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1-11 21:48:47 首页
在民间传说中,解缙故事迭出,为众人津津乐道,褒奖有加。邹元标在《解春雨学士墓志》中称解缙“义节千秋壮,文章百代尊”,《明史·解缙列传》记载:“(解缙)少登朝,才高,任事直前,表里洞达。”这些都充分表达了后人对解缙的尊重和崇敬之意。那么,解缙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起伏波折?他的命运为什么如此坎坷,生命又如此短暂呢?
洪武二年(1369年),解缙出生在吉水县城东门的一个书香人家。吉水自隋末建县以来,文风蔚然,俊杰代挺,曾出现过“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九子十知州”和“一门三鼎甲”的人文盛况,被誉为“人文渊源之地,文章节义之邦”。解缙的高祖解昭子于南宋成淳年间人太学,被誉为“江右八龙”之一;父亲解开为元朝末年国子监生,明灭元后,朱元璋安排他当官,被他推辞,后来回到吉水当教师;母亲高妙莹出身书香门第,不仅经史、传记、天文、地理、医学之书皆能论析,而且善小楷、晓音律。可以说,解缙一出生就在一个祥和的家庭中接受正统的儒家文化教育。
解缙“幼颖敏”,五岁就会吟诗作对。一日早晨,母亲要他扫地,然后把鸡放出来。他一边学着做事,一边随口吟道:“打扫庭前地,放出笼中鸡。”母亲说:“做事就做事,不要去念诗。”小解缙回答说:“明明是说话,怎道我吟诗?”出口成章,让解母听了又欢又喜。
洪武二十年(1387年),时年18岁的解缙来到洪都(即现在的南昌)参加乡试。他蘸墨挥毫,三下五除二就答完试卷,只等发了黄榜,圆了宿愿,再打道回府。谁料想偏偏祸从天降,就在放榜的前一天,解缙被押入大牢。
解缙很莫名其妙,不知祸从何来。主考来探监时告诉他:“你在考卷上诽谤皇上,按大明律法理应是死罪,我念你年轻,明天放你回家。”听了主考官的话,解缙如坠入雾里般摸不着头脑。
原来,此次科考,兵部尚书沈溍出面向主考官打了招呼,要让他的外甥中头名举人。试卷改完之后,第一名非解缙不可,但兵部尚书又得罪不起。主考官左右为难之时,有一位考官硬是在解缙的试卷里鸡蛋里挑骨头,于是解缙便莫名其妙地入了狱。
解缙自持有理,大胆地问道:“各位大人、主考官,你们说我在考卷里诽谤皇上,请问是哪里诽谤?”
主考官故作镇静,装腔作势地说:“考题是《颂君》,可你却写‘大明灭,元国立,邦兴刑,治顽弊,德法并,施取信,万民苦,役免行……’这哪里是颂君,分明是诽谤。”
解缙一听,觉得可笑,说:“现在听我读给你听:‘大明灭元,国立邦兴,刑治顽弊,德法并施,取信万民,苦役免行。’这句句是颂君,怎么是诽谤呢?”
古人作文,文不加点,断句断错,句意就变。解缙写的是四字句,主考却念成三字句,词意当然迥然不同。
听罢缙缙的吟诵,众人一致称赞他不愧为江南第一才子。
洪武二十一年解缙才19岁,这一年对解家来说是喜事连绵,会考时解家“一门三进士”(解缙、解缙的哥哥解伦、解缙的妹夫黄金华三人同科考取进士)。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把解缙召到御花园,刚见面就以《垂柳》、《春风》为题要解缙赋诗二首。解缙吟道:“御柳青青近绿池,近来攫秀不违时。皇恩天地同生育,雨露无私亦共知。”
“慢慢春风入舜韶,绿柳舒叶乱莺调。君王不肯误声色,何用辛勤学舞腰。”
这两首诗迎合了朱元璋极力推崇的诗文风格:明白好懂、通道术、达时务。解缙诗中借柳说风雨,既歌颂了当今的“舜韶”盛世,又赞美了“不肯娱声色”的“君王”。朱元璋听罢自然是满心喜欢,当即让解缙把这两首诗写在白绢上。因解缙又写得一手好字,朱元璋对他更是爱惜。
《明史》记载,朱元璋对解缙“甚见爱重”,见他年纪还小,尚须慢慢历练,便授予解缙中书庶吉士,在皇帝身边做秘书。庶吉士并非正式官职,是给新科进士练习办事的一种称呼,因“常侍帝前”,身份显要,其权力有多大就不言而喻。更有甚者,朱元璋曾对解缙说:“朕与尔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
“恩犹父予”是多么高的褒奖,历史上能够和皇帝以父子相称的大臣恐怕只有解缙一个了。从此,解缙步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当天,解缙就慷慨激昂地写下了他人生的第一份政治宣言——《万言书》,也称《大庖西室封事》。
《万言书》是一篇充满火药味的战斗檄文,全篇以“封事”的形式出现,用一代政治家独特的眼光,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新理念,实际上字字句句直指朱元璋。
《万言书》的主要内容有:
1、批评朱元璋法令多变,刑罚严苛。“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提出应加强正面教育,“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身,终始如一”。
2、提出“禁绝倡优,易置寺阉”,要彻底禁止歌舞杂技艺人,另行安置和尚与宦官。同时又提出:“绝鬼巫,破淫祀,省冗官,减细县,痛惩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为明朝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3、批评朱元璋“台纲不肃”,用人不当,相信“小人趋媚效劳之细术”。
4、批评朱元璋滥征税收。“土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
朱元璋是出了名的暴君,杀人如麻,仅胡惟庸一案就杀了10万余人,而对那些拐弯抹角讥笑他的人及劝谏之人处置甚重,比如司寇钱塘抗疏入谏,被箭射死;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将已许配少女作宫女,被碎肉而死。解缙这般赤裸裸地批判朱元璋不是送肉上砧吗?
可解缙并没有因为《万言书》而获罪,《明史·解缙列传》记载:“奏后,帝称其才。”日后更加重用他。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胆大心直的解缙尔后做了三件事,让朱元璋对他大为不满。
第一件事是语嫚兵部官员。
解缙的矮在朝中是出了名的,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解缙矮子”。解缙刚到朝廷不久,有一次到兵部去要几个羞役,兵部的官员见解缙矮小,便口出污间说:“你个子那么矮还用得着保镖吗?”解缙听了很不高兴,双方遂对骂起来。解缙的“世人笑我矮砣砣,我笑世人着衣多,倒吊起来有点墨,身高一丈又如何”一诗应是这时的作品。
兵部尚书沈溍知道这件事后,大肆渲染,添油加醋地把此事报告给皇上朱元璋。朱元璋听了沈溍的告状,觉得解缙确实有点“冗散自恣”(性格散漫、狂傲),因为一点小事竟和同僚争吵,不仅有失体统,也不懂官场潜规则。于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调解缙到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
第二件事是为李善氏白冤。
李善长为明朝开国大臣、朱元璋的亲家,官爵封为韩国公,享受自免二死、子免一死的特殊待遇。李善长的侄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胡惟庸做宰相又是李善长推荐。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谋反案事发,5年后有人告李善长为同党,李被罢官,10年后有人再告,77岁的李善长被诛。
当时很多大臣想为李善长鸣冤,但又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敢出头。这时,虞部郎中王国用想到了解缙。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李善长死后一年,王国用找到解缙,请他代写为李善长平反的奏疏。解缙血气方刚,原本就认为李善长是冤死,于是应邀疾笔写下《论韩国公冤事状》,状中阐述了几条理由,如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已没有谋反的功利动机;李善长年事已高,没有去冒这个险的必要;李善长的儿子李祺是皇上的驸马,谋反没有外在动力等。
朱元璋看了《论韩国公冤死状》后,大发雷霆,大骂解缙多事。
第三件事是弹劾御史袁泰。
解缙在江西洪都做监察御史时尽职尽责。监察御史是个九品官,官衔不高,但权力很大,有权对地方官员的行政、品行进行监视纠察,而且“御史纠弹,皆承密旨”,可将各级官员的情况直接面呈皇上。
解缙的上司、督察院左都御史袁泰是个奸黠小人,经常窃听、告密、诬害与他意见相左的官吏。一次上朝,朱元璋问御史夏长文昨晚为何长叹,有何不满?夏长文大汗淋漓,只得将昨晚与妻子发生口角,独坐饮酒叹息之事照实禀告。朱元璋见他说的与告密的画像相符,才未加罪。
御史夏长文将这件被袁泰陷害的事告知解缙后,解缙甚是生气,对袁泰深恶痛绝,于是代夏长文草疏《论袁泰奸黠状》弹劾袁泰。朱元璋见奏疏激昂,令有司核实后,把袁泰作了调职处罚。从此,袁泰对解缙怀恨在心。
朱元璋后来得知弹劾奏疏是解缙所为,觉得解缙过于锋芒毕露,城府不深,容易被人利用,于是想让他经受些挫折,让他反思一下。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在朝中办了个千叟宴,解缙的父亲解开也在邀请之列。谈到解缙时,朱元璋对解开说:“解缙才学虽好,可性格太直,容易吃亏。不如你带他回去,带职进修。这孩子大器早成,十年后再来朝廷大用未晚。”
就这样,一个朝气勃勃的解缙,一个血气方刚的解缙,一个充满政治幻想的解缙,一个刚正不阿的解缙,一个敢想敢说敢做的解缙,随老父回到了吉水老家。
十年后的解缙会是怎么样呢?
解缙带薪离职进修,心中虽有不平,但远离朝廷,能静下心来读书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在寄给友人孟链的诗中,他这样写道:“微凉正好课书篇,熟读千回见昔贤。七略五车都阅遍,此心高解欲无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这一消息对于解缙来讲不亚于晴天霹雳。从政治上讲,朱元璋许下解缙带薪进修十年后必有重用的诺言怎么兑现?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还会重用解缙这位前朝宠臣吗?从礼数上讲,这个时候,解缙的母亲去世才一年,服孝期未满,遵礼不能离开。
解缙为这事左右为难,但他还是决定赴京奔国丧,其原因为:一来朱元璋的遗诏中有令,“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自己应该出来工作,辅佐新天子;二来朱元璋在世时曾经说过“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夫子”之语,世上哪里有父亲去世,儿子不去吊孝之理?因此,阔别朝廷8年的解缙匆忙赶赴南京。
袁泰被解缙弹劾时只受到调离督察院工作的降职处分,朱元璋去世,朱允炆当皇帝后,他又官复原职,深得建文帝的信任。此时袁泰得知解缙回到京都,深感不安,忙上书说:“解缙母亲新丧未厝,服丧未满就离家远行,这是不孝;太祖在世,曾令解缙回乡攻读,十年后才能进京,现今只在家八年就上京,违了诏旨,这是不忠。”其实,他是想利用手中职权对解缙打击报复,更要置其于死地。
这时,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董伦出来为解缙辩解说:“太祖驾崩,解缙能置家事于不顾,来京祭奠,遵旨进京辅政,实属难能可贵,不能杀。”
迫于压力,建文帝下令将解缙派到河州去做了个卫吏。解缙就这样泪流满面、步履匆匆地来到了河州。可怜解缙一个南方人哪里抵得住北方的寒冷,不久便水土不服,高烧不退,一病不起。后来得知董伦曾在皇帝面前力保自己,如梦初醒的解缙就像在大海中捡到一根稻草,不管有用没用,都得把它拼命抓到手。他奋笔疾书写了封长信,派人转交给董伦。
董伦收到解缙的书信后甚是同情,把书信拿给朱允蚊看。朱允蚊此时正在为他的叔叔们伤脑筋,看到解缙写的“所言分封势重,万一不幸,必有厉长、昊濞之虞”之句蓦然想起,当年解缙在《太平十策》里也曾写道:“帝王的封国太大,甲兵卫士太多,军权过重,恐怕数年以后酿成大祸。”这些都正合自己全力削藩的意图,于是皇帝立即把解缙召为翰林待诏。
1403年,朱棣攻破南京,希望文臣之首方孝孺能够为他起草诏书,遭到拒绝后朱棣大开杀戒,灭了方孝孺十族。最后,解缙接下了“开国诏书”这门子生意,招来了一片非议。
其实,方孝孺与解缙有着本质的区别,方孝孺是建文帝削藩的始作俑者,若他起草了这个诏书,那才是真正的叛臣反贼;而解缙不同,他是洪武时的大臣,朱元璋的宠臣,他没有必要至死忠于建文帝。
拟完诏书后,解缙被封为侍读,官阶七品。
永乐元年(1403年)至永乐五年(1407年),即34岁到38岁这段时间,是解缙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他为大明王朝、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朱棣赞扬他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
解缙在永乐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纂《太祖实录》。《太祖实录》在建文二年由方孝儒、王艮修编过一次。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建文帝把朱棣的生身母亲定为原来元朝皇帝的妃子。解缙在修编《太祖实录》时更正了这一明显错误,据实记载朱棣为马皇后所生,是马皇后的第四个儿子。这一重要更正在当时当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太平时代皇帝的继承人更讲究血统和长幼,朱棣被澄清为马皇后所生,他当皇帝就顺理成章,符合当时的法则,而不是所谓的反贼了。解缙也因此得以入值文渊阁。
文渊阁是宫廷内的一个藏书楼,后来成了知识和权利的象征,能够去藏书楼当值的人当然是最有知识、最有水平的人。朱棣赋予了在这栋楼当班的人很大的权力——“预机务”,《明史》记载:“内阁预机务自此始。”
明朝自胡惟庸案后,就不设丞相一职,文渊阁实际代替了丞相的职务,这在明朝后期更为明显。朱棣不仅给了解缙很高的待遇,赐五品服、金绮衣,“与尚书埒”(和尚书享受同等待遇),还对解缙说:“代言之司,机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书下也。”意思是说,讨论国家大事、起草诏文是一项绝密性工作,你们天天和我在一起工作,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亚于尚书。
永乐元年,朱棣来到文渊阁视察工作,问及文渊阁藏书情况,解缙回答:“尚多有阙略。”朱棣说:“士庶家倘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便要解缙开出书单送礼部购买。解缙回答:“有些经典早已在战乱中散失,皆难以寻觅。不如编纂一部文献大成,以惠百世。”朱棣一听解缙的建言,大呼道:“好啊!这个工作就交给你去完成。”
解缙受命监修《永乐大典》后,深知要完成这样一部典籍,绝非少数人力所能办到,于是他汇集全国英华,组成一支2169人的编纂队伍,历时5年,终于在永乐五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名为《文献大成》,后用了朱棣的年号,更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共计11095册,22877卷,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占卜、释藏、道经、戏剧、工艺、农艺,收录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种书籍七八千余种,涵盖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知识财富。
作为这部巨著的总设计师、总工程师,解缙提出的“刊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罗隐括,纠悉靡遗”的指导思想,对《永乐大典》的修纂起了明确的指导作用。但让人遗憾的是,在《永乐大典》的庆功会上,却没有才高八斗、功勋卓著的解缙的身影。因为就在9个月前,解缙被贬到了广西做布政司参议。
一向颇受恩宠的解缙为什么在《永乐大典》大功告成之前被贬谪呢?
永乐年间,太子之争异常激烈,时间长达20年之久。在这政治漩涡中,不少高官遭受牵连,被囚或被杀,解缙就是这场斗争的殉职者和牺牲品。
朱棣有三个儿子,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这三个儿子各有其特点,朱高炽仁慈,朱高煦暴戾,朱高燧骄横,三人背后都有一批王公贵族、文臣武将支持他们。但在朱棣的天平上权衡的主要是:长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
朱高炽有四张王牌:第一,他是长子,在封建社会“立子为长”的年代,他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有一批像解缙一样的正统文官支持他,应该说,文渊阁的七人领导小组都投了他的赞成票。第三,他生了一个好儿子朱瞻基,朱棣认为孙子朱瞻基像他。第四,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朱棣梦见朱元璋将一块宝玉传给他,宝玉上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字。
朱高煦也有四张王牌:第一,他长得帅气。朱高炽肥胖,眼睛也不好,没有做皇帝的样子,朱高煦却身体强壮、一表人才。第二,有一批像丘福、王宁这样的王公贵族以及武将支持他。第三,在靖难之役中他屡立奇功。第四,朱棣曾对他说:“勉力,世子多疾。”等于说,“你努力吧,你哥多病,活不长,将来太子之位是你的。”
永乐二年,朱棣征求群臣的意见,为立王储作准备。他先问手下的武将以及驸马王宁、淇国公丘福等人,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立朱高煦。朱棣再问手下的文臣,得到的答案也很统一——立长子朱高炽。
犹豫不决的朱棣,最后想到了内阁参谋部的一把手——文渊阁首辅解缙。朱棣把解缙独自叫到了书房,推心置腹说出了心里话,慎重征求意见。解缙阐述了四点意见:第一,朱高炽仁厚,天下归心。在燕京保卫战中,妇女、儿童都能为他而战,保住了朱棣的根据地北平,使他安心在外征战而无后顾之忧。第二,自古立子为长,若弃长立次,必兴争端,天下不得太平。第三,朱元璋说过“得天下靠武将,治国平天下却不能单凭勇武”。第四,皇长子且不计,难道不顾及好皇孙吗?这可是朱棣的软肋,这可是代代后继有人的大问题啊!
解缙说的四点意见句句在理,字字打到朱棣的心坎上。于是朱棣作出决定,立朱高炽为太子,同时任命解缙为右春坊大学士(太子办公室副主任)。但朱高煦的支持者对解缙却非常不满,甚至充满仇恨,千方百计想着陷害他。如汉王朱高煦因立太子之事,对解缙恨之入骨,常给解缙小鞋穿;锦衣卫指挥使纪纲“刺廷臣阴事,以希上指,帝以为忠,被残杀者不可胜数”,解缙多次弹劾他贪得无厌,专告阴状,因此颇受纪纲忌恨;左都御史陈瑛“天性残忍,以讦发为能,受帝宠任”,解缙对陈瑛“奸险、苛刻”十分不满,亦多次向朱棣弹劾他,引起陈瑛的极度不满。
由于有这么一群人联合起来处处针对解缙,解缙不但工作难以施展,性命也时时刻刻处在危险之中。
永乐五年二月,在讨论是否在安南设郡县的会议上,解缙的意见和朱棣相左,奸臣抓住时机群起而攻之,把解缙赶出了朝廷,将他贬到西部的广西当布政司参议。
被贬广西后,解缙的心凉到了极点。广西当地的百姓、官员对他分外尊敬,在百姓的热情中,解缙终于抛弃了不快,接受了现实,不仅在广西认真工作,还畅游了当地的名胜古迹。
解缙在西部辛辛苦苦工作,而无事生非的在朝小人却落井下石,又向朱棣奏上一本,说解缙在广西游山玩水,作诗题词不算,还经常发牢骚说自己冤枉。朱棣信以为真,解缙于是又被改贬为交趾布政司右参议,督饷化州(今越南凉州)。
永乐八年一月,朱棣要解缙进京汇报在交趾的工作情况。让一个布政司右参议进京汇报工作,确实让人匪夷所思,难道是朱棣想重新启用解缙?
二月,解缙从遥远的南方一路劳顿回到南京,不巧的是,朱棣却在前几天亲率50万大军前往北方打仗去了。朱棣这一战就是近一年时间,解缙这一等就是十个多月。
历史就是这样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朱棣早些回朝;如果解缙再多等一下,不去见太子,那么,他的人生命运将会出现奇迹般的改变。
解缙没有见到朱棣,等了近一年,等到觉得不能再等的情况下,他决定向监国太子朱高炽作工作汇报,随后便返回交趾。
不知他是否想过这么做是大忌,或者他觉得自己行得正,不怕影子歪?孰不知,他这一行为给了日夜忌恨他的人又一个报复的机会。
朱高煦无时无刻不在盯着太子朱高炽,现在纪纲差人来报,说解缙去向太子汇报工作。这一消息让他欣喜若狂,这个机会他哪舍得放弃,于是一场大的阴谋开始了。
朱棣回京后,朱高煦立刻向朱棣报告,说解缙私见东宫太子。
北归的朱棣此时心情很坏。虽然这次亲征打了胜仗,可宠幸的爱妃却在归途中死去了,这股怨气正无处发泄,听得朱高煦状告解缙私结太子,图谋不轨,便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立即诏令逮捕解缙入狱,此为永乐九年六月。
解缙被捕入狱后,在天牢里一坐就是五年多。
永乐十三年(1415年)冬,锦衣卫的一把手纪纲照例向朱棣呈上囚在天牢中的罪犯花名册,朱棣无意中翻看时,“解缙”两个字映入他的眼帘,朱棣不禁说了句:“缙犹在耶?”
朱棣这句摸不着头脑的话,是希望解缙死,还是希望解缙活呢?
此时,朱高煦已被朱棣强迫去封地青州,太子朱高炽的危情已趋于平稳,太子党已开始复苏,在这种情况下,朱棣没有杀解缙的必要。但纪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把朱棣的“缙犹在耶”当成了杀无赦的金口玉言。汉王朱高煦密嘱他见机行事,更坚定了纪纲要害死解缙的决心。但怎样才能让解缙死掉?纪纲怔怔地望着窗外下着的大雪,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关于解缙的死,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解缙是被纪纲用毒酒毒死的;也有的学者认为,解缙是被纪纲用酒灌醉后,掩埋在积雪中而死,因为《明史》中载:“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
我们宁愿相信,解缙捧着酒坛立在狱中门外,任由寒风刀刮似的吹过,心血却澎湃如潮,沸腾不已。他迎着风雪,喝着酒,思绪万千,他也想到了酒里可能会有毒,但他更知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死何所惧哉?!
于是,解缙“醉”了,“醉”倒在雪地中。
大雪虽掩埋了解缙的身躯,却掩埋不了他的勇气和才气,那激扬的《万言书》,那浩瀚的《永乐大典》,将如日月彪炳千古,如琼花荡涤着世间的污垢和奸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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