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尸身在棺椁内的神秘姿势之谜：定陵地宫谜

　　发掘帝王陵寝的声音近来有不小的响动。早一点，有人建议开挖秦始皇陵，并列出理由多条，因有专家说下面埋有500吨的珠宝，有人又动起了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乾陵的念头。借此股“挖祖坟”的声音，今天就来说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开启明定陵的事情——

　　到2007年，距定陵地宫棺椁开启时间，是50年，正好半个世纪。

　　朱翊钧，史上所称的万历皇帝，明朝第13位皇帝，系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1572年，10岁时开始当皇帝，到1620年病死，在位长达48年。万历是其年号，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先后有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定陵即为他与两位皇后的合葬墓。

　　就考古的一般常识来说，陵墓的发掘必须要注意的，一是墓主人的尸体情况，二是可以证明墓主身份的文字，而不是金银财宝那些陪葬品。所以，开启梓棺一般是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考古程序，要求相当严格，在主要专家或是主政官员到场的情况下，才会打开棺椁。定陵，作为一座一级帝王陵，其发掘过程也是极其小心的，参与定陵考古的专家和领导，对棺椁的开启慎之又慎。

明神宗朱翊钧标准像

　　当时，发掘人员小心打开棺椁后，现场专家大吃一惊——

　　朱翊钧尸骨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析，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拿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

　　孝端后尸体放置在织金妆花缎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已经腐烂，骨架头西脚东，面向右侧卧，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

　　孝靖后尸体亦放在织锦被上，被两侧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己腐烂，仅剩骨架，脚东放置。面稍向右侧卧，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左臂下垂，手放在身上腰部。

定陵的地宫

　　朱翊钧和他的皇后尸体放置呈如此姿态，真乃惊世发现。之前谁也没有见过帝王的葬式，在现存的资料中，帝王死后尸体摆放成什么姿态入敛，一直是秘不示人的。而根据传统的丧葬习俗，入棺时外人都是要避讳的，即使是身边人，也只有极少数的嫡亲才能看到，因此才没有一丁点儿这方面的文字记载。定陵暴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是给考古界的一个天大惊喜，这或许就是这次错误发掘的最大收获之一。

　　之所以说朱翊钧的尸骨姿态暴露出了一个天大秘密，一是帝王棺椁内尸体摆放姿式是一个千古之谜，现在被揭开了，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二是因为其姿式太怪异了，与传统的“仰身直肢葬”完全不符，其包含的信息也应该是深奥的。为何朱翊钧在棺椁内会曲肢侧卧?难道被人动过?专家一直不得其解。期间由于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直到2004年才有一专家就此作了合理的推断，比较合理地破解了帝王葬式密码，引起了当年学术界的注意。

　　2004年3月份，明清陵寝学术研讨会收到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这就是“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专家王秀玲提交的，题目叫《试论明定陵墓主人的葬式》。我当时从大会论文资料汇编里看到了，觉得在所有提交论文中，这份论文最有“新闻亮点”，也是最有价值的参会论文之一。于是我写出了《考古专家首揭明代帝王葬式之谜》，于第一时间在大陆的媒体上进行了公开的报道。后来查了一下，这也是大陆最早关于定陵主人葬式的报道，此后，此事陆续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从帝、后骨架情况看，三人葬式稍异，显然不象普通人的葬式。根据其骨架：头部均为向右侧卧，左手都放于腰部。右手，朱翊钧和孝靖后向上弯曲，放于头部，孝端后为下垂式。腿部，朱翊钧右腿弯曲，左腿直伸，孝靖后两腿弯曲，孝端后两腿平放足部交叉。王秀玲推断，朱翊钧的原葬姿势应为罕见的“侧卧式”。

　　王分析，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朱翊钧与孝端后则可能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弯曲一腿直伸状。显然，朱翊钧的葬式不是原状。孝端后虽是两腿平放，但其头部向右侧卧，脊椎亦向右侧弯曲，两腿平放与其不相符。其原状应为侧卧式。朱翊钧头部、脊椎情况与孝端后相类似。

　　再者，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形。如果向右侧卧，必然倒向左侧，所以朱翊钧左腿直伸。孝端后左足压右足，根据二人骨架情况分析，原葬式应为向右侧卧。朱翊钧应为双腿弯曲式。只是因为晃动和碰撞而改变了原葬姿式。而孝端后的右臂下垂姿式尚待研究，如果原葬式是下垂式，一般情况下，手臂应贴近身体。而孝端后的右臂是向外撇，如与朱翊钧和孝靖后一样放于头部，因碰撞右臂发生变化，就有可能是现在的姿式。

　　根据史书上当年朱翊钧下葬时的文字记载，原葬式确实可能变动过。当时，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泰昌实录》记载：葬朱翊钧及孝端皇后时(孝靖皇后比朱翊钧早逝九年，己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多达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如此这般，可以想象尸体姿式有变化是完全可能的。

　　后来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根据现有的考古发掘发现，中国古代土葬尸体葬式，一般有仰身直肢葬、曲肢葬、俯身葬等姿态。朱翊钧的“侧卧式”敛葬姿势，确是极为罕见的，不见文字记录。他为什么死后要让人把自己的尸体弄成这样?王秀玲大胆推断，此乃为“七斗星葬式”，皇帝的葬式密码一下子被破译了!原来，从骨架情况看，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其形极象天上的北斗七星。在此基础上，王对这种葬式的产生作了分析——

　　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

　　在过去，“北斗七星”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薇垣。宋代郑樵《通志》称紫薇、太微、天市为三垣。三垣指的是三个星区。紫薇垣是以北斗星为中心与周围各星组成的星区。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将三垣同人世对应起来，紫薇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明代文人、藏书家郎瑛在其《七修类稿·天文类》一书中称，“天子之居，谓之紫宸”。封建帝王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故过去都称皇帝为“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皇帝死了，就是“升天”。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朱翊钧怪异的葬式之谜就真相大白了。

　　怪异的葬姿还可能与风水说有关。

　　过去风水家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其奥秘在于它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古代研究气场是以不动的恒星为准，具体说要与北斗七星联系在一起，七个星代表七种场。风水的核心古代称之为气，气的运动形式，按古代河图数字的表示则为顺时针左旋气场及S形气场。再结合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弯延曲折。

　　《水龙经·论形局》中说：“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宋朝，荣华富饶。”指的是一条水连续出现三个“S”型，则是好气场。皇帝入葬地宫，从隧道门经明楼后进入地宫，其路线也是S形。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这种s形葬式取其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延旺盛。如果依此而论，朱翊钧和皇后的怪异葬式源于天象不无道理。

　　我还了解到考古界另有一种观点，就是朱翊钧的怪异葬姿与天象与风水均无关系，而是缘于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理由是，朱翊钧生前是虔诚的传教徒。这在王秀玲的论文也提到了——

　　根据《大乘起信论》中所载释迦“八相成道”中第八““涅架”的姿式，佛祖释迦牟尼80岁时，自知阳寿将尽，便最后从王舍城出发，作一次巡行。在弟子阿难的陪同下，走到离摩罗国首都拘尸那迦 (Kusnagara)不远的一个村庄波发(Pava)附近，在村外希尼亚瓦提河西岸的两株莎罗树(Sala)下，头朝北，面向西，右手支头，左手放置身上，双足合并，作侧卧姿式进入涅槃。

　　从朱翊钧和两位皇后的尸体姿势看，极象释迦牟尼“涅槃”的姿式。因为朱翊钧及其皇后，在生前非常信仰佛教，他认为信仰佛教有助于“护国佑民”。万历十八年(1590)，在赐与万佛寺经书的教谕中指出 “联惟佛氏之教，具在经典，用以化导善类，觉悟群迷，于护国佑民，不为无助”。又要求寺内僧众，“尔寺务须庄严持咏，尊奉珍藏，不许诸色人故行亵玩，致有遗失损坏，特赐护持，以垂永久”。

　　从定陵出土实物也可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十足的佛教徒：在帝、后服饰上就有不少佛教内容的纹饰，如经文，孝靖后尸体最上层覆盖的是一床“经被”;上面有朱书经文，字迹已模糊。但中部的“南无阿弥”四字和右下部的“华严”二字均能看出。在朱翊钧的棺内有一件“红八宝纹暗花缎缂丝盘龙佛字方补交领夹龙袍”，其前后胸方补内为正面龙戏珠，龙首顶部缂一金“佛”字。

　　孝端后棺内有一件“黄串枝花卉童子攀藤暗花缎绣佛字方补方领女夹衣”，方补内饰“佛”字，佛字下部饰莲花纹;背部在“佛”字上下两侧各绣一凤。所谓“八吉祥”，即指轮、螺、伞、盖、花、罐、鱼、盘长八种图案，八吉祥也称“佛八宝”。最有说服力的是，朱翊钧手中还拿有一串佛珠，由此可以想象他信佛的程度。不仅生前信，而且死后仍念念不忘。专家认为，他怪异的葬式是仿释迦涅槃的姿势。

　　朱翊钧的怪异葬式到底是源于天象，还是源于佛教，目前学术界没有定论。但根据其陵墓北斗七星状布局，源于天象的说法理由更充分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有关方面在对南京明孝陵考察时，使用了飞机航拍技术，惊讶地发现，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区布局竟然是“北斗七星”布局，这事曾引起极大轰动。这或许给明代帝王棺椁内的怪异葬式，提供了一个佐证。

　　文尾说几句题外的话，回应一下文首。

　　后来朱翊钧与他两位皇后躺的珍贵文物——棺椁，被工人当作垃圾扔到山沟里去，让山民捡走了;存有丰富信息的尸骨，“文革”期间则被“红卫兵”给焚烧了。这事令专家痛惜不已，后悔莫及。这样事情的发生，不论从保护文物的角度，还是迷信的层面来说，都是不应该的，罪不可恕。

　　过去人一向认为，死人的阴宅(坟墓)是碰不得的，因为阴气过沉。现代心理学证明，这是因为阴宅给人的诸如死亡一类的消极心理暗示过于强烈，才会给当事人带来不测，酿成恶果，迷信说法这是遭“报应”，实则非然。而帝王陵比普通阴宅的煞气更重，特别是地宫内积蓄的带有大量无名病毒的气体，往往更会给人的身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当年直接参与定陵发掘的，不少人后来的情况都很糟糕，有的甚至未得善终。已知的情况是，力主发掘的明史专家吴晗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这都是大家知道的;起先反对发掘，后还是积极参与、担负发掘指挥工作的郑振铎，在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途中，飞机失事遇难;开棺时的摄影师刘德安上吊了;考古专家白万玉晚年神志不清，脑溢血去世······我的观点是，包括始皇陵、乾陵在内，这些陵墓不是到了最后关头，万不得已之时，千万不要打开。让帝王们在“地下皇宫”里静静睡下去吧，不要惊动他们——历史之谜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神秘，大家何必要打破沙缸问到底，如数学题那般证明出一个正确答案来呢?实在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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