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是如何发迹的？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袖、什叶派教士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在1963年首度在政治舞台亮相，他是反对国王实施“白色革命”的领导人，白色革命是打破土地占有(包括宗教团体持有的土地)、赋予妇女投票权及婚姻平等、允许少数宗教执掌政府机关的改革方案。

　　霍梅尼宣称国王是“卑鄙可耻的人”，“着手破坏伊朗伊斯兰教”，他随即被捕。接下来整个伊朗发生了持续三天的暴乱，霍梅尼的支持者宣称有15000人死于警方的枪炮下。霍梅尼在被软禁了八个月后被释放，仍继续他的激烈抗争。他指责政府与以色列合作及签订条约及扩大对美国政府人员的外交豁免权。霍梅尼在1964年11月再次被捕并遭到流放，直至14年后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流放时期

　　在这个“暴风雨前夕”时期，刚萌芽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开始削弱正在孕育的西方化概念，西方化正是国王世俗政权的主要构思。1979年革命的意识形态正在逐渐形成。贾拉勒·艾哈迈德(Jalal Al-e-Ahmad)所提出的西方中毒(Gharbzadegi)认为西方文化是灾害，会令人中毒，必须把它们根除。阿里·沙里阿提(Ali Shariati)认为伊斯兰教是第三世界的救星，能够把第三世界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及资本主义当中解放出来。莫尔塔扎·穆塔哈里(Morteza Motahhari)通俗地宣扬什叶派信仰。这些思想都争取到不少的听众、读者和支持者。

　　最重要的是，霍梅尼宣扬以反抗甚至是殉教来对抗不公和暴政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所为，穆斯林应该要抵制自由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的影响，遂出现了“既不倚东，也不靠西-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

　　与公众见解不同，霍梅尼提出法赫基的监护这种政体的意识，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受到“监护”，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负责统治及监管。这种管治在伊斯兰教里“相比起礼拜和斋戒更加必要”，将可确保伊斯兰教不会偏离传统的沙里亚法规，这样就可消除贫穷、不公和外国无信仰者对穆斯林土地的劫掠。

　　由伊斯兰教法理学家统治这种意识经过他的著作《伊斯兰政府:法学家的统治》、清真寺布道、走私的讲话录音带而广泛传播开去，并流行在伊朗里由学生(包括有才干的教士如莫尔塔扎·穆塔哈里、穆罕默德·贝赫什提、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及穆罕默德·穆法塔赫)组成的反对派及传统商界领袖当中。

　　其他反对群体

　　其他反对国王的派系还包括宪政自由主义者，即由迈赫迪·巴札尔甘(Mehdi Bazargan)为首的民主伊斯兰教改革派伊朗自由运动及世俗的伊朗民族阵线。他们主要都是来自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并非想以神权政体取缔国王，而是希望国王能够遵从1906年伊朗宪法，但是这些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不及霍梅尼阵营。

　　以奉行共产主义的伊朗群众党及伊朗人民敢死队组织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政府的抑压而被削弱，但是这些游击队在1979年2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给予“政权致命的一击”。最大的游击队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奉行左翼伊斯兰主义，反对以教士为本的伊斯兰政府。

　　许多教士都没有追随霍梅尼。受欢迎的阿亚图拉(什叶派领袖)马哈茂德·塔莱加尼(Mahmoud Taleghani)支持左派，而伊朗资历最深及最具影响力的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卡齐姆·沙里亚特马达里(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最初对政治保持疏离，后来支持民主革命。

　　霍梅尼致力于统合反对派(除了奉行无神论者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特别强调国王政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腐败及不平等的收入和发展)，避免提及可能会引致派系内讧的细节，特别是他所计划的教士统治，他认为许多伊朗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政治宣传的影响而对此持有偏见。

　　在后国王时代，一些革命分子与神权政权发生冲突，他们受到革命运动的打压，抱怨他们遭到欺骗，不过反国王的联盟依然能够维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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