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与吴敬梓之间发生过什么？

　　郑板桥与吴敬梓是同时代人，一生历经清康、雍、乾三朝。郑板桥，兴化人，生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十月二十五日(1693年11月22日)，卒于乾隆三十年乙酉十二月十二日(1766年1月22日)，享年73岁。许多著述，尤其是《辞海》关于郑燮的词条以及党明放先生所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的《郑板桥年谱》等工具类书籍，都将郑板桥的卒年误写为1765年，由于农历和公历未能准确换算，致使出错，以讹传讹。全椒人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卒于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享年54岁。郑板桥长吴敬梓8岁，比吴敬梓晚去世12年。他们都曾在扬州生活过，与扬州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

　　明清时期，扬州是名符其实的运河之都，是南北漕运的重要转运地和国家中部各省食盐的供应基地和集散地，商业十分发达。尤其到了康乾盛世，“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扬州的繁荣达到极盛，扬州盐业更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十大城市中，中国占有六席，扬州位于第三。官僚豪绅、富商巨贾在扬州建造了庞大秀丽的住宅和园林，他们除追求奢侈的物质享受外，又附庸风雅，建有多处书院和雅舍，对云集于扬州的四方文士以礼而待，并且不惜重金资助他们作文、出书，“海内文士，半集维扬”，扬州成了文人雅士的向往之地。郑板桥与吴敬梓作为当时文坛的骄子，他们将“东南繁华”之地扬州选择作为大显身手的平台和人生的驿站，是理所当然的。

　　郑板桥与吴敬梓同为文士，性喜交游，他们的诗文集中留下了与许多文人雅士交游的诗词、书信、题跋等，可是就没有他们俩交往的信息。他们曾是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幕宾，也曾得到盐典富商的资助，周榘、李葂、江昱、程梦星等人又是他们共同的文友，他们为何彼此相识却不相往来，这是一个令人纳闷且有趣的话题，值得仔细玩味。近来研读陈美林先生撰著的《吴敬梓评传》、周积寅先生撰著的《郑板桥》等读物，探析和品味郑板桥与吴敬梓不相往来的原因，有了较深的体会，觉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仅有一面之缘

　　吴敬梓对扬州情有独钟，生前多次往来于扬，并终老于扬。他的好友程晋芳为其所作《哭吴敏轩》中有诗句“死恋扬州好墓田”，正是其一生魂系扬州的心迹吐露。如吴敬梓的诗作《赠真州僧宏明》所云“十四从父宦”(随父赴江苏赣榆)时即途经扬州，应该是在1714年。此时郑板桥才22岁，还在家乡兴化刚刚涉猎绘画创作，他们俩不可能认识。

　　据王伟康先生所撰《吴敬梓的扬州情结》考述，吴敬梓先后五赴扬州。第一次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秋冬之交，时年35岁。他在短暂地出游真州后就来到扬州造访友人。寓扬期间，吴敬梓思乡恋家心切，无心在扬多留，即迎风冒雪渡江返回秦淮寓所。依丁家桐所著《郑板桥年谱》，郑板桥是年“冬日，赴北京”，准备参加丙辰科考试。因而，两人无缘相识。

　　吴敬梓再度来扬，是在乾隆元年(1736)夏秋之间，游览了扬州八大寺院之一的天宁寺。而这年44岁的郑板桥已在京，二月至三月，于贡院参加礼部会试，中贡士(商承祚：《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五月参加殿试，中第二甲第88名进士(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李周望：《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乾隆二年(1737)45岁时“南归扬州”(郑燮：《行书扬州杂记》卷)。这一年两人不在一地，不可能会面。

　　两人真正会面的时间是在乾隆五年(1740)五月，时年40岁的吴敬梓第三次来扬州投奔他的官场朋友、乾隆元年(1736)始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因适逢卢负谤获罪被谴戍台前夕，吴敬梓与郑板桥都参与了题赠《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诗及送行活动，在高凤翰等人为卢见曾绘《雅雨山人出塞图》长卷上有他们两人的题诗(现藏故宫博物院)。

　　郑板桥题跋：“鳄鱼驯暴衡云开，同谷七歌酸以哀。千磨万炼成巨器，杜韩不尽夸天才。美酒肥羊饱纨绔，声色埋人无出路。我辈岂是寻常人，摧残屈折皆调护。文章政绩两殊绝，天意雕镌未休歇，欲使飞腾破九霄，故教蜿蜒蟠邱垤。寒云黄，日青咽;寒草短，雪严啮。寒水溅溅，冰老成石;寒风拉拉，树顽成玦。南望长城二千里，秦时古苔未磨灭。北过瀚海弄石子，五色斑花绣成块。磊落胸中万卷书，一夜悲笳尽欲裂。首断魂僵梦亦枯，英雄气冷何由热?岂知天意正有以，不是逢樗摧即折。剑闪芙蓉百炼深，马雄天厩千场贴。凤阁颁书早晚归，玉堂此画须高揭。万钟于我何加损，未容换此灰中劫。扬州后学板桥郑燮。”

　　吴敬梓题跋：“玉门关外狼烽直，毳帐穷庐犄角立。鸣镝声中欲断魂，健儿何处吹羌笛。使君衔命出云中，万里龙堆广漠风。夕阳寒映明驼紫，霜花晓衬罽袍红。顾陆丹青工藻绘，不画凌烟画边塞。他日携从塞外归，图中宜带风沙态。披图指点到穷发，转使精神同发越。李陵台畔抚残碑，明妃冢上看明月。天恩三载许君还，江南三度繁花殷。繁花殷，芳草歇，蔽芾甘棠勿剪伐。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治晚生吴敬梓”

　　在图上题诗送别者还有马曰琯、程梦星、杨开鼎、闵廷容、王藻、马位、马朴臣、马苏臣、方原博、闵华、符曾、钱陈群、吴廷采、周榘、李葂、江昱等。送行活动后，吴旋即离扬回故乡全椒去了。

　　乾隆十七年(1752)冬与十八年(1753)春夏之交，吴敬梓返回故乡全椒时，又绕道去游过扬州。而板桥乾隆十七年底刚在潍县去任，借住在潍县友人郭家，并在此度岁。“郑公名燮……十一年任潍，十七年以病去任，时年六十”。(郭榆寿：《榆园杂录》卷一)乾隆十八年(1753)春，作《予告归里，画竹别潍县绅士民》诗：“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竿清瘦竹，秋风江上作钓竿。”(《郑板桥集·题画》)后离开潍县返乡，他们俩也无缘相会。

　　吴敬梓最后一次到扬州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主要是去投靠已复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期以摆脱长媳病逝、长子离去的酸楚，排遣寂寥，同时也求得生活上的周济。而卢对吴并未特别礼敬，吴常有被冷落的苦恼，在感到于世不用、不被看重的的同时，又绝不屑于与盐商往还，宁愿困顿自守。加之，连日来会客、雄谈，精神极为兴奋，而身体又十分疲惫，贫病交加，由糖尿病并发的高血压症突然恶化，痰涌不绝，于农历十月二十九日(12月12日)凌晨谢世。

　　而此时“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郑板桥却声望日隆，这一年创作应酬活动非常繁忙。据《板桥自叙》说：“又以余闲作为兰竹，凡王公大人、卿士大夫、骚人词伯、山中老僧、黄冠炼客，得其一片纸、只字书，皆珍惜藏庋。”是时，板桥绘画创作已进入成熟期与旺盛期。且当年板桥还游杭州、回兴化、返潍县三次，亦无缘与吴敬梓重逢。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中最具影响力的重要人物，前后在扬生活20多年，扬州是他经常往来寄住的地方，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扬州兴化人”一印，更是以地属扬州为骄傲。他一生交游很广，除了诗人、词客、书家、画士以外，还有王侯、官吏、商贾、布衣、和尚、道士、歌童、妓女，其间关系深浅，交谊厚薄，趋向异同，存在着差别。

　　郑板桥与吴敬梓的相逢，有史料可证的仅有一次，即“一面之缘”，而且发生在许多文士参加的为卢见曾题诗送行的大场合，旋即吴又离扬回全椒去了。

　　境遇上的落差

　　乾隆朝，卢见曾两任两淮盐运使，虽为主持盐政的大吏，却有着很好的文艺素养，在任时以爱才好士著称，幕府宾客众多，极一时之盛。郑板桥以怪著称，不仅书画风格怪异，而且为人处世不攀附权贵、傲骨铮铮。而卢见曾却与郑板桥交往密切，甚至有至死不渝的友情，两人诗文集中互有反映。板桥从三十一岁来扬，度过了大约十年的卖画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穷愁潦倒而又十分重要的一段时期。父亲穷困而死，儿子随后夭折，卖画无人赏识，境遇之惨，几乎把板桥逼上绝路。板桥把这段时间自喻为：“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郑板桥集·诗抄·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讳敏中(一)》)。他31岁至40岁期间主要落脚地是在扬州，卢见曾不仅给予他物质上的资助，还与他建立了一种超越主宾的挚友关系。落魄扬州的郑板桥对卢见曾抱着精神上的知遇之恩，卢见曾招揽郑板桥的举动也具有特别的文化道德关怀。

　　尚小明的《清代士人游幕表》载：“郑板桥1736年顺天学政崔纪邀入幕，又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座上客。”《扬州画舫录》卷十载：“郑燮……往来扬州，有二十年前旧板桥印章，与公(卢见曾)唱和甚多。”乾隆四年(1739)，郑燮作《送都转运卢公》诗四首赠之，奉呈雅雨山人卢老先生老宪台，兼求教诲，板桥自称后学郑燮。其时板桥四十七岁，卢见曾也不过年方五十，板桥称雅雨为老先生、老宪台，而自称为后学，可见郑对卢敬之耳。此年十一月五日，板桥还手书了李葂所作之《题雅雨夫子借书图》中的一首诗“旋假旋归刻未闲……”，此时卢见曾已是戴罪之身，前途未卜，而板桥依然如此，非卢公之知交挚友不能也。次年，卢见曾戴罪赴边、远谪塞外，郑板桥为高凤翰等人所绘之《卢见曾出塞图》题长诗一首，其诗长达二百余字，慨慷激昂，直抒心意，颂扬卢有杜甫韩愈之才，“磊落胸中万卷书，文章政绩两殊绝”，可谓是“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待到卢见曾再任两淮盐运使时，两人皆已步入晚年，时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板桥65岁，卢见曾亦已68岁。是年，卢于扬州虹桥修禊，郑亦应邀顶其雅集，并作《和雅雨山人红桥修禊》四首、《再和卢雅雨四首》，雅兴无前。卢见曾对郑板桥亦备加推重，他在复官不久写的《扬州杂诗》十二首中，第一首即是颂郑板桥：“一代清华盛事饶，冶春高宴各分镳。风流间歇烟花在，又见诗人郑板桥。”《扬州画舫录》卷十五载，卢见曾衙署之“苏亭”，其额即为板桥所书。板桥还为卢见曾改建的祀欧阳修、苏轼和王士祯的“三贤祠”撰写碑文：“遗韵满江淮，三家一律;爱才如性命，异世同心。”足见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彼此相重相惜。

　　当时出入卢见曾府署中的知名学者文士甚多，除了郑板桥外，也有吴敬梓。吴敬梓在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诗的最后一句“蔽芾甘棠勿剪伐”，以“甘棠遗爱”的故事称颂有德政、泽及人民的地方官员卢见曾，不仅切合他们的关系，而且他本人也感同身受。吴敬梓早年出游淮扬，就曾得到卢见曾的资助。当乾隆“十九年卢见曾还任两淮盐运使”时，吴与卢原有旧谊，因而再度来扬拜访卢见曾。但吴敬梓是一位寒儒，地位并不十分突出，虽能经常出入于卢雅雨“大公祖”幕中，但却自行住在邻近徐凝门一带、后土祠(琼花观)附近的族人吴楷(字一山)家中。在奉题“雅雨大公祖出塞图”上，治晚生吴敬梓的题诗亦在图的绫圈右下端，已被从原图中割截另行装裱。卢见曾没有特别看重他，吴感到于世不用，叹息“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羝。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感慨“谁识王明，斋钟愧阇黎”，常有被冷落的苦恼。吴敬梓一生贫穷，写作《儒林外史》亦多凭卢见曾、程晋芳等人的支持。吴敬梓死后，卢见曾亦慷慨解囊，买棺装殓，并且安顿好吴敬梓的妻儿老小。卢见曾的爱才好士深得时人赞许和后人褒扬。

　　吴敬梓与郑板桥虽同为卢见曾的幕宾，吴并没有郑幸运，被奉为上宾。加之他沾染些“家本膏华，性耽挥霍”的习气，经济头脑又不及郑板桥，在父病逝后过着挥霍的浪子生活，“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子弟戒”无疑是乡里将他看作一个败家子式的反面教材了。他应科举时，也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不得不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郑、吴两人境遇上的落差，是导致他们俩不相往来的重要原因。

　　对待科举及官场态度的不同

　　吴敬梓出生在“家声科第从来美”的仕宦名门，他的曾祖是探花，祖父吴旦是个监生，伯叔祖吴晟、吴昺皆进士及第，“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自他的父亲起家道衰落。吴早年对祖上得益于科举制度，也曾引以为豪，他从安徽全椒刚迁到南京时，写过一篇《移家赋》，说“五十年中，家门鼎盛”。他的一生变化极大，由富入贫，大半时间消磨在宁、扬两地，他对于科举考试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追求、失望到冷淡、憎恶的发展过程。从与“上层人士”的交往及接触中，愤慨地看到官场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一落千丈，因而对社会百态及官场黑暗以及科举本质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功名富贵表达了与常人截然不同的看法。雍、乾年间，清朝统治者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以理学为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他反对科举制，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他的《儒林外史》，被誉为含着热泪控诉科举功名毒害读书人的救世之书，显示出他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展露了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足堪跻身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而郑板桥生于一个寒儒家庭，其父郑立庵是一位“私塾先生”。板桥出生时，兴化连年遭灾，生活困苦不堪。板桥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艰苦与辛酸中度过的。板桥30岁时，父亲立庵病故，家无长物，卖书葬父，锅中无米，灶间无柴，可门前还不断有人来逼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板桥曾逃到海陵、镇江焦山躲债。贫寒的家境，凄苦的身世，不幸的遭遇，促使板桥发愤改变命运，走“读书——科举——作官”的发达之路是他心中孜孜以求的梦想。他多次对朋友表白：“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与江宾谷、江禹九书》)板桥在《焦山读书复墨书》和《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两书中皆告诫舍弟郑墨：“愚兄既不能执御执射，又不能务农务商，则救贫之策只有读书。”“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主意便拿定也。科名不来，学问在我，原不是折本的买卖。”并一再叮嘱：“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他是不屑于做一个乡下默默无闻的教书先生的，“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度春秋”，此种心迹流露无遗。科举制度到了明清两代，以制艺取士，其僵化腐朽、摧残人性的一面日益显现出来，造成了不少人生悲剧。板桥读书应试自有他的路数，他主张不要死读书、读死书，万不可“为古人所束缚”，所有史书“句句都读，便是呆子”，所有诗人，“家家都学，便是蠢材”，他主张“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这是板桥不同于一般腐儒的高明之处。板桥大半生专心致志于科举，竭力突入统治阶层，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和束缚。在此过程中他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与封建社会传统文人并无二致，其身上具有的新旧思想杂陈、进步与落后因素并存的现象，可算是中国传统思想在历史嬗变过程中复杂性的具体体现。

　　板桥“官山东先后十二载，无留牍，亦无冤民”，(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去官日，百姓痛哭遮留，家家画像以祀”，(《清代学者像传》)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和景仰。十二载的为官生涯，也使板桥进一步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和腐败，同时，他为善亲民、淡泊名利的思想和艺术家旷达不羁的气质也难以使他与整个官场融为一体。他对污浊的官场是厌恶的，词作《青玉案·宦况》，概括了板桥十多年枯燥无味的官场生涯：“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在惆怅和苦闷中，他内心逐渐滋生出逃离官场、回归田园的念头。所以，当他去官回家的时候，反倒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解脱与轻松。他在《罢官作》(其一)中写道：“老困乌纱十二年，游鱼此日纵深渊。春风荡荡春城阔，闲逐儿童放纸鸢。”那份恬淡，那份闲适，那份解脱的自由与逍遥，那份不杂一丝苦涩与无奈的陶醉与怡然，使人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对于官场，板桥进入得艰难，去得倒十分潇洒。可以说，郑板桥既是科举制度的幸运儿和得益者，又是失意者和受害人。他与吴敬梓的出生门第、人生经历和对待科举及官场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 对待盐商富豪态度的不同

　　吴敬梓在卢见曾幕时，对出入盐运使署的两淮盐商深为不满，十分厌恶他们“牢盆牟国利，质库朘民脂;高楼明月中，笙歌如沸糜”的那种巧取豪夺的骄奢淫逸生活。一些名士在盐商大量馈送金银的礼遇下，也纷纷与他们交往应酬。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时，大盐商安麓村曾“赠以万金”(《扬州画舫录》卷十);袁枚为安麓村“重刻孙过庭书谱数石”题跋，仅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归之，就得安麓村所馈赠的“二千金”(《清稗类钞)第三十一册)。大盐商江春，也多结交、延揽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扬州画舫录》卷十二)。吴对于此类现象十分反感，绝不屑于仿效，与盐商作交易。他在《儒林外史》中借季苇萧之口“穿入隐微”地将盐商作为“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的鄙夷对象，讥讽扬州盐商“六精”：坐轿的债精，抬轿的牛精，跟轿的屁精，看门的谎精，家藏的妖精，还有头戴的方“巾”。喜笑怒骂，谑而近虐了!这种价值评判却不是清代扬州盐商的真实、全面的写照。商人自古以来有良贾和贪贾之分，在清代的扬州盐商中，贪婪无度、卑鄙庸俗者有之，诚信敬业、仗义疏财、风雅自许者也有之，如吴敬梓就曾多次得到忘年交、盐商俊彦程晋芳的生活资助，因此对盐商尚不能一律以“六精”、奸商看待。

　　郑板桥对待盐商富豪的态度与吴敬梓不同，从现存的诗文、书画作品来考察，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诸人都与盐典富商有着密切的交往。盐商是他们作品的最大买主，如果没有盐商的支持，郑板桥诸人恐怕连温饱也难以维持。如人称“扬州二马”的大盐商马曰琯(字秋玉)、马曰璐(字佩兮)昆仲慷慨好义，声名远播。马曰琯初识郑板桥于焦山，爱才若渴，得知其因家贫避债来此，即暗赠纹银200两，顿解板桥的燃眉之急。板桥诗文集中亦收录有《为马秋玉画扇》题诗和《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楹联。还有盐商朋友程子刲(字羽宸)馈赠板桥一千两纹银，使他不仅顺利地娶回了饶五姑娘，也彻底改变了一时的贫穷状况。板桥深情地说：“余江湖落拓数十年，惟程三子刲奉千金为寿，一洗穷愁。”程氏有《黄山纪游诗》请板桥题句，板桥写了《题程羽宸黄山诗卷》，先写黄山的古今形势，次叙自己为世俗所累，不获一游，不如程君之倜傥，后赞程作品的才思非凡，愿追随其后。板桥对程氏的知遇之恩，深怀感激，溢于言表。他甘愿放下清高的架子，投桃报李，这也是他与盐商的一种友好交往。

　　经济上依附盐商，本不是郑板桥的意愿。七品县令郑板桥，不能在官场上“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终于被挤出官场，弄得官罢囊空，橐笔扬州。于是，在一些盐商附庸风雅、广交诗文画友的招引下，本来对盐商没有多少好感的郑板桥，和其他书画家一样，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不得不与盐商相互依赖，各得其所。当时扬州有句民谚说：“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因此，一些盐商富贾，不惜一切代价，求购“诗书画三绝”的板桥字画。而板桥卖画又不愿题款，不愿给盐商富豪装点门面。清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卷四中就记述了一则“扬州某盐商指使一老人骗板桥为其作画”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盐商不择手段为求取板桥书画为荣的一种时尚。板桥曾为一位富商画兰后题诗道：“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作生涯。”这就体现了郑板桥面对现实不得不改变观念与盐商交友往还的无可奈何心态，反映出郑板桥与吴敬梓在对待扬州盐商富豪上的不同态度。

　　《史记·伯夷传》引孔子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鄙以为，观念与态度的不同，这才是郑板桥与吴敬梓不相往来的根本原因。

　　有人认为，郑板桥对小说的态度，可能导致他与吴敬梓的矛盾，这或许是二人互不来往的原因。此说让人觉得未免迁强附会，似是而非。王同书先生在《郑板桥与通俗小说》(《明清小说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中说：从郑板桥出处行藏来说，他不是小说家，也不是各类通俗文化的鼓吹者，而是一个奉儒守道的正统文人。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但研读他的文集，了解他的交游身世之后，却感到他与通俗文化，特别是通俗小说，有相当深的因缘。一、重视、喜读。将通俗小说与《史记》、韩愈文章等典范作品同列。在《自叙》中他说：“平生不治经学、爱读史书，以及诗文词集、传奇、说簿之类。”他并进一步谈“文章有大乘法”，“诸葛武乡侯”之文、曹操之诗就属大乘法;又说：“韩信登坛之时，孔明隆中之语，则又切之切者也。”在《家书》中又说“先帝入蜀，以诸葛为之相，以关张为之将;忠义传千古，道德继贤圣，岂非尧之留余不尽，而后有此发泄也哉”。作为一个正统文人，能如此明白将“说簿”等列入“喜读”之书，并颂扬“说簿”中之作品，视为文章之最高典范“大乘”法，并指出其渊源来自古代贤圣遗韵“尧之留余不尽”，可见他从感性到理性对此类作品的重视。

　　至于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告诫弟弟的：“更有小说家言，各种传奇恶曲，及打油诗词，亦复寓目不忘，如破烂厨柜，臭油坏酱，悉贮其中，其龌龊亦耐不得。”王锡荣先生在《名家讲解郑板桥诗文》注释中说：“小说家言，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的传闻故事之类，为后世小说之祖;传奇恶曲，指恶劣的戏曲作品;打油诗词，谓俚俗、诙谐的诗词，由唐人张打油《雪》诗得名。”可知这并非指经典小说。还有他所谓特意告诫儿子的话：“今年若能看完《史记》，明年更换他书，惟无益之小说与弹词，不宜寓目。观之非徒无益，并有害处也。”而查找《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中并没有这样的话，引此论者不知源自何处?卞孝萱先生在《〈郑板桥家书〉四十六通辨伪考》(载《郑板桥丛考》)中指出：“1936年，上海的一个私营小书店——‘中央书店’，铅印了《郑板桥家书》，登载了六十二通书信(不都是家书)，其中十六通是抄袭的，四十六通是从未发表过的。”“这四十六通从未发表过的板桥书信，却是不折不扣的膺鼎。”“四十六通出于伪造，其余十六通是抄袭《与舍弟书十六通》。”读者诸君切勿上了伪书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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