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的道光皇帝：道光年间科考考题都着眼于时政

　　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今天的许多问题都在历史上有过端倪和演变，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你如果不知史还真是处理不好时务

　　在灯下细究古代殿试策问，作为教师研读考题其乐悠悠，难与外人道。策问的落脚点是时政，但起问往往从历史开始，特别是到了清代，这种以史带今的模式已经固定下来。如清道光十八年策问问到粮储，最后问的是今天怎样才能“凶荒有备”，之前却把问题追到汉代的常平仓。“汉耿寿昌筑常平仓，时称便矣;后汉刘般谓常平仓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其故安在?”这就是把历史上的制度摆出来让你评论。紧接着皇帝给出了自己的史论引你进一步思考：“当境采买，固虞勒派;采自邻封，又添运费。例价有定，粮价无常。何以使官民两不受累而及时奉行、不至有名无实欤?”这真是大好考题。

　　这一年策问题中还问到前代的社仓与义仓。“社仓之法，略以义仓同。何以隋唐行之，不久便废，至朱子而独有成效?”这是要考生从相似中辨别，问得尖锐。不仅让你分析历史上的事件，还让你分析历史上的政论：“朱子《社仓记》，推原朝廷未改设社仓之意，试详述之。”常平仓是官办，义仓与社仓是民办，各有利弊，各有委曲，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都积累了丰富的成败经验，道光皇帝想让贡士们通过历史比较择善立论。

　　道光皇帝的历史题总是问得很真切。道光十五年问及历史上的保甲制度：“故诘奸之法，莫善于保甲。然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不胜扰，王守仁行之于明而盗无所容，其故安在?”这大概还是想讨论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奥妙。清朝大部分皇帝的历史题都是像道光这样着意于史事、史论，而乾隆还同时考及史籍，好像生怕考生们没读过史书原文似的。“班固之书，半资司马，或因或改，异同得失，至为繁赜。南北史合宋、齐、梁、陈、魏、北齐、周、隋之书，亦有短长，缀谱系划时代，何者为优?”这是乾隆五十四年的策问，这一年的考题对《春秋》以降的史书问得很细，连不同的版本都问到了。

　　考题中对历史的重视见出一种择人断事的眼光。考生回答现实问题、提出时事对策不能空口说白话，不能仅凭个人的感受张口就来，你必须得通晓历史，不读史则无以言。这里面包含着一种理念：不知古的人不可能真正知今。历史是有延续性的，今天的许多问题都在历史上有过端倪和演变，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你如果不知史还真是处理不好时务。许多重要制度都有持续不断的沿革，今天也许其名称变了但其实事还在，你不了解历史就只能是被动沿用，并不自觉。而不自觉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你会不知道你手中的制度到底意义何在、诀窍何在，你会在不经意间改动最不能改动的关键环节从而使制度残废、带来灾难，你也不可能对制度作合理变革以使其适应变化。清代的皇帝在这一点上相当清醒，他们要求未来的执政精英必须熟读历史。

　　重视历史还有一个浅显的原因，那就是历史上的事情都是发生过的，都已经有了分晓、见了成败，你大可对比、推敲。今天的事情往往与历史有诸多相似，或者事殊理同，或者干脆就连事情都相同，有时史书读下来真觉吓人得很。饱读史书才可以在复杂的情况中有决断，才会心里有底。“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大概只有“掌上千秋史”，才会“胸中百万兵”。

　　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古代政治教育的框架。科举是对教育的收获，考试是对教育的反映。乾隆五十四年的策问对清朝的科举有概括：“今制四书以正其途，五经以博其趣，八韵以觇其才，五策以徵其实，立法善矣。”殿试策问乃是对会试“五策”的深化。而科举中所有的“策”又都以历史为基础。与这种科举考试相对应，当时的政治教育把“史”与“经”并列。道光十六年的策问将其中的奥妙一语道破：“文学多端，首重经史。”道光皇帝在题中勉励士子：“多士治经学史，先器识而后文艺，所以裨朕治理者也。”能通“经”知“史”才是有用之材。

　　如果要勉强定义，可以说“经”是意识形态，“史”是政治经验。“经”指向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心法”，意在确立信仰;“史”指向治国、平天下的“治法”，意在培养能力。实际上读史也能开阔胸怀、提升境界，增强对国家的忠诚，大有助于“心法”。而且经中有史，史中见经，心法是治法的精神源泉，治法是心法的实践与实现，最高境界是二者的融合。古代对官员的政治教育如此并重意识形态与历史，读史至此不禁怦然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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