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是怎样严惩逃亡士兵的？古代如何处置逃兵

　　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士兵在战场上斩获敌军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国家按照爵位来分配土地，授予种种法律上、社会生活上的特权。因此秦国军队总的来说士气高涨，被孙卿子评为是战国最强的军队，“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因此逃兵问题或许不那么严重，处罚还不算很重。

　　唐律的《捕亡律》将逃兵罪名区分为已出征临战时的逃亡、平时镇守驻防时的逃亡两大类。凡是军队已出征上战场，士兵逃亡一日徒一年，一日加一等，逃亡超过十五日判处绞刑。如果是在作战时逃亡的处斩首。凡是平时镇守驻防，士兵逃亡一日杖八十，三日加一等，最高加到流配三千里为止，没有死罪。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混战，为了防止士兵逃跑，朱温(后梁太祖)下令在士兵脸上刺上军号(用针刺字后再涂上墨汁)，在道路关口设立岗哨盘查，发现刺字的逃兵就予以处死。这个办法迅速被各个大小军阀采用，也被宋代继承，士兵一律刺面，并设“逃亡之法”。刺面的禁军逃亡，满一日处斩首。北宋仁宗改为逃亡满三日，斩首。北宋神宗王安石变法期间改为逃亡满七日，处斩首。这个法律一直维持到南宋灭亡，只不过各代皇帝往往下诏特赦逃兵的死罪。

　　明律继承了唐律将逃兵罪一分为二的立法原则，但不采用按照逃亡日期来定罪量刑。《兵律·军政》规定，军官军人出征时逃亡的，初犯杖一百，充军继续出征;再犯者处绞刑。而各地驻防军人逃亡的，初犯杖八十，继续服役;再犯杖一百，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服役;三犯处绞刑。

　　清律沿袭了明律的规定，只是将两种逃兵罪名的绞刑都改为“绞监候”(监禁等待秋审最后决定是否执行绞刑)。可是在后来的清代条例里，却不分出征、驻防，只要是“在营”的将士逃亡的，一律加重为斩立决(不经秋审报朝廷核准后立即执行死刑)。在战争结束前自首的，发遣到各省驻防八旗为奴;战争结束后才自首的仍然斩立决。

　　“军令如山倒”

　　中国古代军事制度里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赋予指挥官对于手下将士的生杀大权，成文法规的效力在军营居于指挥官军令之下。因此指挥官有权决定有关逃兵处置的这些法律在军营是否执行。比如唐朝张仁愿主建三受降城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和历史上很多著名统帅一样，张仁愿是位文官出身、由朝廷监察官员转化而来的边疆统帅。唐景龙二年(708年)张仁愿率军击破突厥大军，追击跨越突厥与唐朝军事分界线的黄河一线。张仁愿注意到突厥每次入侵都会先在黄河以北的拂云神祠“祭酹求福”，同时集结兵力、放牧战马。他向朝廷建议，乘这次突厥兵败，夺取黄河以北要地，在黄河主要渡口处修建三受降城：在原来的拂云祠建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市西)，以东三百余里地建东受降城(今托克托南、黄河北岸、大黑河东岸)，以西三百多里建西受降城(今杭锦后旗乌加河北岸、狼山口南)，作为防御突厥入侵的前哨阵地。

　　唐睿宗批准了这个计划，下诏当地已服役期满的士卒全部留下筑城。张仁愿立即着手开工，而士兵们心怀不满，有两百多名咸阳籍的士兵离队逃亡。张仁愿下令追捕，全部抓获后一齐斩首。由此士卒们不敢懈怠，只能寄希望于尽快完工可以回家。只花了六十天，就筑成三城。以后又逐渐建立一千八百所烽火台，这条边防线有效保障了唐朝北部的边境安全(《旧唐书·张仁愿传》)。

　　除了“军令如山倒”外，历代也允许指挥官对所部制定规则。比如明朝以训练精兵出名的戚继光，在《练兵实纪》等军事著作里记载了自创的“营规”。他处置逃兵的办法并非仅仅依靠死刑恫吓。他主张“详责成”，所有违犯军法军令的行为都要连坐军官，每一单位的士兵都要连保，如有逃兵，一队中“一半送监”，其余一半进行缉拿，都要革去“月粮”。一年未抓获的，全队发往边防巡哨三年，而且全队士兵在抓获逃兵以前只能拿一半兵饷。同队有士兵揭发的，全体不必连坐，如果无人揭发，就要全队连坐。这些制度后来大多被清末的湘、淮军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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