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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黑暗,社会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发生在什么朝代?

  党锢之祸发生在东汉时期。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都不许作官,史称“党锢之祸”。

  东汉初年的“光武中兴”,犹如昙花一现。章帝以后,外戚开始掌权,他们“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所以出现了一批娃娃皇帝。外戚专权造成政治上异常的黑暗。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称制,其兄窦宪当政,“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后汉书??窦宪传》。以下引此书,只注篇名)。冲帝、质帝时期,外戚梁冀势力更大,皇帝的废立全取决于他。质帝骂他是“跋扈将军”,立即被毒死。外戚专权,妨碍皇权。皇帝为了打击外戚势力,便依靠身边的宦官,和帝、安帝、顺帝如此,桓帝也不例外。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后死,桓帝把宦官偷偷叫到厕所里密谋,并利用宫中卫士翦除了梁氏外戚势力。从此,开始了宦官擅权的局面。

  宦官在支持皇帝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取得了皇帝的任和重用。宦官郑众因翦除窦氏外戚有功,被和帝封为鄛乡侯,参与政事。郑众死后,其养子继任,从此打破了宦官不能世袭爵位的旧制。在打击梁氏外戚集团之后,桓帝为了酬谢宦官,一天之内就封单超、徐璜等五人为县侯,世称“五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条件,假传圣旨,飞扬跋扈,许多官僚士绅为了谋求私利,也巴结宦官。宦官象外戚一样,到处安插亲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势力,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集团。

  宦官大都是暴发户,他们到处抢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览“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夺人宅舍三百八十一所,土地一百一十八顷。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宦者侯览传》)。宦官在朝廷上,“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朱穆传》);在地方上,“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者单超传》)。宦官擅权,甚于外戚。

  在外戚和宦官疯狂的掠夺下,加以自耕农纷纷破产,国家经济收入大减,出现“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景象。农民起义事件不断出现。质帝时暴动事件发生多起,桓帝时起义事件也有十多起。

  东汉中叶以来,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使东汉政权处于摇摇欲坠之势,终于演成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

  活跃在东汉政治舞台上的除了外戚、宦官外,还有官僚和儒生。东汉初年,刘秀注意整顿吏治,他利用兴办学校和乡堂里选等方式,培养和选拔地主阶级的子弟进入各级政权机构。这样,就为儒生的入大开方便之门。顺帝时修起太学,儒生数字发展很快,到质帝时太学生人数已增至三万多人。各地儒生数量更多,在郡国和私人精舍中就学的人数,至人也有七、八万人。这些儒生中有豪家世族的子弟,更多的是中小地主阶级的子弟,他们是官僚的后备军。到了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他们任人唯亲,裙带成风,使官吏选举起选举制度更加流于形式。河南尹田歆奉命选举六名孝,实际上早已内定五名,所以当时人说:“今之进者,惟财与力”(《李固传》)。在选举制度败坏的情况下,也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官吏:“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宦官掌权时,他们的“子弟亲戚,并荷荣任”的现象更为严重,这就更加堵塞了儒生求官的道路。因此,加深了儒生同宦官的矛盾。

  李膺是个敢于主持正义的有骨气的人,他不怕五侯的威胁利诱,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李膺当了司隶校尉以后,执法如山。桓帝宠信的宦官张让有一个弟弟叫张蒴,他任县令时不但贪污勒索,甚至残杀怀孕的妇女。张朔听了李膺的厉害,吓的逃到了洛阳他哥哥家了,李膺亲自带人来到张让府中,将张朔逮捕入狱,审讯属实后,当即处决。此后,所有的宦官,都是谨慎恭敬,甚至连说话都不敢大声,节假日也很少出宫。桓帝觉的奇怪,问他们怎么拉?他们一起叩头哭着说:“我们都给李膺搞怕了。”

  陈蕃,字仲举。他少年时,独居一室,虽学习刻苦,但庭院污秽不堪。一天,他父亲的好友来访,见他庭院如此的杂乱无章,就对他说,你怎么不打扫大扫庭院以待客呢?陈蕃回答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事乎?”后人也有人对他这番话严加贬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就是这么来的。但不管怎么说,陈蕃这番话表达了他的凌云壮志。所谓少有壮志,大有高行。陈蕃在桓帝时官至大尉,他便以自己的地位和外戚,宦官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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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光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东汉的风化之美,尽皆集中在名士的身上。下面,我们来说一说东汉的名士风采。

  东汉桓帝延熹年八年(公元165年),发生了 “党锢之祸”。

  祸事的的缘由是:河南有一个名叫张成的方士,素来结交宦官,他从宦官的嘴里那里得知,朝廷不日就要大赦天下犯人,于是装模作样地看风望气,声称自己已占卜出日内就要大赦天下了。为了彰显自己未卜先知的高明和不凡,他鼓动大家去打劫犯罪,说就算杀了人也没事的,皇上大赦天下,很快就会获释的。他甚至直接命令儿子去杀个人来玩。司隶校尉李膺就是个正直的名士,听说了此事,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命人将张成的儿子逮捕归案。可是,还来不及处理,大赦的诏书真的颁布了。

  按理说,诏书已经颁布,王命不可违,就该放手此事了。可是,李膺一想到张成那无耻狡黠的嘴脸,气就不打一处来,杀人放火,天理难容!他以一己之力向邪恶势力挑战,以还世道清白,宣布把张成的儿子处死。

  儿子被杀,张成岂肯善罢甘休?!他迅速找到了大宦官侯览,张让等人,让他们替自己出个主意。张让就给张成支了个招,要他控告李膺结党,“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当政的桓帝不问是非,将李膺等人关入北寺狱。除了李膺之外,还把杜密、范滂和陈寔等被划为“党人”的二百多人被捕下狱。

  杜密,字周甫,东汉颍川阳城(今郑州登封)人,与名士李膺齐名,时称“李杜”,太学生誉其为“天下良辅杜周甫”。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今河南漯河市召陵区)人。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举孝廉,曾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

  冀州饥荒,盗贼群起,范滂奉命按察,他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到了冀州境,守令自知藏污,望风解印绶去。这次被捕,到了监狱,狱吏对他说:“凡是获罪系狱的人犯,都要祭拜皋陶。”范滂正色回答说:“皋陶是古代的正直大臣,如果他知道我范滂没有犯罪,将会代我向天帝申诉,如果我犯了罪,祭祀他又有什么裨益?”他这样一说,其他的囚犯全都不祭祀了。

  陈寔,字仲弓,颍川许昌(今河南许昌长葛市古桥乡陈故村)人,曾任太丘长,故号太丘,后人称之陈太丘。他的六个儿子都很贤德,也很有名望,尤其是长子陈纪、四子陈谌,品德难分高下,陈寔因此赞:“元方难为弟,季方难为兄!”(陈纪字元方,陈谌字季方,成语“难兄难弟”即出于此,本意是说兄弟皆佳,无可挑剔,并驾齐驱。)陈寔和这两个儿子并著高名,时号“三君”,又与同邑钟皓、荀淑、韩韶等以清高有德行闻名于世,合称为“颍川四长”。这时他只是个太学生,因为有名望,也被划为党人,有人劝他逃走。陈寔平静地回答说:“我不能逃了,我逃了,大家的胆气就不那么足了。”说完,就收拾衣物,从容上京投案。

  这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持续十个月,没有党人被处死。倒是党人岑暖在逃亡中,杀死了汉桓帝宠爱的张美人全家二百多口泄愤。会稽郡人杨乔容仪伟丽,多次上书奏陈朝廷政事,桓帝喜爱他的才貌,打算把公主嫁给他为妻,杨乔坚决推辞。桓帝不许,杨乔闭口绝食,七日而死。

  延熹十年(公元167年)6月,汉桓帝大赦,释放了党人,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

  党人出狱,也就分头回乡。范滂回汝南,路过南阳,“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数千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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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党锢之祸,是东汉桓、灵时的两次打击士人和太学生的事件,影响深远。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逐渐形成了所谓的“清议”,这种清议发展到后来,便酿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党锢之祸。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然退归田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是与世无争,而透过其表象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对外戚宦官当朝的强烈不满。所以,当朝廷安车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宦官为伍,不但不应征,而且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帝、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

  与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年青气盛的青年学生。东汉桓帝年间,太学生已达3万多人,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能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也成为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的年轻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的前线上。桓帝永兴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惩除贪官污吏和权贵。他又以宦官赵忠葬父僭越规制为由,挖坟剖棺查实并逮捕其家属治罪。桓帝闻讯大怒,反将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廷向桓帝上书请愿,为朱穆喊冤。他们指责“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颠倒是非,滥用职权。朱穆忠心忧国,深谋远虑。是难得的贤臣。如非要判刑,则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请愿算是结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货赂不遂,诬陷其侵没军饷,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又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诣宫廷上书为皇甫规鸣冤,皇甫规又因而得以赦免。

  处士的横议与太学生的抗愤,给一批中下级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舆论上以极大鼓舞,他们也刚正执法,制裁宦官及其亲朋。河东太守刘祜的属县令长大半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刘祜到任,黜其强权,平理冤狱。苑康为太山太守时,郡内豪姓多不法,苑康奋威怒,施严令,再无敢犯者。南阳太守成瑨与功曹岑晊诛杀与宦官勾结的商人地主张讯。山阳太守翟超与督邮张俭籍没宦官侯览老家财产。太原太守刘瓆诛杀贪横放恣的小黄门赵津。东海相黄浮逮捕射杀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门老幼,并将徐宣弃市示众。

  在野处士,在朝中下级官吏和太学生三股力量平行发展,交相呼应,遂形成了反宦官斗争的政治高潮。而这场斗争的首领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任县令,贪残暴虐,为躲惩治,逃到张让家里藏起来。李膺不畏宦官权势,亲自率吏卒到张让家将其搜捕治法。张让诉冤桓帝,李膺据理驳斥,桓帝只好判李膺无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敛,李膺声望更高。当时人们若受到他的接待,则荣称作“登龙门”。

  然而,宦官并没有在那里坐视对手宰割,他们总在伺机反扑。正好发生的张成事件,成为他们发动第一次党锢事件的借口。史载河内豪强张成善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他结交宦官,连桓帝也曾向他请过教。他算准近期将要大赦,乃指使儿子杀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极刑,却正逢大赦当免。李膺愈怀愤疾,竟不顾大赦令而案杀之。于是怀恨已久的宦官侯览指使张成的弟子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庭,疑乱风俗。”桓帝闻听大怒,即下诏逮捕党人,并向全国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同声讨。其时为延熹九年(166年)。结果,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获者,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太尉陈蕃力谏桓帝,指出这种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更生气,竟找借口连陈蕃也罢免了。李膺等在狱中受审时,故意牵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惧怕牵连。窦皇后的父亲窦武不满宦官专权,同情太学生反宦官运动,太学生乃求助于窦武。窦武乃上疏切谏桓帝,赦免党人不要治罪,否则,将天下寒心,海内失望。于是,永康元年(167年)赦免党人200余人。将其全部罢官归家,并书名三府,终身禁锢不得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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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党锢之祸的背景原因:

  东汉的政治自明、章以后,因外戚、宦官之争,日益黑暗。一些士大夫对此痛心疾首。他们对于宦官的专横尤其痛恨,并时加抨击。宦官见自己的“尾巴”被踏著,乃对士大夫作出反噬,遂酿成“党锢之祸”。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指专权的宦官藉皇帝之力,将反对他们的士大夫和太学生诬告为“党人”而加以禁锢。大规模的“党锢之祸”共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桓帝、灵帝时。公元166年,朝臣李膺、陈蕃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猛烈抨击宦官乱政。操纵桓帝的宦官就矫诏以“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的罪名,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关进监牢,后来虽赦归故里,却禁锢终身,不淮为官。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结果事洩,窦武、陈蕃被害,宦官再次大肆捕杀“党人”,被囚监、杀戮及流放的达六、七百人,并且株连及五族、师生,全部免官禁锢。其波及之广、残害之深,比第一次“党锢之祸”更厉害。

  历史背景

  东汉末年,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虚设。他们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强敢豪夺;同时又把持官吏选拔大权,滥用亲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的仕途。当时民间流传着嘲讽官吏选拔制度的打油诗:“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选拔出来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会的动荡,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对时政提出议论和尖锐的批评,贬抑篡权窃国的外戚宦官,褒扬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清官廉吏。

  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助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

  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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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指专权的宦官藉皇帝之力,将反对他们的士大夫和太学生诬告为“党人”而加以禁锢。大规模的“党锢之祸”共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桓帝、灵帝时。公元166年,朝臣李膺、陈蕃和太学生郭泰、贾彪等联合,猛烈抨击宦官乱政。操纵桓帝的宦官就矫诏以“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的罪名,把李膺等二百多名“党人”关进监牢,后来虽赦归故里,却禁锢终身,不淮为官。灵帝即位后,外戚窦武专政,起用“党人”,并与太傅陈蕃合谋诛灭宦官。结果事洩,窦武、陈蕃被害,宦官再次大肆捕杀“党人”,被囚监、杀戮及流放的达六、七百人,并且株连及五族、师生,全部免官禁锢。其波及之广、残害之深,比第一次“党锢之祸”更厉害。

  第一次党锢

  起因

  公元166年(延熹九年),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为非作歹,并故意在大赦之前犯罪,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仍然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桓帝听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

  发展

  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不悦。刘茂不敢多说。陈蕃独自上书,以汉初申屠嘉召责邓通,董宣追劾湖阳公主的例子,为受罚的官员们辩解,并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不理他,而宦官等人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结果却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

  河南尹李膺,在大赦后处死了蓄意在赦前杀人的张成之子。张成为宦官党羽,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士人、宦官间的矛盾在此爆发。

  桓帝大怒,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 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

  当时被捕的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

  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并罢免了司空刘茂,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结束

  同年十二月,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为城门校尉,他名列三君,同情士人,于次年(即公元167年)上书求情。[12] 同时,负责审理此案的宦官王甫等人也为党人的言辞所感动,取消了对他们的酷刑。

  李膺等人在狱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等害怕牵连到自己身上,向桓帝进言,说天时到了大赦天下的时候了。于是同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党人等获得释放,但放归田里,终身罢黜,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

  起因

  公元168年(建宁元年)汉灵帝即位,窦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因身为皇太后父亲而被任命为大将军,陈蕃再度被任命为太尉,两人与司徒胡广一起掌握朝政。名士李膺、杜密、尹勋、刘瑜等人得以重新被起用,民间大多认为,贤人在朝,太平盛世快要来了。

  宦官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在窦太后面前谄媚侍奉,窦太后多次在他们怂恿下乱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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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30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刮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3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裹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

  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助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影响及后果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历史评价

  范晔《后汉书》:“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 “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

  司马光《资治通鉴》:“天下有道,君子扬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祸,而犹或不免。党人生昏乱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属,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 ”

  吕思勉版《中国通史》:“此时的士大夫和贵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结的。这一者出于战国之世贵族好养士,士人好奔走的习惯,一则出于此时选举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业经说过了。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用法律裁制,或者激动舆论反对他,正是立名的好机会。士大夫和宦官遂势成水火。这一班好名誉好交结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标榜,互相结托。京城里的大学,游学者众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结党以营谋进身,牵引同类,淆乱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忌。当时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这一个罪名,则一网可以打尽,这是多么便利,多么痛快的事!宦官遂指当时反对他们的名士为党人,劝桓帝加以禁锢,后因后父窦武进言,方才把他们赦免。167年,桓帝崩,无子,窦后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孙灵帝。太后临朝。窦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于窦氏的陈蕃,做了太傅,则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谋诛弄权的宦官,反为所害。太后亦被迁抑郁而死。灵帝年长,不徒不知整顿,反更崇信宦官,听其把持朝政,浊乱四海。而又一味聚敛奢侈。此时乱源本已潜伏,再天天给他制造爆发的机会,遂成为不可收拾之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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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东汉桓、灵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大局,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之乱。士大夫、豪强离心,于是黄巾之乱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了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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