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掌舵人广田弘毅：唯一被绞死的文官战犯

　　军国体制

　　除此以外，为了压制国内的民主运动、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控制，广田内阁还制定实施了《不稳文书取缔法》、《总动员秘密保护法》和《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为法西斯专政服务的法律法规。

　　1936年8月7日，广田弘毅主持召开了“五相会议”，制定了《基该国策纲要》，该《纲要》的目标是，“内求国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而达到此目标的具体方针则是，“外交与国防互相配合，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也向南海扩展”。这一“国策基准”实际上即主张“南进”又不放弃“北进”，企图二者兼顾以期消除长期以来日本陆海军在此问题上的争议。以此为指导，日本政府开始积极进行扩军备战活动。

　　陆军专门制定了扩军的五年计划，准备充实空军的装备技术和增加关东军的兵力，海军则制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舰计划，以加强海战能力。广田弘毅提出了“广义国防”的口号，将扩充军需工业、发展军国主义教育甚至发展对外贸易等各方面都纳入“国防”体系——实际上的战争体系——进行备战工作。

　　除了进行备战外，广田内阁还进行了中央机构的巨大改革。1935年9月21日，陆相寺内寿一伙同海相永野修身向广田弘毅提出“庶政一新”的改革方案，提出“设立掌管有关重要国务的调查，统辖预算的控制调整等事务的机关，改组、强化内阁首相管理下的情报委员会，并将其统一合并于该机关。该机关的长官，可列为阁僚”;“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由内阁首相管理”;“合并外务、拓务两省，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以及将议会完全变为辅助机关，削弱政党政治的能力，等等要求。其实质就是改革中央行政机构，否定政党政治，强化无制约的首相的权力，为实现独裁奠定基础。

　　反共协定

　　在调整国内机构，加强专制独裁机制建设的同时，广田内阁也不忘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寻找“国际支持”，为此，广田弘毅努力倡导加强与法西斯德国的关系。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为了不刺激采取绥靖政策的英、美政府，便以“反苏反共”为掩护，与德国正式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这是日本走向国际法西斯联盟罪恶轴心的重要一步。这也是广田内阁期间唯一由内阁主导制定的外交政策。

　　日德签署防共协定的背景是，当时日本面临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德国在西欧同样陷于孤立境地，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少将注意到这种情况，于1935年向纳粹党政权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提出签署日德双边协定的意向，两国开始秘密交涉。广田把由驻比利时大使转任驻华大使的有田八郎召回国担任外相，正是因为有田的想法和大岛相同。有田就任外相后马上通过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命令大岛试探纳粹方面想法，在得到里宾特洛夫确实希望实现日德合作的答复后，便要求德国方面提出草案。7月，德国方面提出了日德防共协定及附属议定书草案，内容是前一年大岛和里宾特洛夫之间商定的。外务省对草案进行研究后，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集有寺内以下陆军首脑们参加的联席会议，对外务省案进行商讨并达成一致。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外务省认为有必要就防共问题与英国进行协商，陆军对此强烈反对。外务省也强硬地指出，如果不和英国进行协商而单独和德国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陆军最终作出让步。外务省和陆军一致认为应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不过分刺激苏联，并不使英国因此感到不安。

　　协定草案被送到枢密院进行审议，广田在第一次审查委员会上就此事作了说明，称苏联的军事力量在东亚对日本形成压力，并通过共产国际进行搅乱工作，对日本的国防造成直接威胁，同时阻碍日本落实“东亚安定政策”，缔结该协定是以和德国合作、共同防卫和牵制苏联为主要目的。同时，要尽可能地邀请第三国一起形成防止赤化扩大的防卫态势。但是该协定会尽量避免使正在向前发展的日苏关系恶化，将继续进行日满苏边境划定，处理国界纠纷，继续改善日苏关系。有田外相在说明中提到苏联在欧洲造成的威胁，指出苏联和其邻国间逐个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加入了国际联盟，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相互援助条约，正在欧洲扎实地强化其国际地位。广田和有田都强调，日本和德国在挫败苏联在东亚和欧洲扩大侵略的意图和阻止共产国际在这两地区推行赤化方面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个协定在表面上是日德两国针对共产国际制定的，而真实意图是以苏联的进攻或进攻威胁为前提的。

　　日德防共协定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应反过来形成更大的波浪冲击着日本。日本和纳粹政权缔结协定，与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都产生隔阂。7月前后，外务省电示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吉田从一开始就反对与纳粹德国缔结协定)，让他为就两国间各种问题调整关系作准备。但在10月7、8两日，发生了基隆事件(在台湾基隆几名英国东洋舰队水兵和当地司机为价格发生纠纷而惊动警察的事件)，11月日德防共协定对外发表，使得日本与英国改善关系的计划无限期拖延下去。对苏关系也受此影响，原本已经枢密院审议通过并在11月10日草签的日苏渔业协定，由于苏联在20日向日方通告拒绝签字而化为泡影。日德协定虽然表示非常欢迎有志于防共的国家加入该协定，但对此表示共鸣的仅有意大利。南京的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反驳称，防共工作是内政问题，不认为有求助于第三国的必要。欧美各国也对此冷眼旁观，他们担心建立反共网将导致世界的分裂。

　　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C·格鲁表示担心该协定不仅对日本与苏联的关系，就连对英美等民主国家改善关系都十分不利。元老西园寺也严厉批判签订该协定是为德国所利用，指出日本没有必要和除英、美、中三国之外的国家签订协议，广田和有田对各国的反应毫无知觉，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迎合军方，广田是个投降分子。宇垣一成也尖锐地批判道，即使作为防共对策也应该呼吁英、美、法三国共同结成防共大包围网，与法西斯德国相呼应是没有原则立场，表示与广田一刀两断。重臣若槻礼次郎称，广田内阁的存在对国家不利，内阁对军部的蛮横和战争主张没有能力制止。

　　推行侵华政策是日本历届内阁的重点，广田内阁也不例外。1936年8月11日，广田内阁通过了《日本政府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目的在于保证华北的行政“独立”，建立反共亲日地区，取得必要的军需物资，还提出了具体实施步骤。

　　军部暴走

     1936年8月，广田召集“五相会议”，确立了新一届内阁的“国策基准”，提出了“内求国基之巩固，外谋国运之发展”，“确保帝国于东亚大陆之地位，同时向南洋发展”的基本方针。这一“国策基准”在一定意义上缓和了陆、海军在“北进”与“南进”问题上的争议，采取了“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其主要着眼点便在于，在消除北方的威胁、防范美英的同时，继续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更要兼顾向东南亚地区的侵略渗透。

　　在“国策基准”确定后，寺内寿一等人又于9月21日向广田提出所谓的“庶政一新”改革方案，其中重点是“改革中央行政机构”，提出设立掌管有关统制、革新人事行政事务的机关，并由内阁首相亲自管理，同时合并外务、拓务两省，以强化与统制对外政策等。军部的企图是通过加强首相的权限，变相为其谋求独裁开路，并且还可以从长计议，为未来军人取得首相职位后做好预先的准备工作。因此，可以说，军部所提出的这一所谓的改革方广田内阁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案，实质上是迈向军部独裁的一个铺垫。

　　在军部提出的“庶政一新”方案中，另有一项内容也十分重要，即“议会制度改革”。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议会的权力，彻底否定政党政治，并以天皇制的法西斯独裁专治体制取而代之。政党方面对军部横行内阁的现状理所当然地感到强烈的不满。为此，一些政党人士便伺机进行抵抗和反击。

　　1937年1月20日，在日本第70届议会复会的前一天，政友会的议员便公开指责内阁“官僚自以为是，军部充满优越感，排斥异己，企图干预国家机能的一切事务”，长此以往，日本必将陷入“名为立宪政治，实为寡头专制的状态”。1月21日，第70届议会正式复会。在会上，由于大藏大臣马场瑛一提出要扩大军费开支，激起了一些本已对军部不满的政党人士的敏感神经。政友会年逾70的元员级议员滨田国松当即在议会上发表演说，矛头直指军部，认为军部干预政治将成为独裁政治的温床，指出：“强化独裁政治的思潮，一直在军内泛滥，它时刻有破坏文武恪守其准则的危险。这正是国民所共同忧虑之处。”

　　滨田的演说犹如导火索，迅速点燃了议员们对军部独断专行的愤怒，他们对滨田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坐在阁僚席上的寺内寿一如坐针毡。待滨田的演说刚一结束，他便迫不及待地走上讲台，态度极其傲慢地说道：“刚才滨田君的演说中有些侮辱军人的言辞，很遗憾。”得到议员们支持的滨田自然是毫不退让，他复又登上讲台：“本人忝为国民的代表，如有人寻衅说我侮辱了国家荣誉所归的军队，我将寸步不让。” 寺内听罢，声色俱厉地威胁说：“由于滨田君的发言有损于国民一致的精神，我再次提出忠告。”

　　滨田岂肯服输，他大步跨上讲台，寸步不让地冲着寺内喊道：“我究竟是否说过侮辱军部的话，请查一下速记记录。如果有，我剖腹向你谢罪;如果没有，你要剖腹!”……在会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怒气冲天的寺内坚决主张解散众议院。然而，对于这一建议，即使是平日里素来支持军部的一部分大臣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样一来，可能会导致政党与军部之间的强烈对抗，甚至可能会造成国内局势的不稳。但刚愎自用的寺内决意坚持到底，在1937年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他的态度已经到了不可商量的地步。事实上，寺内的态度并不仅仅是出于对滨田演说的反弹。在军部看来，广田弘毅尽管已经成为其十足的傀儡，但毕竟大权仍握在广田手中，而广田及其阁僚中的部分成员从根子上来讲，对军部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从寺内要求解散议会而应者寥寥这一事实上也可以看出。军部的态度至此已经十分明确了，广田内阁已再无可利用之价值。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在政党与军部的尖锐对立下，迫于压力不得不提出总辞职。

　　初入泥潭

　　作为广田内阁的后任，林铣十郎内阁仅仅维持了四个月便再次在政党的强烈反对声中灰溜溜地垮了台。1937年6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近卫文麿终于“出山”。被军部扫地出门的广田弘毅在老朋友近卫的力邀下，再度出任外务大臣。广田第一次入阁是在1933年斋藤实内阁期间，在他的任命仪式上天皇特别对他说道：“陆军总和别国发生事端，令人非常为难。好像海军方面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广田那边也要注意，不要引起事端。”当时广田诚惶诚恐，之后马上找来美国驻日大使格尔，表示改善日美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还对原田熊雄表明他的决心：“在这五、六年间不能对外酿成事端，首先有必要改善对华关系，哪怕只有一点也好。”在之后的冈田内阁，广田留任外相，未改初衷。在1935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六十七届通常国会上，政友会的芦田均在质询中问道：“政府对目前的国际形势过于乐观，广田外相主张的‘协和’外交的实质是什么?有什么具体政策?”广田回答说：“虽然说未来会有战争，但至少以我今日之信念，相信在我外相任内决不会发动战争。”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这次担任外相期间，日中间爆发了全面战争(从“卢沟桥事变”发展为“华北事变”，进而发展为“支那事变”)，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广田在他从卢沟桥和南京经过巢鸭(位于东京的战犯监狱)走向坟墓的泥泞道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广田在1938年5月第一次近卫内阁改组时将外相之职让给了宇垣一成，但实际上他作为外相的气数在这一年1月16日发表“日华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时就已经到了尽头。这个声明提出“两个放弃”，即放弃不扩大日中战争的方针和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日中间问题的方针，广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广田作为政治家对此应负的责任是无法估量的，“两个放弃”的提出使得日中战争全面化、泥沼化，使日本更深地陷入国际孤立。而且作为这个时期的特征，只要中国与主要国家没有一起反击日本，日本没有必要选择这种不计后果的政策。可见日本对中国是端着肩膀，趾高气扬，要求对方采取低姿态，而自己毫不让步。现地的军队更是这种心理。国际社会原本对日中战争持观望态度，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不想刺激日本。日军攻陷南京，在南京进行进行大屠杀，而且宣布放弃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外交交涉，使国际社会改变了对日本态度。

　　中华事变

　　对于“支那事变”，中国政府根据国际联盟规约第十、十一、十七条，就日本的战争行为向国际联盟提出上诉，使问题国际化。1937年9月13日，国际联盟第十八届大会接受中国上诉，并列入大会讨论议题。外务省于15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经退出国际联盟，因此不便对国际联盟的讨论内容发表评论。但是中国的上诉与事实严重不符。国际联盟接受上诉说明联盟没有正确认识东亚事态，因此国际联盟的介入将使事态进一步恶化。日本政府对于本次事变的处理方针是，坚持现地解决，不扩大事态，日本的真实意图在于要求中国政府作出反省，放弃排日政策，从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

　　日本最终选择了放弃不扩大方针，使战争长期化，因此必须通过处理这次事件来制定出根该国策。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场“事变”，而实际上是日中间全面战争。以此为转折点，日本开始制定战时体制，而另一方的中国没有利用“支那事变”强调“保卫祖国，全面战争”。

　　在战局方面，近卫内阁将战争由华北扩大到华中。日本在国际上找不到一个友好国家，成为亚洲中的孤岛。不祥的前兆开始出现。根据国际环境和战局的发展趋势，政府制定了“支那事变处理纲要”，提出希望通过第三国从中斡旋，与中国进行外交交涉。但是12月30日，日军攻陷南京后，这一纲要即被束之高阁。同时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成为日本陆军历史上最大的污点，日本因此成为国际社会指责批判的对象，这个孤岛开始被潜在的敌国包围起来。1938年1月16日，广田会见德国驻日大使迪尔库森，感谢德国长期以来在日中间斡旋，同时通告了今后日本对华不再进行外交交涉的决定。正午时候，政府根据内阁秘密起草提出的对华声明案，发表了与中国断交的声明(即“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第一次声明)。这个政策是日本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败。

　　对华声明

　　这份对华声明中称：“帝国政府在攻陷南京后尚给支那政府留有反省的最后机会。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之真诚心意，大肆策划抗战，内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不顾东亚地区和平之大局。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真心与帝国进行合作的支那政府的产生，改善两国关系，届时帝国政府将对新支那的建设提供合作。帝国政府从来的尊重支那领土完整和主权以及各国在支那权益的方针没有丝毫改变。如今，帝国政府愈发深感对东亚和平责任重大，希望国民为实现这一任务更加发愤图强。”

　　1938年1月22日，第七十三届通常国会召开，近卫首相和广田外相在演说中都提到了这个帝国声明。近卫声称“不用说，以日满支三国牢固的合作关系为基础，确立东亚地区的永久和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这是帝国不变的国策。不久前，政府针对不思反省的支那国民政府提出不再以其为对手的方针，也是为了实现不断增强与各国友好关系的国策。”

　　广田外相则称：“德国曾向帝国政府提出过作为日中两国间的桥梁进行斡旋的好意。依此，为给国民政府以最后的反省机会，帝国政府为解决事变特提出以下四项条件：其一，支那政府必须放弃容共、抗日、抗满政策，与日满一起努力共同防共;其二、在有必要的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且在该地区建立特殊机构;其三，日满支三国间缔结紧密的经济合作协定;其四，支那对帝国作出赔偿。这四项要求是帝国政府认为绝对必要的最小限度的要求，切望国民政府尽快依此条件求和。但是该政府对东亚局势视而不见，无视中国政府的宽容和德国政府的好意，没有拿出虚心坦怀、诚恳乞和的态度，事态发展至今也没有作出什么诚恳的回答。国民政府这样的态度等于是置帝国政府给他们的最后机会而不顾，使帝国政府感到等他们反省是不可能的。因此帝国政府才在16日发表了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

　　这样的声明是在国际联盟已经就日军空袭作出指责决议，认定日本的战争行为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不战条约、并且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的行为为国际社会所知的情况下作出的。18日帝国政府作出补充声明，言语之中毫无宽容、博爱以及文化上的精练与睿智，真可称得上是“语言屠杀”。日本政府把语言都作为武装，并用语言的刀刃砍向中国。声明宣称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比不承认国民政府还要恶毒，是想彻底抹杀国民政府。虽然如此，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不是宣战公告，完全是想在不宣战的情况下抹杀代表一国国民的政府。这种作法完全是对他国残酷无礼的行为。1938年5月29日，近卫以广田在“近卫宣言”中所犯的失误为由将其解职。广田弘毅就此结束了其为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奔波卖命的政治命运。

　　文官战犯

      因为被判极刑的七个人当中只有广田是文官，所以为他鸣不平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是从两个方面看广田应算得上是现行犯。第一是他没有阻止一不做二不休的军部，反而走上他们的道路。在1941年底对美英宣战之前，天皇招待阁僚和重臣一起吃饭，饭后天皇向他们征求对宣战的意见。当时首相东条英机和内大臣木户幸一在座。关于对广田的印象，天皇有如下记述：“不知是不是由于他是由玄洋社起家的原因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只有他说进行战争为好，还推荐组成皇族内阁，说应该在征求统帅部意见的基础上组阁。从他的谈话完全无法想象他曾担任过外交官。”还有一条也可说明他确实该受到极刑。比如在对华声明问题上，近卫之后又发表过第二次、第三次声明，逐渐修正政策轨道。广田不论是与军部的关系上还是在预测对自己的审判结果上，都表现出他是个一条路走到底的政治家。特别是在行刑之时，广田无声端坐，一脸漠然，坐待天命。他也没有和其他被告比较对自己的量刑。

　　对青少年时代的广田弘毅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恍恍惚惚的，而狱中战犯的广田却是真实的。充满人性魅力的秀才广田，他在少年时代是一个少有的天赐之物，而作为一个文官，又落到从容坐等极刑以结束自己七十一岁生命的境地，实在令人叹息。

　　广田在担任首相和近卫第一次内阁外相时代的政治责任十分重大。广田不作任何解释正是他安身立命之道。广田的墓碑在福冈市的圣福寺内，旁边是随他自杀的夫人静子之墓。他的墓碑上刻着他的法号“弘德院殿悟道正彻大居士”。

　　广田弘毅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主要理由就是因为他签订“德日联合防共协定”和他推行国家法西斯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是美国人需要绞死一个文官，杀一儆百(警示那些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文官战犯)。真该绞死的首相近卫文麿已经自杀了，木户幸一和东乡茂德等人都罪不至死;法西斯教父平沼骐一郎年龄太大，绞死他不人道;就拿广田来顶了缸。为了广田该不该绞死的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联邦法院，而且美国联邦法院居然受理这个官司!(这个远东军事法庭到底是不是“国际”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勉勉强强以5比4的微弱多数表决决定：美国联邦法院无权干涉另外一个国际法庭(还知道做一些表面文章)。这才把7个甲级战犯给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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