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南宋事功思想的璀璨明珠

在南宋思想界，永嘉学派以其独特的事功主张独树一帜，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为南宋儒学注入了务实创新的新活力。

起源与发展：地域经济催生思想新芽

永嘉学派发源于南宋浙东永嘉（今浙江温州）地区。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工商业经济蓬勃发展，出现了众多富商、富工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这些新兴阶层渴望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同时希望减轻捐税、发展商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永嘉学派应运而生，代表这些阶层的利益发声。

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北宋。北宋庆历年间，王开祖、丁昌期、林石等“皇祐三先生”率先在温州传播中原文化种子，首倡“道学”，重视史学研究与实践追求，成为永嘉学术的先河。随后，“元丰九先生”前往中原汴京太学学习，将洛学和关学引入温州，为永嘉学派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南宋时期，郑伯熊私淑周行己，与其弟郑伯英成为温州地区学术领军人物；薛季宣创立“制度新学”，脱胎伊洛程学而自成一派；陈傅良承上启下，进一步阐发永嘉之学；叶适吸收归纳前贤智慧，最终确立了永嘉学派的主要宗旨和学术体系。

核心思想：事功为本，义利并举

强调事功与实学

永嘉学派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将学问与现实紧密结合。他们认为，学问必须解决实际问题，反对脱离实际的道德空谈。例如，针对当时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永嘉学派提出质疑，强调社会物质基础的重要性。叶适指出：“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他认为，道义不能脱离功利而存在，只有通过实现功利，道义才能真正得以彰显。

主张义利统一

在伦理道德方面，永嘉学派提出“义利双行”的观点，即道义与功利相结合。他们反对将义利对立起来，认为“义”需要通过“利”来实现。在经济发展上，他们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薛季宣认为，农、工、士、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强调各行业应相互配合、共同发展。叶适也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肯定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认为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重视历史与制度研究

永嘉学派注重对历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兴废，找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他们认为，只有深入了解历史和制度，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解决现实问题。例如，薛季宣主张依靠民兵防边，反对隆兴和议，裁减冗官冗兵，革除胥吏舞弊，合理使用人才；陈傅良也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弊端的建议，强调改革应立足于实际情况，注重实效。

哲学上坚持“道不离器”

在哲学思想上，永嘉学派坚持“道不离器”的观点，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他们认为，抽象的道理（道）存在于具体的事物（器）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叶适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这种唯物主义观点，与理学和心学的唯心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历史影响：务实思潮的推动者与近代改革的启蒙者

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对南宋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南宋时期，它推动了务实思潮的发展，为南宋社会注入了一股注重实际、追求事功的新风气。许多学者和官员受到永嘉学派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和社会实践，为南宋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明清时期，永嘉学派的思想对实学的发展产生了启蒙作用。明清实学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性理，与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一脉相承。到了近代，永嘉学派的思想又为维新变法和改革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晚清时期，温州知识分子面对内忧外患，重振永嘉学派，倡导维新儒学，冀以“振世救弊”。他们以永嘉学派的思想为文化资源，进行实践和理论创新，为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现实启示：事功精神的时代价值

永嘉学派的事功思想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发展方面，其重视工商业、主张义利统一的思想，为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它提醒我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和社会责任，要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在社会治理方面，永嘉学派强调改革弊政、重视历史和制度研究的观点，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它告诉我们，改革应立足于实际情况，注重实效，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和制度，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政策和措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永嘉学派以其独特的事功主张，在南宋思想界独树一帜，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今社会，我们仍可以从永嘉学派的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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