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平妻”真相：礼法与现实的博弈

在古装影视剧和小说中，“平妻”一词频繁出现，常被描绘成与正妻地位相当、共同主持家务、所生子女同为嫡出的特殊存在。那么，古代真的存在平妻吗？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

礼法框架下的“一夫一妻多妾制”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核心是“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一制度有着深厚的礼法根基。从西周开始，“一夫一妻”就被视为婚姻的基本原则，《春秋·隐公五年》中记载“诸侯无二嫡”，明确指出即使是天子诸侯也不能同时娶两个妻子。《白虎通义》也强调“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进一步说明妻子在家庭中与丈夫地位平等，且只能有一位。

在法律层面，历朝历代都对“有妻再娶”的行为进行严格限制。例如，《唐律疏议·户婚律》规定：“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宋律基本沿袭唐律，同样只承认妻与妾，没有平妻的规定。《大明律·户律·婚姻门》也明确指出：“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清朝的《大清律·户律·婚姻》同样规定“妻妾失序”：“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这些法律条文都表明，在官方礼法体系中，平妻是不被认可的，男子只能有一位正妻，其他女性只能为妾。

历史记载中的“平妻”现象

尽管礼法严格限制，但在历史记载中，仍有一些“平妻”现象的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礼法松弛，“并嫡”之风盛行。例如，《晋书·礼志中》记载，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妻，遂立二嫡；贾充也被诏置左右夫人。北魏时期，东郡王陆定国先娶河东柳氏，再娶范阳卢氏，两妻并嫡。唐朝时期，这种几妻并嫡的现象更为普遍，敦煌郡敦煌县龙勒里乡都乡里户籍残卷显示，同一个户主，从官员到白丁，一位男子最高同时娶了三位妻子。皇帝也会给官员赐婚，承认两个妻子并存，如唐玄宗时期，安禄山的妻子段氏和唐氏被“并为国夫人”。

清朝乾隆年间，法律对“兼祧平妻”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兼祧是指一子兼承同父兄弟两房宗祀的特殊继承方式，为了避免绝嗣，独子可以在两家名义下各娶数门妻室，这些妻子在名义上地位平等，被称为平妻。例如，徽商胡雪岩在杭州娶平妻罗氏，罗氏家族为其提供漕运便利，胡家则给予罗氏与正妻同俸的待遇。

“平妻”现象背后的社会现实

“平妻”现象的出现，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社会阶层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强大，他们为了维护家族利益和门第尊严，往往在婚姻上违背礼法，出现“并嫡”现象。唐朝时期，社会风气相对开放，女性地位有所提高，婚姻观念也较为自由，这为“并嫡”现象的盛行提供了土壤。

对于商人阶层来说，他们常年在外经商，为了满足自己在性和情感上的需要，同时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往往会娶当地女子为妻，这些女子在当地被称为平妻。例如，清朝时期的徽商，他们在全国各地经商，为了方便经营和照顾生活，会在经商地娶平妻。

从家庭传承的角度来看，兼祧平妻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家族绝嗣的问题。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延续香火是家族的头等大事，为了避免绝嗣，人们想出了兼祧的办法，允许独子娶多个妻子，以确保家族的延续。

“平妻”的本质与地位

尽管在历史记载中存在“平妻”现象，但从本质上来说，平妻仍然是妾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礼法上，平妻不被完全认可，她们没有正妻的法律地位和家庭管理权。正妻是家庭唯一的女主人，主持家务，管理所有妾室与仆人，而平妻无此权利。在继承权方面，正妻所生子女为嫡出，拥有绝对继承优先权，名字载入族谱；平妻所生子女虽名义上为嫡出，但继承权远低于正妻所生子女。

例如，在北魏时期，陆定国两妻并嫡，但爵位最终由后娶的卢氏子陆昕之继承，而柳氏子陆安保则贫寒一生，郁郁不得志。这充分说明，在实际家庭地位和权益分配上，平妻仍然处于劣势。

古代虽然存在一些“平妻”现象，但这只是礼法与现实冲突下的特殊产物，并不代表官方礼法对平妻的认可。在严格的礼法框架下，中国古代婚姻制度始终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正妻的地位不可撼动，平妻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的特殊存在，其本质仍然是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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