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为何几乎无官不贪?为何没能清除腐败?

　　其一，因人立法，徇庇亲信。诸如云贵总督李侍尧，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因贪赃索贿，为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由于情节恶劣，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但乾隆帝认为李侍尧在督抚中最为出色，遂百计回护，命各直省督抚重议。但当各督抚多请照初议定罪时，乾隆皇帝犹欲开脱之，对支持九卿之议的富勒浑等人大加斥责，并不顾众意，以“罪疑惟轻，朕不为已甚之事”，下诏将李侍尧定为斩监候。不久，即降特旨，赐其三品顶带花翎，起用为陕甘总督。此后，李侍尧贪渎如故，而“上终怜其才，为之曲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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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闽浙总督陈辉祖亦以“能事”为乾隆帝所器重。乾隆四十六年(1781)，陈辉祖因其弟为王亶望贪污大案成员，当坐瞻徇情弊罪，交刑部治罪。但乾隆帝却极力开释之，他说：“朕断不肯因其弟株连，遽置重典。陈辉祖尚属能事，著加恩免其治罪，降为三品顶带，各留本任。”(《清史列传》卷18，陈辉祖传)而且，还委其以查抄王亶望赃物的重任，陈辉祖借机侵贪，又酿成一起侵盗官物的大案。尽管如此，乾隆帝意犹宽容，降旨改斩立决为斩监候，只因新任闽浙总督富勒浑、浙江巡抚福崧等连章劾奏，以闽浙两省仓谷亏空等情实，证实了陈辉祖为政之贪。乾隆帝这才迫于形势，赐令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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