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9-06 11:59:32 首页
近年谍战剧走红,说的基本是国共间的故事。万历朝鲜战争中,却有一个流落到日本的明朝人,机缘巧合在侵朝日军中当上了一营主将,他心怀故国,和明军暗通情报,在战场上火烧敌营,立下奇功,随后飘然而去不知影踪。
不是小说,不是电影,不是杜撰。
这个四百年前的“余则成”,身世神秘,机智万端,堪称那个时代大明的第一卧底。
1、一封奇怪的书信,引出两个明朝间谍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8月,援朝明军的总兵董一元率部,与日军隔着晋江扎下营寨。晋江的南面称为望津,日军凶悍见长的岛津义弘部,就驻扎在这里。四十余里的晋江南面,日军修筑了望津、东阳、泗川、永春、昆阳、金海、固城、新寨等八座寨垒。
两军对峙了一个月,率领浙江兵的游击茅国器对董一元献策道:“细看倭营,自望津以至新寨,势若长蛇。望津为蛇首,击碎蛇首,其它便势如破竹了。”董一元深以为是,但敌军阵势齐整,晋江不能飞渡,只得耐心等待战机。
战机却突然来了。而且,是自己送上门的。
一天,茅国器部下的哨兵发现一个怪事:一个朝鲜妇女公然从日本营寨中走出来,却没人拦阻。哨兵等她走近,就问她缘由,朝鲜妇女语言不通,只是从贴身处取出一张纸条。
纸条上,用汉字写道:“此妇将度异域矣。吾甚怜之,捐资以赎放还故土。天朝兵将当怜其穷困,勿加杀害。”书信的结尾处则写道:“知吾姓者,令公之后,埋儿之父。问吾名者,有或之口,无才之按。理心书。”
这样一封无头无尾的书信,从日本营寨中送出,委实太令人吃惊了。
明军营帐中,茅国器左看右看还是不明白,特别是结尾的那段话疑似谜语,茅国器是个武人,哪里能解得开?于是,他叫来赞画(随军参谋)诸葛铸来商量,果然文人机灵,诸葛铸一下就破解了字谜:“令公之后、埋儿之父为郭,有或之口为国,无才之按为安。写书信的人,姓名叫做郭国安!”
令公是指唐代名将郭子仪,埋儿之父是指晋代埋儿奉母的孝子郭巨。谜语的确解得不错,那么,这个解救朝鲜妇女请求天朝兵将怜悯的郭国安到底何许人也?他为什么在日营里?他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日本人?
无巧不成书,明军营中还真有个人知道缘由。
此人叫史世用,一听说这事,当即兴高采烈地跳起来:“我知道这个人!郭国安是华人,当年在日本和我很熟悉,誓死相约报效本朝。他如今在倭营,我军有内应了!”
慢着,这个史世用又是何人?他为何到过日本,还和郭国安见过面?
图:斗笠下的日本武将,究竟是何面目?
这事的原委,还得慢慢道来。
史世用,是明朝派往日本的间谍。
早在日本侵略朝鲜之前,明朝的情报机构就开始行动了。兵部尚书石星秘密从锦衣卫里选拔出了几个谍报人员,准备潜入日本刺探情报,其中,“貌颇魁梧,才亦倜傥”的史世用,在万历二十一年受福建巡抚许孚远派遣,乘坐海商船只,一路抵达日本九州的萨摩。
据万历年间明人诸葛元声的《两朝平壤录》记载,史世用是明代隶属南京的武进人,出发前是锦衣卫里的名色指挥。“名色指挥”意思是挂头衔的指挥,和“见任”的实职有所区别。
史世用到了萨摩州后,首先联络上福建裔明人许仪后。许仪后此人,我在前文《中日死磕史》提到过,他是被倭寇掳到萨摩的福建医生,凭借高明的医术深得萨摩藩主岛津家的信赖,他是第一时间向大明发出“日本将侵略朝鲜”情报的功臣。
有了地头情报员许仪后帮助,史世用四处搜罗情报,还面见了萨摩岛津家的重臣伊集院忠栋。几年后,史世用辗转归国,被派往朝鲜当随军参谋,他将掌握的日本情报汇报给了朝鲜人,被朝鲜国王李昖赞为“当世奇士。”
毫无疑问,史世用就是在萨摩逗留期间,认识了在萨摩军中效力的郭国安,两人相约效忠大明,这才引出几年后的这一幕。
2、潜伏英雄“火烧敌营”
明军得悉郭国安的身份后,立刻派史世用与之秘密联络。联络中,又获悉了一个更好的消息:日军望津寨的主将,就是郭国安本人。
被称为日军“蛇首”营寨的主将竟然是心向大明的卧底!天佑大明也!
电影《锦衣卫》只需换个日本城堡的背景画面,主角就是史世用。
下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茅国器命人混入日营,与郭国安约好,几天后明军大举渡江进攻,让郭国安同时纵火烧毁日营粮草,举火为信。郭国安慨然应允。
不日黎明,茅国器部强渡晋江,日兵纷纷出寨堵截。突然望津寨中大火冲天而起,烈焰烧的满天皆红。见粮仓重地起火,日军大惊慌忙后退。明兵乘机抢渡到南岸,一阵追杀夺下了望津寨。
郭国安放的这把大火,烧了二日二夜,烟焰不息,乘胜追击的明军连续攻占其他寨子,日军余部丧魂落魄,一路退守到泗川主将营寨。
明军几天内屡克日军营寨,一路打到敌军主营,军威大振。只可惜,此后董一元在进攻泗川新城的过程中,轻敌冒进,战斗中大营的火药突然爆炸,以至于功败垂成,被岛津义弘的萨摩兵打了个反击,死伤惨重。
看到这里,有人肯定要担心,郭国安的反戈行为没被日军发现吗?
就是没发现。没有这份机智,怎么当卧底?因为在此后的两军和谈时,我们又看到了郭国安的身影。
九月和十月,明朝通过琉球和许仪后的密报获悉了丰臣秀吉的死讯,但此刻日军大本营的撤军命令还没到,游击茅国器再次出马,他派遣弟弟茅国科去会见岛津义弘,晓以利害,劝其撤兵,“郭国安从旁赞之,义弘诺。国安私谓国科曰:‘国有大故,势将疾归,所恃者釜山数月粮耳,粮尽当归矣。’已而,清正粮果尽,告借义弘,义弘不许,清正乃先撤尉山之师,义弘、行长以次而撤。”
由此可见,许仪后、郭国安等在日本的明人卧底,对明军结束朝鲜之役功不可没。而郭国安此后就失去了联络,我们无从知道他最后的下落。
这些难得的史料记载,出自明人茅元仪的兵书《武备志? 占度载? 朝鲜考》,真实度没有丝毫问题。茅元仪可不是一般文人,他是当时著名的兵法家,曾任辽东经略杨镐的幕僚,后来还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过,担任过副总兵,与清兵战斗过。
关于神秘的郭国安,日本战后的史料上也有提及,估计那时候他的身份已经曝光。如成书于江户时期的《日本外史》如此记载这场战斗:“会明捕虏郭国安在望津。送款于一元。约为内应。举火为信。至期。国器引兵临江。我兵亦出寨临江。已而寨中火起。吾兵顾而救之。明兵乃渡。陷望津。”
从日本人的记载看,郭国安是个“明捕虏”,即被俘的明人。但是郭国安是明朝哪里人?如何被俘?如何混入岛津家当上一营主将?可惜史料实在太过缺乏,郭国安的原始身份,就像他写的书信一样,一团谜。
不过,至少通过两国零碎的史料,已经拼出了一个活生生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明卧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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