赎罪日战争的开端：阿拉伯军队势如破竹攻入以色列

　　在这次战争中，埃、叙经过周密准备对以实施突袭和两线夹击，首战告捷，使阿拉伯的民心士气为之大振。埃军渡河之役显示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威力。以军动员快速，先北后西，重点用兵，化被动为主动，尤其向运河西岸的大纵深突击，对于扭转被动局面发挥了作用。双方投入的坦克、火炮、飞机、导弹等数量很大，埃、以于14日一天内共展开1800辆坦克的大会战为战争史上所罕见。阿、以分别使用苏、美当时的先进武器装备和得到苏、美战略空运的及时补充并利用苏、 美侦察卫星提供的情报。埃军由萨姆-2、萨姆-3、萨姆-6、萨姆-7型导弹为主组成的防空体系，在战争初期掌握了战场制空权，使以军飞机数日内不敢进入运河空域;以军则使用“响尾蛇”、“蜻蜓”等空空导弹和“加布里埃尔” 舰舰导弹对付阿军的飞机、舰艇。大规模电子对抗的展开使战场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损耗加大。双方飞机损失的约60%、舰艇损失的80%以上，大部被毁坦克均为各种导弹所击毁。在战略指导与作战上，广泛利用电子技术和使用各种战术导弹，是这次战争的突出特点。中东战争给中东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在西奈半岛

　　战争开始后埃及军队出动了200架飞机对以色列一方进行了空袭，随后埃及士兵一边口中呐喊：“真主万岁”，一边强渡运河。在进攻的前一晚上，埃及的蛙人将巴列夫防线埋藏的汽油管封死，使得埃及的渡船在苏伊士运河上畅通无阻。埃及军队到达对岸后，立即组织商讨如何穿越巴列夫防线，埃及指挥官听从了一位工兵军官的建议，使用高压水枪冲刷由沙子建成的防线，很快在以色列的防线制造了好几个缺口，随后埃及军队击破了几乎所有的巴列夫防线上的堡垒。埃及军继续前进了大约15公里，以2个军的兵力，进入了西奈半岛的沙漠地带。

　　因为预料到以色列装甲部队会进行反击，埃及军替担任第一波攻势的部队装备了空前数量的反装甲武器，包括单兵携带的RPG火箭推进榴弹(Rocket propelled grenades)以及更为先进的AT-3反坦克飞弹。平均3名埃及士兵便有1人装备反装甲武器。同时，在埃及那一边的运河斜坡被埃及军填高，比以色列那边运河足足高出两倍，给了埃及军完美的视野和发动攻击的有利位置，使埃及军队能够轻易的射击任何逼近的以色列步兵和坦克。

　　自1975年以来，中国出版的各种有关资料文件和书刊中，大量介绍了许多涉及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文章，尤其是所谓“190装甲旅”被埃军伏击全歼的著述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文章都采用相同的人物、部队番号、数量、战斗过程等基本素材进行了描述。然而，当时以军装甲部队在西奈半岛先后投入9个装甲旅，分别是第14、第460、第401、第164、第600、第217、第247、第431和约埃尔装甲旅。其战斗序列中不存在“190装甲旅”这个番号，而实际上它是第600装甲旅所属第190装甲营的讹传。 笔者所见较早的误传资料是埃军第2步兵师萨达将军的描述：“……敌人以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发起进攻。以色列坦克刚一越过伪装的步兵堑壕，步兵便迅速跃出堑壕，向敌第190旅进攻。我们集中在该地区的坦克和所有反坦克武器向敌人开火并消灭了他们。以色列第190装甲旅在3分钟内被消灭了。旅长阿萨夫·雅果里和另外4名士兵做了俘虏。……”随着雅果里在埃及电视节目中露面，各国相当多的媒体都相信并采用了萨达的“190装甲旅”说，“一人传虚，万人传实”，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 以色列人赫佐格(曾任情报部部长)在他的书中点破了这一讹传，他写道：“……纳科部队(指第600装甲旅前进指挥所和190装甲营在费尔丹路以北的平行公路上向前疾进，突然发现在离运河800码处，被数千名埃军步兵包围。有18辆坦克被击中摧毁，指挥进攻的营长阿萨夫·雅果里中校被震出坦克，当了俘虏。

　　埃及宣传工具对此大肆宣扬。……他们把雅果里营说成是一个旅，而把雅果里说成是旅长。)……” 20多年来，以色列人的著述竟未引起广泛注意。许多文章在介绍有关“190装甲旅”战例时，由于采用的基本素材本身存在着错误，自然在具体细节的描述中就有了诸多失真。 将“190装甲旅”称之为“王牌旅”、“王中王”，这是在有些书刊资料中见到的说法。事实上，“190旅”既然是一个营，所谓“王牌旅”也就随之失去其意义。顺便提一下，以色列装甲兵确实有一个王牌旅。那就是1949年组建的赫赫有名的第7装甲旅。这个旅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戈兰高地战场上打了一场以少胜多的防御战。 190装甲营被全歼，并不只是由于雅果里一个人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军在战争初期失败的最致命因素，就是包括雅果里在内的中高级挥官普遍存在的傲慢轻敌情绪。10月8日指挥反击作战的西奈战区司令什穆埃·戈南少将和第162师师长阿弗拉罕·阿丹少将，都是以色列坦克学校第1期毕业生，他们陶醉于以色列装甲兵“只有胜利的故事”的神话，过分低估埃及步兵的反坦克能力，错误的敌情判断，极为被动的指挥，分散使用兵力，致使阿丹师遭受重创。雅果里的顶头上司——第600装甲旅旅长纳科·巴拉姆上校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任营长，参战20多次，负过重伤。一条腿是假肢，上下坦克要人扶，他生性好战，狂妄自大，军中称其为“人狮”。

　　他率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实施反击作战，有恃无恐，丝毫没有遭敌伏击的心理准备，以致陷入困境，后见势不妙，仓惶地死里逃生。许多文章说，以军“190装甲旅”在费尔丹方向反击时，损失坦克120辆。这是一个明显夸大了的数字。由于被歼的“190装甲旅”实际上是1个营(编制坦克38辆～50辆)，这就从逻辑上否定了120辆这种说法的准确性。 虽然“190装甲旅”实为装甲营的讹传，但10月8日的那次战斗，仍不失为一个典型的坦克兵遭步兵伏击被歼的战例，现将其作战经过略述如下： 10月7日，以色列南部军区司令戈南命令第162装甲师(坦克170辆)，于8日从运河东北线由北向南实施反击，企图消灭运河东岸埃及第2集团军的部队。8日上午9时，该师第600装甲旅在坎塔拉与埃军步兵第18师展开战斗，损失不大;当日中午，第460装甲旅(从第252装甲师转隶而来的残部)在向费尔丹方向的埃军步兵第2师反击时失利，损失坦克12辆;下午2时，第600装甲旅旅长将1个营留在坎塔拉作战，亲自带领旅指挥所及第190装甲营，以40千米的时速直趋南下，疾进至费尔丹正面，与第460装甲旅残部协同行动，组织再次反击。由于以军装甲部队末按军区司令计划绕到埃军桥头阵地的北翼，结果，发起冲击时，不是由北向南卷击，而是由东向西正面进攻。第600装甲旅所属不足两个营的纯坦克分队冲击时，正好钻进了埃军第2步兵师预设的伏击陷阱。下面是赫佐格书中的一段描述： ……当他们距苏伊士运河800码远时，一阵密集的反坦克火力袭来，随着烟幕的升起，纳科向四周望去，看到坦克在他左右爆炸。……他们必须撤走。在他们的进攻部队中，只有4辆坦克(包括他乘坐的1辆)能撤离恐怖的战场。当他们开始撤退时，布伦(即第162装甲师师长阿丹)通过无线电通信网责问他：“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撤?”纳科回答：“如果你再问下去，几分钟后就没人回答你了”。　埃及军队首战全胜，但是他们却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他们开始巩固他们在据点，并未乘胜追击。[4]

　　在以色列于8日灾难性的攻势后，双方都停顿了下来，开始巩固自身阵地并且期盼对方先发动攻击。埃拉扎尔取代了能力不足的葛农接掌指挥，葛农没有立即被撤职，因为这在战时可能对士气造成伤害。

　　在几天的对峙后，萨达特想要帮助缓和叙利亚战线的压力，下令再次发起攻击。埃及军离开防空火力阵地展开攻势，当埃军于投入1000辆坦克展开第2次大规模进攻时，以军投入800辆坦克，步、坦、炮协同作战，并使用武装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发射“小牛”、“百舌鸟”式空地导弹、“白星眼”式电视制导炸弹等，击毁埃坦克250辆，迫使埃军当日撤回进攻出发阵地。

　　隔天，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反击，在这次代号勇敢壮士行动(Operation Stouthearted Men)的攻击中，以色列大幅改变一直以来依赖坦克和飞机支援的战术，运用步兵发起攻势，迅速穿透了埃及军的地对空飞弹基地和反坦克飞弹阵地，一个由沙龙所领导的师攻击埃及在大苦湖(Great Bitter Lake)北边Ismailiya附近的阵地，进攻埃及军战线最脆弱的部分，也是北边的埃及第二军团和南边的第三军团交界处。在一座日本人经营的农场附近地区(一项在运河东方的灌溉计画，当时以军称其为中国农场)经历了整场战役中最残酷的战斗后，以色列终于凿穿了埃及军的战线来到苏伊士运河，将埃及军一分为二。紧接着一小批以军部队横渡运河来到对岸，迅速建立桥头堡。在24小时内，大量步兵藉着轻型充气船渡河，尽管没有装甲部队的支援，他们大量配备了美制的M72 LAW反坦克火箭以对付埃及装甲部队。这批突击部队迅速清除了运河西岸一个又一个的埃及军防空和反坦克飞弹阵地，这些阵地清除后，以色列军队便重新获得了具压倒性优势的空军和装甲部队的支援。

　　在战争之前，由于担心以色列会渡过运河，没有西方国家愿意提供以色列架桥的装备。然而以色列仍然从法国购买了大量二战报废的修桥模件、浮桥架设装备。以色列甚至准备了较为复杂的自制“滚轴桥”，不过由于后勤耽误而没有运用上。在10月16日/17日的晚上以色列架设浮桥完成，紧接着渡河的Avraham "Bren" Adan师迅速南下，以切断埃及第三军团向西撤回埃及的后路，同时派出突袭部队继续扫荡运河东方的埃及地对空飞弹阵地。在埃及军的密集炮轰下，以色列仍然在大苦湖北边的运河上架起了4座浮桥。到战争结束时，以色列部队已经大量攻入埃及，距离首都开罗只剩下101公里了。

　　在戈兰高地

　　在戈兰高地，以色列军以2个装甲旅和11个火炮连的兵力，抵挡叙利亚5个师与188个连的入侵。在战役开始时，叙利亚坦克立即与以色列的坦克混战在一起。叙利亚的直升机空降突击队攻占了以色列位于赫尔蒙山(Hermon)上的最重要的看守堡垒Jabal al Shaikh。

　　在戈兰高地的战斗被以色列高层列为第一优先。在西奈半岛的作战由于距离以色列本土相当遥远而不会有太大威胁，但戈兰高地一旦陷落叙利亚军便能长驱直入以色列。后备役军人被尽可能的以最快速度分派至戈兰高地，他们一到达兵站据点便直接驾驶分配的坦克开往前线，无须等待其余训练的成员、无须等待安装机关枪于坦克上、也无须等待测定坦克火炮口径的步骤(军方规定的一种旷日费时的目测检查)。

　　如同在西奈战线的埃及军，叙利亚军一直小心的只在己方防空飞弹的保护范围内行动。叙利亚也使用许多苏联制的反坦克武器(但由于戈兰高地地形崎岖而没有像在平坦的西奈半岛上如此有效)。叙利亚估计以色列的后备军人至少要24小时才能到达前线，事实上，以色列的后备军人在战争爆发后15个小时便开始陆续到达前线了。

　　在第一天战斗结束时，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军已经达成了一定规模的胜利，然而在超过4天的激战中，北边的以色列第7装甲旅终于守住了战线，得以守住位于以色列军总部所在地Nafah旁的崎岖山丘。由于一些仍然未知的原因，叙利亚几乎就要攻占Nafah，但却在那时停止了前进，使以色列得以重整战线。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叙利亚已经事先估计了进攻的时间，而当时战场的指挥官不愿意改变计划。

　　在戈兰高地南边的战场，以色列的巴拉克装甲旅(Barak)没有任何天然的屏障，开始遭受大量的伤亡。装甲旅的指挥官Shoham上校在第二天的战斗中阵亡，留下副指挥官和其他军官指挥各自的坦克激战，叙利亚部队不顾一切的向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推进并涌向Nafah，这时巴拉克装甲旅已经四分五裂失去了组织功能，残存的坦克和乘员则各自为战。

　　戈兰高地的局势在以色列后备援军抵达后终于开始逆转，1973年10月8日，以色列军开始反击。不同于南边广大的西奈半岛，狭小的戈兰高地很难在战争中起缓冲作用，然而在战役中证明了戈兰高地在地理上是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而且是阻止叙利亚入侵以色列本土的关键。到了10月10日礼拜三，所有入侵的叙利亚部队都被击退回开战时的边界了。

　　以色列高层必须要做一个决定—要就此停战维持自1967年以来的边界，或是继续攻入叙利亚的领土。10月10日，以色列高层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天的时间直到晚上，有些人主张就此停止前进，将多余的兵力调回西奈战线(史密尔·葛农在Hizayon战败才在2天前发生)，其他人则主张继续进攻，攻向大马士革，彻底击败叙利亚，这样做也可以恢复以色列在中东的军事霸主的形象。总理梅厄最后决定继续进攻。

　　以色列部队攻进了叙利亚本土，在叙利亚的巴珊(Bashan)攻克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那里以色列得以用重型火炮开始炮轰大马士革的市郊，距离只有40公里。

　　由于阿拉伯国家的战况迅速恶化，约旦的侯赛因国王不得不派兵支援。为了避免直接和以色列开战会遭到以色列空军攻击，他派出了一支远征部队前往叙利亚。伊拉克也派出了远征部队前往戈兰高地，由30,000人、500台坦克、700台装甲车辆组成。伊拉克部队的出现让以色列相当吃惊，以色列原本预期伊拉克部队至少要24小时以上的时间才能到达前线。伊拉克部队突袭了以色列装甲部队攻势的突出部的南方侧翼，迫使以色列部队向后退却数公里，以避免遭到包围。

　　叙利亚加上约旦和伊拉克的部队发动反击以阻止以色列进一步的攻势，然而，他们也无法击退以色列部队位于巴珊的突出部。

　　以色列戈兰尼旅(Golani Brigade)突击队和总参谋部直属侦察营(Sayeret Matkal)特种部队重新占领了赫尔蒙山上的据点。由于山上防卫的叙利亚狙击手的攻击，两周前的进攻已经造成25人阵亡67人受伤，而这次的进攻又造成55人阵亡79人受伤，最后终于夺取了据点。1辆以色列的D9推土机和以色列步兵一同破坏了前往山顶的道路，以免日后又被叙利亚占领。同时一个以色列伞兵旅也占领了山上的其他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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