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火枪发展为何会落后世界：康熙乾隆责任大

　　从嘉靖时期开始，中国火器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趋势。这是因为西方火器传来所刺激、所带动的。首先是西方的佛郎机炮和火绳枪(鸟铳)传来，中国进行仿制，这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这标志着中国火器迎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接着，在天启、崇祯时期，西方的加农炮——西洋大炮(又称“红夷炮”、“红衣炮”)传来，中国又进行仿制，火器技术又上了一个台阶。然而，以仿制西方火器为主的中国火器的这个发展阶段，从明朝嘉靖时期开始，经过万历、天启、崇祯时期，持续到清朝康熙前半叶，也就终止了。这一停止是非常明显的，基本上是清朝统治者自动放弃发展。

　　明末清初仿制西洋大炮，主要是依靠传教士来设计、指导和监造的，康熙年间南怀仁贡献最大。康熙初年，内乱外患迭至，应军事急需，南怀仁帮助清廷铸造了大量火炮，在平定三番、平定准噶尔、统一台湾、抵御沙俄入侵黑龙江等一系列战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明末以来对西方火器的仿制达到了高潮。康熙二十八年，海内基本安定，清廷根据南怀仁的设计，铸成了六十一门重型火炮——“武成永固大将军”，代表了明末清初中国仿制西方火器的最高水平，也标志着明末清初仿制西方火器高潮的终结。这之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诸朝就再没有造过这样大型的火炮，清廷也渐渐不再重用传教士，火器方面的发展基本停止，又陷入停滞和退化状态。如果说乾隆时期火器技术还勉强保持了康熙时的水准，那么乾隆之后，就越来越不济了。直到鸦片战争时，清朝的火器制造仍然还是遵循康熙时的“祖制”，但技术全面退化。鸦片战争爆发前，东南沿海地区为加强海防，按照祖宗的老法式赶造了一些大炮，其技术水平和质量，明显还不如乾隆、康熙时期。

　　中国早期火器发展的这种自我停顿现象，用反曲弓的压制来解释，恐怕简单化了，也说不太通。明末清初引进的西洋大炮，其威力早已远超反曲弓;当时欧洲燧发枪也已传入中国，但清人根本不加以发展推广，而欧洲正是通过不断改良推广火炮和燧发枪，在十七世纪末彻底淘汰了弓箭手长矛手。为什么中国不进一步发展推广西洋大炮和燧发枪?在康熙、乾隆的心目中，显然是有点西洋大炮和鸟铳(火绳枪)就足矣。对此，我深感有必要从古代中国的文明特性来分析探讨深层次的根源，这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学术课题。

　　古代制造兵器离不开钢铁冶炼技术。现在有些军事爱好者对中国古代的铸铁技术推崇备至，对西方古代主要的冶炼产物熟铁非常不屑。对这种技术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知您怎么看?钟少异：中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以生铁冶炼为主的技术路线，这与欧洲长期沿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技术路线相比，有两个明显的优势，一是冶炼液态生铁显著扩大了炼铁规模，能够获得大量铁原料;二是用液态生铁进行铸造适于大批量生产铁器。但生铁质脆，生铁冶铸不适于制造兵器，所以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生铁治铸已有规模化发展，但主要是生产农具，这个时期的铁兵器仍然主要用块炼法冶锻熟铁的方法制造。之后，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将生铁炒炼脱碳以获得熟铁或钢的技术(对这项技术，以往都沿用现代术语称之为“炒钢”，华觉明先生认为，中国古人炒炼生铁基本上是对含碳量不加控制地一炒到底，获得的大多是含碳很低的熟铁，更宜称之为“炒铁技术”)，才从根本上克服了生铁不宜制造武器的难关。这项技术在西汉时期迅速推广，才使铁兵器淘汰了青铜兵器，由此也确立了中国古代铁兵器的基本制造方法：即炒炼生铁获得熟铁，用熟铁增碳折叠锻打制成兵器。这个方法，可以说继承、融合、升华了早期冶锻块炼法熟铁的技术;不仅用于制造兵器，也广泛用于制造优质的农具和手工生产工具。因此，我认为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特点不能仅仅概括为生铁铸造或生铁冶铸，而应概括为，以生铁冶炼为基础，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冶炼液态生铁，用生铁进行铸造;炒炼生铁成熟铁，用熟铁进行锻造。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这两个方面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我们研究探讨问题时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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