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真实的宋江接受招安了吗？宋江结局是什么？

　　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同日拜爵，是当时颇为轰动的一桩大事。宋江肯定是很辉煌地接受招安了，至于招安之后的结局，李若水没有写到。

　　一部《水浒传》，把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推向社会，以至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宋江?他们是否在水泊梁山安营扎寨?他们的真实结局到底如何?不只备受学者们的关注，而且是广大社会群众茶余饭后极有兴趣的话题。

　　水泊梁山

　　梁山泊又称梁山泺，最早见于《资治通鉴》。后周显德六年(959)，“复汴水，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可见，那时的梁山泊不过是连通青、郓漕运的一片水域，并不以汪洋浩瀚著称。

　　大约在后晋开运和北宋天禧、熙宁年间，黄河先后三次大决口，滔滔的河水倾泻到汴、曹、单、濮、郓、澶、齐、徐等州，淹没的田野与零散的湖泊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以梁山为中心、水域达八百里的大湖，统称为梁山泊。

　　当时，梁山泊的生态环境十分和谐，岸边有垂杨绿柳，湖上有鸥鹭翔集，荷花满望，渔歌唱和。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途经此地，恍然有置身江南之感，禁不住在《梁山泊见荷花忆吴兴》(之一)中写道：

　　花开南北一般红，路过江淮万里通。

　　飞盖靓妆迎客笑，鲜鱼白酒醉船中。

　　不过，梁山泊的广阔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邵博《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荆公喜甚，徐曰：‘策固善，决水何地可容?’刘贡公在坐中，曰：‘自其旁别凿八百里泊，则可容矣。’荆公笑而后止。”

　　别以为这是反变法派编造的政治笑话，苏辙在另一首《梁山泊》诗中自注：“时议者将干此泊以种菽麦。”可见，北宋的改革家们确实在怎样利用梁山泊的问题上做过文章。

　　徽宗政和年间，朝廷成立了一个掌管公田的机构，名曰“西城括田所”。括田所以清理公田为名，把民间地契不全的、地契与实地方位或面积有异的，以及当权者想要的良田美地，一律指为公田。然后抑勒百姓承佃，强征公田钱。“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前后所括，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当然，梁山泊也在劫难逃。

　　《宋史·杨戬传》载：“梁山泺(泊)……绵亘数百里，济、郓数州，赖其蒲鱼之利。”杨戬宣布将整个梁山泊八百里水域全部收为“公有”，“立租算船纳直，犯者盗执之”。根据规定，百姓凡入湖捕鱼、采藕、割蒲，都要依船只大小课以重税，若有违规犯禁者，则以盗贼论处。自此之后，水泊梁山开始不得安宁。

　　梁山泊本来就港汊交错，芦苇纵横，湖中有许多天然小岛，形势险要复杂。许多破产农民、渔民以及一些被政府通缉追捕的逃犯遂藏匿于此，成群结伙，靠抢劫过往客商营生。后来，人数愈聚愈多，实力越来越大，形成了一股与官府对抗的武装势力。宋江起义军大约就是其中的一支。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广济河是京东通往汴京的重要漕道，梁山泊扼守着广济河中段，距京城仅百公里，对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威胁可想而知。所以，朝廷不得不时时议论是剿是抚的问题。

　　宋江在梁山泊聚义了吗?

　　从北宋神宗后期起，梁山泊就有了盗匪的记载。《宋史·许几传》载：许几知郓州时，“梁山泺多盗，皆渔者窟穴也。几籍十人为保，使晨出夕归，否则以告，辄穷治无脱者”。《宋史·任谅传》也载：任谅“提点京东刑狱”时，“梁山泺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他县地错其间者，石为表。盗发则督吏名捕，莫敢不尽力，迹无所容”。

　　以上所记，大约是一批打扮成渔民的小股匪盗，或者本身就是当地的贫苦渔民，渔而兼匪，根本就不是宋江。

　　有关宋江的记载在《宋史》中仅见三条。

　　其一是《徽宗本纪》记：“宣和三年(1121)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讨之。”

　　其二是《侯蒙传》记：“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

　　其三是《张叔夜传》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踞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贼，江乃降。”

　　根据这三条记载以及宋人留下的零星资料，学者们为宋江起义勾画出了一条比较清晰的轨迹。

　　大约在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间，以宋江等三十六人为首的农民、渔民，在京东东路所管辖的黄河以北地区揭竿而起，攻州占县，杀富济贫，引起统治者的恐慌。徽宗赵佶诏令京东东路、京东西路提刑督捕。在官军的征剿中，宋江并没有像《水浒传》等文艺作品所描绘的那样，在八百里的水泊梁山建立根据地，以与宋军抗衡，而是“横行齐魏”，马不停蹄地转战于山东、河北一带。先是攻打河朔、京东东路(今山东一带)，后又转战于青、齐、濮州，一连攻陷十余郡城池。数万官军表面上在围追堵截，实则闻风色变，“莫敢撄其锋”，一时间声威大震，朝野震惊。

　　宣和二年(1120)十二月，宋江率部攻打京西、河北等地。徽宗采纳亳州知州侯蒙“招降”之策，并任侯蒙知东平府，以便办理招安事宜，但侯蒙没上任就一命呜呼，此事不了了之。

　　后来，宋徽宗又派歙州知州曾孝蕴率军讨伐。宋江为避其锋，自青州率众南下沂州。宣和三年初，起义军在攻打沂州的战斗中被知州蒋园击败。二月，起义军继续南下，攻打淮阳军，接着，占据楚州，进入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境内。徽宗连忙下诏给刚刚以徽猷阁待制出任海州知州的张叔夜，令其设法招降宋江。

　　宋江和起义军副将吴加亮等人根据海州滨海的特点，决定先在海上建立一个流动根据地，于是直奔海滨，抢夺了大型船只十余艘，把掳获的财物都搬到船上，以便胜则可进，败则可逃。然而这一切，都被张叔夜所派的侦探窥视到了。张叔夜招募敢死队员一千余人，在近城设伏;然后，再派出小股士卒前往海滨诱战，同时又将精兵埋伏在海边。双方开战后，伏兵蜂拥而上，举火烧毁了宋江的船只。宋江虽率部勇猛拼杀，给敌人以重创，但见船只着火、退路已断，不免有些慌乱。这时，张叔夜又乘势发动全面进攻，俘虏了吴加亮。宋江在重兵包围之下，痛感大势已去，不得已率部接受招降。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第一，宋江起义军的活动范围，大略是以今山东为中心，北至河北，西至河南北部和东部，南至江苏、安徽。他们从来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根据地，因此，他们属于“流寇”性质。

　　第二，从他们在海州“劫巨舟十余”的情节看，他们有水上生活和水上作战的经验，也可能以浩瀚的梁山泊为背景与宋军交锋过，但这不能作为他们“聚义梁山”的根据。

　　第三，在他们南北转战期间，肯定会多次经过梁山泊，洗劫梁山泊周边州县，但没有资料表明他们曾在梁山泊安营扎寨，聚义梁山。

　　宋江接受招安了吗?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江被列为农民起义领袖，尽管《宋史》已记录在案，但许多人认为，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宋江居然接受“招安”，当了投降派，是不可能的。理由是：

　　其一，北宋朝的记载全无宋江受招安之说，此说是南宋期内编造出来的。

　　其二，《宋史》是元朝人写的，其根据也就是南宋人的一些胡编乱造，不能以元朝人编写的《宋史》来作为宋江是否接受招安的根据。

　　其三，续写《水浒》的俞万春在《荡寇志·自序》中也十分肯定地下结论，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只有被张叔夜擒拿一节。

　　其四，即使宋江为保存实力诈降，或者被迫投降，也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招安，出生于北宋的洪迈在《夷坚志·蔡侍郎》条载，蔡居厚“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考蔡居厚卸任郓州的时间是政和八年(1118)，早于宋江起义两年(按：《夷坚志》所记杀降为宣和六年(1124)，迟于宋江受降三年)。但不管怎样，朝廷的态度是斩草除根，容不得他们死灰复燃。而宋江有此前车之鉴，也不会重蹈覆辙。

　　但是，这些看似有理的说法遭到了严重的狙击，在1981年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美籍学者马泰来披露了李若水《忠愍集》中的《捕盗偶成》一诗，为宋江接受招安找到了确切的根据。其诗云：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

　　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

　　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

　　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今年杨江起河北，战阵规绳视前作。

　　嗷嗷赤子阴有言，又愿官家早招却。

　　我闻官职要与贤，辄啗此曹无乃错。

　　招降况亦非上策，政诱潜凶嗣为虐。

　　不如下诏省科繇，彼自归来守条约。

　　小臣无路扪高天，安得狂词裨庙略。

　　这首诗所写的宋江招安后入城的场景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一、考李若水早年在太学读书，政和八年敕赐同上舍出身。宣和四年(1122)任元城(今大名)尉，此诗言“去年”、“今年”，又自称“小臣无路扪高天”，可见，这首诗写在宣和四年或五年，他正在元城尉任上。因为在此之前，他并无官职。

　　宋江等人入京拜爵大略是“去年”，即宣和三年，当时他尚在京城候选，应该也在围观者之列，所以，他能把宋江三十六人骑马入城，“狞卒肥骖”，气宇轩昂，叫“骈观”的士女“骇愕”不已的样子，写得活灵活现。当时李若水刚入仕途，正值忠直为国之时，又是写自己的经历，胡说八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二、他不是刻意为文的写作者，也绝不愿意为宋江立传。这首诗写作的起因是因为“今年”又有一个叫“杨江”的在河北起事，“战阵规绳”都同宋江一样，而老百姓又叫嚷着要朝廷招安，元城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当冀、鲁、豫三省要冲，此事与他职责有关，所以他才有感而发。

　　三、他写诗的主要目的是借题发挥，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反对招安;主张官职应当“与贤”，而不能“啗贼”;而消除盗贼的根本办法是“省科繇”以安民;等等。正因为他不是为写宋江而写了宋江，这个与宋江有关的场景才真实可信。

　　四、李若水最后的官职是吏部侍郎。靖康之难中同徽、钦二帝一道被俘，他见二帝备受羞辱，仗义执言，先怒斥敌酋，后骂敌不止，被敌酋金太子粘罕割舌、挖目、断手，最后壮烈殉难，年仅三十五岁。言以人重。这样的节烈之士，他的记述应该是可信的。

　　宋江等人接受招安，同日拜爵，是当时颇为轰动的一桩大事。宋江肯定是很辉煌地接受招安了，至于招安之后的结局，李若水没有写到。

　　宋江“征方腊”了吗?

　　根据《宋史·侯蒙传》，招安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本来就是大宋王朝的既定方针。许多宋代史籍，也留下了宋江参与征讨方腊的记载，

　　如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引《中兴姓氏奸邪录》载：“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陷温、台、婺、处、杭、秀等州，东南震动。以(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兴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往讨之。”

　　他的《三朝北盟会编》又引《林泉野记》载：“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难易，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又如，南宋李埴的《皇宋十朝纲要》载：“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己亥，姚平仲破贼金像等三十余洞。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姚平仲破贼石峡口。贼将吕师囊弃石城遁走，擒其伪太宰吕助等。”

　　又如，南宋杨仲良《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宣和三年四月……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既次洞后，而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贼数万据之。刘镇等率劲兵从间道掩击，夺门岭，斩贼六百余级……”

　　据此则知，宋江不只参加了征讨方腊，而且在最后的战斗中，直捣洞穴，擒获其将相，立下了大功。

　　但是，许多后世学者对这些记载提出了异议。

　　其一，清末俞樾在《小浮梅闲话》中提出：“宋江降后，无使讨方腊事……擒方腊者韩世忠也。”《宋史·韩世忠传》载：“……世忠穷追至睦州青溪峒，贼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继至，莫知所入。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擒腊以出。”后来，他的功被辛兴宗掠为己有，有别帅杨惟忠返京后直言其事，韩世忠升转承节郎。

　　其二，《宋史》中的征方腊主帅童贯所率将领中没有宋江。《童贯传》载：宣和三年二月，“贯、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

　　其三、宋江接受招安是宣和三年二月，擒方腊是宣和三年四月，中间只有两个月时间。即使想让宋江参加征讨方腊，首先还得上报朝廷，获得批准，往返需要时间;其次，为防止这支犯上作乱的队伍与方腊合流，还必须进行整编、掺沙子等一系列工作，这也需要时间;第三，从海州行军到江浙，也至少需要十日。即便如此，朝廷对这支刚刚降顺的队伍，一定还心存猜忌和防范，只可能列入预备队，不可能把他列入前锋和主力，参与直捣方腊巢穴的战斗。

　　其四，南宋王偁《东都事略》卷十一《徽宗纪》载：“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与方腊战于青溪，擒之。五月丙申，宋江就擒。”该资料标时、记事都清清楚楚，如果宋江二月接受招安，随后又参与征讨方腊，怎么五月又会被擒呢?

　　其五，问题还在于宋江在方腊之后被擒并非孤证，1939年在陕西省府谷县出土的华阳范圭书撰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可存)公墓志铭》载：“宣和初元，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升壑门宣赞舍人。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方腊就擒是宣和三年四月，“捕草寇宋江，不逾月”，应该就是五月了。与王偁《东都事略》所载，正好吻合。

　　可见，宋江无论接受招安与否，都不可能参与征讨方腊。

　　“两个宋江”说

　　但是，也有人对上述异议进行了反击。

　　一、招安宋江，用于征讨方腊，本在朝廷计划之列，在时间上无须周转，因此。二月招安，就可以赶上出征的童贯大军，参与四月追剿方腊的决战，在时间上是完全可能的。

　　二、折可存其人，不见于任何史籍，他的墓志铭出自其女婿范圭之手，洪迈有云：“碑志之作，本孝子慈孙欲以称扬其父祖之功德，播之当时，而垂之后世。”(《容斋三笔》卷一)其中牵强附会的溢美之词，不应作为论史的依据。

　　三、那么，为什么出现“五月丙申，宋江就擒”的记载呢?有人推论，宋江二月接受招安后，参与了四月讨平方腊的战斗，但也可能因为封赏不公，再次起事，然后，才有五月又被平定之说。这种推论，也算得合情合理。

　　问题是，有一道坎不能跳过，这道坎就是，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所载，宣和三年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贼上苑洞”，宋江又在攻打方腊的余部了。

　　南宋之于北宋，算不上改朝换代;南宋文人，大多是从汴京等地逃窜而来，对北宋旧事非常熟悉，怎么可能在记载上出现如此混乱：二月，宋江降;四月，宋江讨方腊;五月，宋江被擒;六月，宋江又征讨方腊余部，“破贼上苑洞”。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此宋江非彼宋江，两个宋江而已!

　　宫崎市定(1901―1995)是日本颇负盛名的东洋史学家，也是战后日本“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巨匠。他在《宫崎市定说水浒》中提出，梁山泊的宋江和征方腊的宋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身为众寇之首的宋江一开始便是盗贼，而朝廷大将宋江一开始便是官军”。因此，“五月就擒的宋江乃草寇宋江，而四月到六月平定方腊起义的却是大将宋江”。这样，在时间周转上就没有矛盾，所有的资料都可以落实了。

　　但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也不一定。由于年代久远，史料不仅缺乏，而且来源驳杂而又互相抵牾，大多数专家还是认为以存疑为妥。

　　宋江的结局到底如何?

　　海州城南有一座小山，遍山磊磊青石，像一只白虎蹲伏在那里，人们叫它白虎山。“虎峰夕照”，历来就是八景之一。白虎山北有座坟墓，人称“好汉茔”。海州人历代相传，宋江并没有投降，他同梁山好汉一起被张叔夜杀害，埋在这座坟墓里。当地还流传着一首诗：“白壁虎山阴，坟冢草木青。问是谁家墓?梁山好汉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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