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军神死后为何被叶利钦和普京捧上神坛？

1967年12月24日，亚历山德拉去世。朱可夫深受触动。尽管时常为了她的出轨而争吵不休，但他对在内战时期相遇的曾任教师的前妻仍然是有感情的。

从个人层面上来讲，为出版《回忆录》所进行的战斗期间，他也饱受着痛苦。1967年12月初，即亚历山德拉去世之前几天，加琳娜也诊断出得了乳腺癌。当时最好的专家布洛欣立刻就给她做了手术，但他告诉朱可夫癌细胞已经转移。布洛欣对他说，加琳娜只有五年时间的生存期。数天后，元帅发生了脑溢血。全身瘫痪，几乎没法说话。朱可夫最后一次婚姻的女儿玛丽亚•朱可娃说：“当爸爸命悬一线的时候，妈妈走出了绝望的一步。经过艰难的手术之后，她还不到40岁，便成了残废，身体虚弱，脸色苍白，但刚能站立，她就去医院看爸爸了。她积蓄最后的力量，想要告诉他自己几乎已经痊愈了。她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他鼓劲。她濒临死亡，却仍想为他注入生命。”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的钢铁般意志又最后一次起了作用。尽管疼痛剧烈，他仍鼓足力气加快肢体恢复的训练。年底，事情有了好转，虽然腿脚仍不灵便，说话也是磕磕绊绊——后来就一直没恢复过来——而且，头痛也让他日日夜夜不得安生。书的出版使元帅重新拾起了勇气。照埃拉的说法，他每天都会收到一袋袋读者来信，还有人对他说图书馆前面排起了长队，都想读他的书。他的表弟米哈伊尔•皮利辛说：“他没法独自走路，我们就必须齐心协力，带他到游廊上去。……我们让格奥尔基坐到轮椅上，陪他在花园里散步。……没多久，他就决定不用轮椅，要我陪他走路。他抓着我的左手，右手拄着拐杖，我们就这样走上三五分钟。每天，我们都会增加一两分钟的散步时间。他对我说：‘我很快就会恢复过来，到时候我们就一起去钓鱼。’但他没有实现梦想，疾病再也没放过他。”

1971年3月，第二十四届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朱可夫当选为代表。他特别激动，因为这就是事实上的“平反”，为此他还满怀激情地做了准备。但新的军装没做成。大会召开前几天，勃列日涅夫致电加琳娜，对她说元帅应该待在家里，能当选代表已经可以了。为了确保朱可夫不出现在党代会上，又不至于给他造成阴影，勃列日涅夫派巴格拉米扬去了他家里。但这种羞辱很难忍受。

他那已成残废的妻子正被癌症吞噬，朱可夫的生活也只能局限于索斯诺夫卡的别墅和疗养院里。1972年，加琳娜和玛丽亚前往里加湾畔度假。她给自己丈夫去信：“这儿有些人把我当作你女儿，玛莎被当作你的孙女。但我很自豪地对他们说我是你的妻子，玛莎是我们的女儿。”1973年11月，格奥尔基给她写信道：“我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我们还能过上灿烂幸福的日子。”加琳娜回信道：“格奥尔基，我亲爱的宝贝！我仍然一如既往地爱着你。我要变得更强壮，要战斗下去，我希望还能和你一起在我们家里过上幸福的日子。”加琳娜逝世于1973年11月13日。“这让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朱可夫对女儿说。在巴格拉米扬和费久宁斯基这些老同志的帮助下，他去参加了葬礼，但他已没有力气陪自己的心上人去墓地。正是由于悲伤过度，1974年5月30日，他陷入了昏迷。他被转入了格拉诺夫斯基街上的医院里。1974年6月18日，他就这样在无知无觉中去世了。

朱可夫葬礼那天，两年前被驱逐出苏联的著名犹太诗人、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正在鹿特丹参加国际诗歌节。他立刻就写下了这首诗，《朱可夫之死》：

我看见喧闹的队列凝固不动

架上的棺椁，马的臀部。

风并没有为这里带来

嚎啕的军号声。

我看见尸骨上缀满勋章：

朱可夫步入死亡。

前方的战士倒在无数墙根前，

虽然他的剑没有敌人的锋利，

伏尔加河平原上调兵遣将的轰鸣声

令人想起汉尼拔。

他悄无声息、倍感羞辱地结束了生命，

就像贝里萨里奥斯或庞培。

多少士兵的鲜血抛洒在异国的土地上！

他又是否为此感到悲痛？

他是否还能回忆起那些

平民死在白色被褥的床上？彻底遗忘。

若在地狱相见，他会如何回答？

“我当时在打仗。”

出于正义，他再也不会将

右手投入战斗。

快睡吧！俄罗斯历史的一页已足以让

逃入异国都城里的人

勇气陡增

回家时腹中却又满怀恐惧。

元帅！贪婪的列特河将把你吞噬

连同你的靴子和话语。

但仍请接受吧——那微不足道的冥币，

祖国的拯救者，这些话我会大声说出。

敲击吧，战鼓。短笛，快快吹奏。

笛声高亢，好似灰雀啾鸣。

布罗茨基的朋友们都震惊不已，觉得不可思议，故而向他提出了许多问题。这首诗是献给斯大林的元帅吗？写这样一首诗确实显得奇怪，毕竟作者是个异见人士，不仅对苏联绝无好感，而且声称对任何类型的政治都毫不信任，根本不愿与官方有任何妥协，这样一位诗人到那时为止，只为伊丽莎白时期的诗人约翰•邓恩、二战期间拒服兵役且惨遭骂名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写过作品。为什么会将朱可夫也添入了这个精挑细选的名单中呢？约瑟夫•布罗茨基对所罗门•沃尔科夫的回答一语中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多亏了朱可夫才有幸活到今天。”

元帅逝世的次日，他的讣告便由中央委员会两个部的秘书呈报给了政治局。经一致通过的讣告刊登在了《真理报》上，用501个商定好的字干巴巴地追溯了朱可夫的一生。讣告的结尾处是苏联的新套话：“苏联人民的心将永远保留着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光辉回忆，他是列宁主义的党的忠诚的儿子，是勇敢的战士，杰出的统帅。”由相同部门拟定的一份备忘录精确地规定了国葬举办的方方面面细节，但未提及朱可夫两位长女的意愿。他的尸骨被陈列在了红军厅内，而非工会厅内，后者通常是国家要人的临时祭坛。前来观瞻的人群沉默不语地挤在棺椁前。警察遵守勃列日涅夫亲自下达的命令，严格限制着人流和花束的数量，显然，勃列日涅夫完全不希望散发着异端气息的元帅在此受到太多的爱戴。

6月21日，遗体在顿斯科伊公墓的殡葬场火化。骨灰被封存于克里姆林宫的红砖墙内，这是所有苏联领导人的惯例。朱可夫周围安眠着其他老同志的骨灰：特里安达菲洛夫（死于1931年）、沙波什尼科夫（1945年）、托尔布欣（1949年）、马林诺夫斯基（1967年）、罗科索夫斯基（1968年）、索科洛夫斯基（1968年）、沃罗诺夫（1968年）、梅列茨科夫（1968年）、铁木辛哥（1970年）、叶廖缅科（1970年）、扎哈罗夫（1972年）。科涅夫先于他一年去世，华西列夫斯基晚他于一年去世，他是最后一位，至此，所有的著名将领均已谢世。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元帅、空军元帅鲁登科、莫斯科党委第二书记、卡卢加工厂的锁匠，民主德国国防部副部长霍斯特•施特希巴赫少将分别在红场上作了告别演说。我们后来将会得知1943至1945年施特希巴赫曾是纳粹党的党员，实在是历史的讽刺。演说不仅仅是些陈词套话。五位演说者强调了朱可夫的部队在“伟大的十月”和“列宁主义的党”内所起的作用。为了永远怀念他，防空部队的一所军事学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防空部队）、莫斯科的一条路名、列宁格勒的一条路名，以及卡卢加州的一座集体农庄均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毗邻斯特列尔科夫卡的乌高兹基•扎沃德村也被更名为朱可夫村，基辅军区参谋部也设立了一块纪念牌匾。这些荣誉与对其他元帅的纪念没什么两样。

葬礼次日，两个委员会——一个由中央委员会指任，另一个由国防部设立——全体来到了索斯诺夫卡的别墅。它们前来征用元帅的档案。那究竟该由谁来征用呢？两个委员会各自取出令状，结果，军事委员会在党的代表面前偃旗息鼓了。拿来的文件中有朱可夫《斯大林死后》的手稿，这篇文章据认很危险，最终得等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得以发表。其余私人档案都被封存起来，存入了中央委员会的总务部内。

在他去世的1974年到苏联解体的1991年间，朱可夫声誉日隆。他去世之后几个星期，《回忆录》第2版——增加了内容——即进入了书店，并再次畅销。读者也都很清楚这本书被审查官改写过，但仍然成为卫国战争方面最受欢迎的著作，甚至是苏联最广为阅读的书。经计算，平均隔18个月就会出一次新版，累计销量达数百万本。1974—1991年也是共产党意识形态衰落的时期，日益被1945年反法西斯胜利的歌颂声所取代，更确切地说，是党在操控人们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创伤性事件所维系的情感。我们已经发现，对卫国战争的膜拜是1965年勃列日涅夫的手笔，时逢胜利20周年纪念，庆祝之盛闻所未闻。5月9日宣布放假一天，庆祝活动成为苏联日程上最重要的节庆，位列11月7日（1917年十月革命）和5月1日（劳动节）之前。全国各地成立了许多退伍军人组织，均得到了物质上的资助（特别通行证、优先乘坐交通工具等），且拥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成为苏联政体最后的支柱之一。国家调动了教育界、文学界、艺术界和影视界，毫无节制地庆贺胜利，缅怀牺牲者。名副其实的对亡者的膜拜终于组织起来了。有圣地（12座英雄城）、偶像（基辅和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的巨大胜利）、圣徒（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遗物（国会大厦上的旗帜，官方指定为圣物中的圣物）、夜间音乐会、游行、颂歌（《神圣的战争》）、长明火。党为10至15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先锋队员组织了爱国主义夏令营，他们穿统一服装，高举着旗帜参加军事比赛，其中，扎尔尼查（“夏日闪电”）夏令营最为著名，直至今天，仍活跃在俄罗斯的大地上。

在勃列日涅夫所操控的这一意识形态的转变过程中，斯大林又成了反法西斯胜利的建筑师。人们有时会称朱可夫为“斯大林的影子”、“斯大林的元帅”，这种名号遂而又得以东山再起。我们发现这两人出现在了《解放》一片中，这部电影史诗共分五部（放映于1969至1972年间），数千万苏联人都看过这部电影。每当出现斯大林和朱可夫时，观众就会鼓掌。《解放》一片的导演尤里•奥泽洛夫将会成为朱可夫广受爱戴的主要传播者。他希望元帅能担任他的顾问。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和政治指导部部长叶皮雪夫拒绝了这个请求，强行推荐了叶廖缅科。不过，朱可夫仍然以非官方身份给导演提了些建议。1995年，鲍里斯•叶利钦任命这位奥泽洛夫为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拍摄影片《伟大统帅格奥尔基•朱可夫》。1969至1995年间，奥泽洛夫拍摄了好几部讲述卫国战争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在所有频道上反复播放，播放的次数可以说难以计数。朱可夫在片中一直是主要角色。那个时代俄罗斯最著名的演员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诠释了元帅这个角色，所以不可能会损害他广受爱戴的程度。那朱可夫在影片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和他的主人一样，专断，强硬，无情，粗暴；但也是个英勇无畏的将领，有时唯有他能顶撞、反驳斯大林，而且无论付出多少代价，总是能赢得胜利。奥泽洛夫影片中的朱可夫是一个具有俄罗斯永恒特征的人，是讲话简单、性情直率的庄稼汉，每个俄罗斯人都能从中认出自己。

1980年代末，朱可夫的大名与斯大林的名字变得日益不可分割。这两人成了反法西斯胜利的守护神。1991年苏联的解体导致新一波对斯大林和苏联政体所犯罪行的揭批狂潮。斯大林和朱可夫从此分道扬镳。朱可夫被“去苏维埃化”，再次独自担当起“胜利建筑师”的角色。他获得了泛俄罗斯国家象征的地位，直至今日仍拥有这个冠冕。不过，苏联解体对他并非没有影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数极少，但在西方可以听见这种声音——认为他和斯大林是一丘之貉。对这个圈子里的人而言，元帅就是英雄的对立面。他的位置被罗科索夫斯基取而代之，因为这位“优秀的”元帅曾被斯大林投入过监狱。在鲍里斯•索科洛夫所写的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传记中就能见到这一点，甚至还有点丑化。无论在哪个方面，一人总归是正面角色，另一人总归是反面角色。罗科索夫斯基指挥军队时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而朱可夫则只会威胁。罗科索夫斯基对每一位士兵的生命都很爱惜，而对朱可夫来说，他们只不过是炮灰。俄-波血统的罗科索夫斯基仗打得很漂亮，因精通军事技艺而赢得胜利，而苏联的矮胖子英雄却只会正面进攻，毫无想象力。罗科索夫斯基从德国只带回了一台收音机和一支猎枪，而朱可夫则装了满满一火车战利品……这种对立又被西方的史学家再三放大。不得不提的是朱可夫仗打得都很出色，尽管他的战斗风格朴素、简单，但都极其有效。从镇压的角度或战斗损失过大的角度来将他与罗科索夫斯基相比，是说不通的。关于后面一点，统计资料根本无法佐证两人之间相差太大这一说法。至于镇压，朱可夫枪毙士兵的做法基本上都集中在1941年，当时所有的事情都扛在了他的肩上，而罗科索夫斯基只不过是50名集团军司令中的一员而已。

从历史回忆的角度来将罗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相比则更缺乏说服力。前者只会出现于军事历史的书本上，他也再未从书本里出来过。而朱可夫却仍然活在俄罗斯人的心里。他的形象并未失色。所以，照此来说，他死后40年，仍继续在为莫斯科的现行政府服务。1990年代中期，对叶利钦总统的团队所实行的改革普遍抱有的不满情绪致使总统的受欢迎程度跌至冰点。为了在民意调查中保持领先地位，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思考如何修补因社会四分五裂而四散的国家凝聚力。该委员会并不用苦思良久，因为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纪念日正好送上门来。所以，这一切表明对无数俄罗人来说，这场“伟大的胜利”以前是，而且今后仍将是唯一的正面象征，它不仅是苏联时代的正面象征，还是他们国家整个历史上的正面象征。因此，1994年2月，鲍里斯•叶利钦在圣彼得堡宣布为庆祝胜利50周年，将在红场矗立朱可夫纪念碑。文化部长和许多艺术家反对在这个全民共享的历史场所竖立现代风格的作品。这个问题使俄罗斯人纷争不断，报刊也在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事。两百多位作家，反自由主义的，亲共产主义的，最常见的是超正统主义的，以瓦连京•拉斯普金为首，联名给总统、政府首脑和莫斯科市长写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恳请将朱可夫纪念碑竖立在“俄罗斯圣地中的圣地、俄罗斯四通八达的交汇之地、俄罗斯所有时期与时代的中心红场上”！他们争辩道，1941年俄罗斯拯救者的纪念碑为什么就没有权利同1612年在反抗波兰的战争中拯救了俄罗斯的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纪念碑共处一地呢？最终，莫斯科市市长尤里•卢日科夫决定去信征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后者则请求俄罗斯当局切勿在红场上竖立纪念碑。1995年1月21日的法令正式通告了竖立雕像的确切位置：在驯马场广场上，历史博物馆的对面，雕像的正面则正好面对红场。

1995年4月19日，杜马设立了朱可夫奖金，奖励“在军事科学、军事创新和描绘卫国战争的文学艺术创新领域内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同日，模仿青年十月组织，还设立了青年朱可夫组织。5月6日，朱可夫博物馆在斯特列尔科夫卡附近的朱可夫镇上开门迎客。在曾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叶卡捷琳堡的公共广场上竖立起了一尊元帅纪念像。在庆祝反法西斯胜利周年纪念日的前夜，叶利钦为数百名卫国战争时期的老兵颁发了朱可夫勋章——该奖项由叶利钦设立于1994年5月9日——并在克里姆林宫最庄严肃穆的大厅内为他们举办了宴会。5月8日，朱可夫纪念像矗立在了驯马场广场上。高达11米的雕像由雕刻家维亚切斯拉夫•克雷科夫创作，展现了1945年6月24日胜利大阅兵仪式上元帅骑于库米尔马上的形象。

1995年5月9日，阅兵仪式在两个地方铺陈而开：与往常一样，一个就在红场，另一个在崇敬山，那儿清出了一大块场地用于纪念卫国战争。主阅兵仪式是由老兵戈沃洛夫集团军的将军、戈沃洛夫元帅的儿子指挥。退伍老兵们虽然身着平民服装，但胸前挂满勋章，手挽着手列队经过，老兵们的形象标榜了勇武的精神，并在此时此刻彰显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意志。我们第一次看见主席台上坐着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为首的是比尔•克林顿，俄罗斯媒体不无苦涩地说十年前，里根总统命令驻苏大使抵制苏联的庆典，并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比特堡公墓内党卫队的陵墓前沉思良久。

弗拉基米尔•普京登上权力宝座时，也重新复活了苏联的两个象征符号，即军队的红旗和1944年由斯大林创作的国歌。再次引入了这两个象征符号之后，更对这位格鲁吉亚人的历史地位重新作出了评价，抬高了其地位。和叶利钦一样，普京通过召唤对卫国战争的回忆，打通了苏联人对艰难时刻的记忆。因车臣战争之故，普京好几次遭到恐怖主义者的刺杀，他有一句口号流传甚广：“1945年，我们幸存了下来，现在我们还将幸存下去。”2005年5月9日的阅兵式也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庆典仪式，突出了人民和国家众志成城的精神。青年普京组织“纳什”分发了2000万条绶带，上印口号“如果你还记得，请披上绶带！”“我还记得。我为此自豪！”“感谢祖父赢得了胜利！”“我们都是卫国战争的继承人！”2012年5月9日庆典期间，国家组织了赛车会，汽车上插着苏联的各色旗帜、俄罗斯三色旗和……普京所在党的党旗。车身上印有“打到柏林去！”“谢谢爷爷赢得了胜利！”或干脆印上“T-34”的字样。

苏联解体后过了20年，俄罗斯重新界定国家身份的任务仍未完成。如今，俄罗斯对东正教的青睐似乎要强于卫国战争——确实，这种凯撒教皇主义如今已成了俄罗斯当局的传统应用模式。有可能，今后对朱可夫的回忆就会直接与对卫国战争的回忆紧密相连。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可怕的是消费主义，新的一代更喜欢的是消费主义，而非国家的宣传。“这场战争是我们最后的圣洁之所。如果对他的记忆消散殆尽，那还会剩下什么呢？”这是2001年一名学生写下的文字。俄罗斯内部就朱可夫雕像一事所作的争论并未平息。元帅以前无古人的摧枯拉朽之势拯救了俄罗斯。在摧毁希特勒的势力范围的同时，他也同时拯救了欧洲。这一双重的荣誉称号，俄罗斯人是根本不会放手的，而不管第三个称号——拯救了斯大林政权——的最终命运会是什么。巨大的牺牲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历史的舞台，尤其是当这些牺牲在历史上的规模堪称骇人听闻之时，就更是如此了。朱可夫是人民困扰迷惑的心中唯一坚实的象征，所以，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仍将是最生气勃勃的伟大的二战统帅。

《朱可夫——打败希特勒的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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