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26 15:35:07 首页
杜月笙之所以抗日,一方面是因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他也有爱国之心;另一方面,杜月笙寻思着自己这辈子是个穷苦出身,发迹于社会底层,而他又总想着往上爬,成为人上人,所以他得把自己的过去给洗干净了。为了时刻维持自己的仪表,杜月笙穿上了只有做学问的人才穿的长衫,把上面的每一个扣子都系好,以此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可是再怎么标榜,他还是一个出身底层、混黑社会的“大混混儿”。为了洗白自己,他这才帮助蒋介石抗战,以便蒋介石将来能给他一个正式身份,让他彻底摆脱青帮头子、黑社会、流氓大亨的标签。后来,杜月笙也确实试图通过这些举措来跟蒋介石讨价还价。后来当抗日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杜月笙又跑到重庆,意思是他在抗战的时候也帮过国民党的忙,给蒋介石出过这么大力,如今抗战胜利了,能不能给他个新的身份?比如说让他做个上海市副市长什么的。只要坐上这个位置了,以前的就全部洗干净了!我不是“黑”的,我是“白”的了!结果,没想到的是,当杜月笙兴高采烈地从重庆坐火车回到上海的时候,一从上海火车站下车,他就发现上海市有人在游行,还打着“打倒上海滩三大流氓”的旗号。杜月笙这一看,寻思说完了,这就是说他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蒋介石当时完全能把这事压下来,但是他没动手。为什么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利用民间对杜月笙这些人的不满情绪来告诉杜月笙,我蒋介石不能用你,否则就会有人揪着这件事说蒋介石和杜月笙有关系。
当时蒋介石不想沾这个事儿。上海市副市长其实另有人选,老蒋早就安排好了,杜月笙那是空欢喜。所以,杜月笙后来有一句反映黑社会和不良政府之间深刻关系的话,他说:蒋介石是拿我当夜壶,用的时候拿出来,不用的时候嫌寒碜,塞床底下都嫌臭。

这话杜月笙虽然说得糙,但是很在理,他对于黑社会跟蒋介石政府的关系认识得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后来到了蒋介石败守台湾的时候,杜月笙就离开上海,跑到香港去了。当时,咱们中央政府考虑到杜月笙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认可他在抗日当中做出的贡献,也通过地下党那边跟他联系,让他回来,说政府既往不咎。偏偏那个时候,蒋介石也到了台湾,又想到杜月笙是个能人,还有可用的地方,就发出邀请让他到台湾去。当时面对这种情况,杜月笙心里有自己的算盘,两边谁也没答应,而是待在了香港。
后来,杜月笙又到欧洲短暂待了一段时间,最后在63 岁的时候,也就是1951 年,病死在香港。死的时候杜月笙身边只有6 万美元,在那时候6 万美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算少了,可对于杜月笙这样的人来说,这6 万美元能算钱吗?原来,他在死之前就把家财几乎都散尽了,而且死之前还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把姨太太、孩子都叫到身前,把这6 万美元给大伙儿分了;第二件事,当时欠杜月笙钱的人数不清,有的给杜月笙写了个借条,那些借条加在一块儿数额非常多。杜月笙把孩子叫到跟前,把这些借条拿出来一把火全烧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这是人家欠我杜月笙的,人家不欠你的,你们别到我死了再到处要账,败坏我的名声。所以,大家看杜月笙这个人,即使到晚年了也不糊涂。
杜月笙一辈子从底层摸爬滚打起家,梦想成为人上人,他也按照自己的江湖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虽然他也有点儿私心在里面,但是总的来说,杜月笙这个人一生很传奇,也很复杂。我们通过杜月笙这个人,也可以了解人性的复杂程度。所以说,很多时候并不是通常我们想象的那样,一个人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或者说这好人就不能干坏事儿,坏人就不能干好事儿。其实,从人性的复杂性来讲,人的好坏是很难说的,他可能是阶段性的,也可能是地域性的,也可能针对不同的人他的所作所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从杜月笙身上,可以打开管窥民国时代中国历史风云人物的这么一个渠道;把杜月笙当成一面镜子,相应地,就把杜月笙身边的人、事儿,一个个地看清楚,人性的复杂在这时候就暴露无疑了。所以我们现代人了解历史,要把它放回到历史本来的环境来解读,不能根据意识形态来判断他的好坏。如果那样理解的话,你就永远看不透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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