藩7岁在父亲身边发蒙读书，至20岁才离家外出求学。他先后换了几个老师，惟与一位欧阳老师合作得好。后来，欧阳老师见曾国藩聪明好学，而且推算曾的“八字”运程不错，便有心当“月老”，给曾介绍了一个姓周的大富户家的女儿。周家起初满口答应，并选择吉日填庚，曾家也非常欢喜，积极筹办聘礼与酒宴。谁知到了双方商定填庚的吉日，曾家的客人陆续赶来，周家的贵宾却迟迟未到。当媒人的欧阳老师急了，忙打发人去周家催请。哪知过了半个时辰，派去的人回来说：“周家的老爷、夫人与小姐商量，认为两家门户不当，男的又无功名，周小姐不肯定亲，决定废约。”这下把曾家上下的人都急坏了，酒办了，客来了，怎么圆场呢?欧阳老师已是骑虎难下，只好移花接木，找着曾国藩父子商议：“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没别的办法，如若你们不嫌鄙人门第低微，家境清贫，我家倒有小女，粗识文墨，又工女红，只是相貌丑点(曾患天花，脸上有麻点)，你们愿意的话，我们两家结为秦晋如何?”欧阳老师的女儿，就这样成了后来曾国藩的欧阳夫人。

　　曾国藩夫妇一共生了3个儿子，长子纪弟，两岁就夭折了，以后生的纪泽、纪鸿，均长大成人。曾国藩对儿子的教育是下了功夫的。曾一再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为了儿子读书明理，他规定儿子每天必须做四件事：看、读、写、作。“看、读”要5页纸以上，“写”要写字100个，“作”要逢三逢八日作一文一诗。尽管父子间经常相隔千里之遥，他总是抓紧一切空隙不厌其详写信回家，细心指点。这种指点，很少摆出老子的资格，而是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像老师那样循循善诱。他常用自己的得失启迪儿子，还要求儿子不要光学中国的经、史、子、集，天文算学，还要学外国知识，尽可能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也是当时一般守旧昏庸的“封建脑瓜”所难能的。

　　曾纪泽正是在父亲的引导下，不但中国的诗文书画均有造诣，对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也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曾写过《几何原本序》、《文法举稿序》、《西学述略序》等文章，对当时传播西方科学起过一定的作用。他还自学多国文字，通晓英文，后来成为清朝著名的外交家，做过出使英、法、德、俄4国的钦差大臣。后任驻俄公使，与俄国人力争，终于废弃了清朝政府吏部左侍郎崇厚与俄国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于1881年2月24日，重新与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彼得堡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除收复了伊犁9城长600里，宽200里的土地外，还夺回了崇厚条约中被割去的伊犁南部长400里，宽200余里的特克斯河口南的广大地区，废除了沙俄在新疆一带的许多特权，挽回了部分领土主权。这在日益腐败的清王朝里，是惟一的一次外交胜利。

　　曾纪鸿比曾纪泽小9岁，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他父亲刚刚受封侯爵，16岁的他正好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政治腐败，科举考试盛行递条子，开后门。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的七月初七日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怕儿子去活动，又于七月二十四日去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这次乡试，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仅得一个“胜录附贡生”。难得的是，纪鸿始终未送过条子，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在特权盛行的封建官场，实在难能可贵。

　　曾纪鸿后来自学成才，著有《对数评解》、《圆率考真图解》、《粟布演草》等数学专著传世。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仅33岁。

　　曾国藩的第四代孙

　　曾国藩直系第四代孙共15人。依照惯例，族谱不上自家女子名字，而在此谱上，属曾国藩第四代孙的，却上了两个女子的名字——宝荪、宝菡，前面均冠有“贞女”二字，那是“终生不嫁”的意思。这15人中，除昭润、昭揆20岁早逝、昭榕于24岁早逝外，其余12人均取得了高等学校的学历，各有专长。宝荪、昭檆(曾约农)还留学英国，昭权、昭桓还留学美国。曾宝荪、曾约农是同辈中年纪最大的，同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在英国留学后，姐弟在长沙创办“艺芳”女校。1946年春，湖南克强学院建成，曾约农受命为院长，曾宝荪则重建“艺芳”女校。解放前夕，两人经香港去了台湾，曾宝荪继续任“国大代表”，1978年7月病故，时年86岁;曾约农任台湾大学教授，东海大学第一任校长，1987年12月病故，时年95岁。其他兄弟姊妹，昭桦于1949年在香港乘飞机撞山身亡，年仅43岁;昭柯去了美国，1992年病故，终年74岁，昭权、昭棉、昭谏与宝菡都留在大陆，除宝菡行医，其他都在文化教育界。昭权曾任湖南大学电机系主任，“文革”时死于武汉，昭棉在湖南广播电视厅任职，已退休;昭谏也已退休，现住在北京。

　　曾国藩兄弟的后代

　　曾国藩一共有4个弟弟：老二曾国潢，老三曾国华(过继给他叔父曾高轩为子)，老四曾国荃，老五曾国葆。这4兄弟共有6个儿子，14个孙子，41个曾孙，第五、六代遍布海内外，就无法统计了。这四房的后代中，也出了不少才华卓著颇有影响的人物，这里仅介绍其中的4位：

　　曾广植是曾国华的孙子，1948年赴美留学深造，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帕都大学攻研有机化学。1956年，他响应祖国号召欲回祖国服务，被美国移民局非法关进精神病院，折磨迫害达14个月之久，但他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毫不动摇，美国移民局只得宣布将他“驱逐出境”，终于在1957年7月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回国后，他担任中科院上海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他领导的科研小组发明的甜味剂(无毒糖精)引起了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此项成果已在美国应用，并获得专利权。

　　曾昭抡是曾国潢的曾孙，1920年公费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工专业，1926年毕业，获化工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不顾学校挽留，毅然回国服务，致力化工科研，先后在中大、北大任化学教授，并任化工系、化学系主任。创办《中国化学会会志》，任总编辑达20年之久。还担任《科学》、《化学》、《化学工程》等杂志编委，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论文，引起了科学界的瞩目。1946年再渡重洋，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1947年赴欧洲讲学，1948年在香港报界工作。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总理电邀他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他欣然赴会，并在新中国先后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兼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长、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等职，成绩卓著，著述甚丰。不幸于1957年错划为“右派”，1967年12月在武汉大学含冤去世。直到1981年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曾宪植是曾国荃的玄孙女，很早投身革命，解放后长期在全国妇联工作，担任过全国妇联的副主任等职。她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夫人，与叶帅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叶新平。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因两人工作都很忙，儿子便交给了住在湖南老家的曾宪植的父亲曾镇渭代为抚养，同来的还有叶帅与前妻的儿子叶选平。两兄弟都在曾家长大，上学，叶帅也曾多次来过曾家看望儿子。叶选平离开曾家较早，叶新平直到解放初，叶帅在广州工作，曾镇渭电告叶帅，才由叶帅接去。叶新平后来在国防部工作，“文革”时备受迫害，右手被打断，现在左手写字，书法亦精。

　　曾国荃还有一位玄孙叫曾厚熙，自幼喜爱绘画，其父曾昭平曾让他师从一位姓彭的国画家，得益良多。1948年8月，他从长沙去九龙，最后定居香港。1950年，他先后在香港、澳门、新加坡、印尼等地举办画展，得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的好评。不久，他荣任华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来，他与著名国画家张大千去巴西、法国举办画展，足迹涉及欧、美、亚、非、大洋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伊朗、约旦、法国曾书赠了荣誉状，并被联合国聘为文教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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