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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厂

  靖难起事夺位的明成祖,以武力非法夺取了建文帝金陵朝廷政权,社会异议纷起。东厂,官署名。即东缉事厂,中国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信宦官担任首领。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 地点位于京师(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 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锦衣卫是怎么来的?锦衣卫,全称“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前身为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后改称“亲军都尉府”,统辖仪鸾司,掌管皇帝仪仗和侍卫。洪武十五年(1382年),裁撤亲军都尉府与仪鸾司,改置锦衣卫,作为皇帝侍卫的军事机构,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下设镇抚司,从事侦察、逮捕、审问等活动。

  朱元璋设置锦衣卫以消灭功臣为目的,罗织罪状,置无罪者于死地,朱元璋担心自己死后,下一代皇帝驾驭不了文武功臣,所以他几兴大狱,假借若干由头,把辅佐他打天下的文武功臣屠戮殆尽,《明史·刑法志》记载:“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足见其酷烈程度。作俑之始,就是皇帝心术不正的产物,所以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所押囚犯转交刑部审理;同时下令内外狱全部归三法司审理,将锦衣卫废除。不过,始作俑时心术已坏而造成的弊政是难以断根的,到燕王朱棣起兵夺得帝位时,明成祖朱棣为了巩固统治又恢复锦衣卫。明初两代皇帝重用锦衣卫,其后,有明一代,此弊终难去矣。

  锦衣卫首先是皇帝的侍卫亲军和仪仗队,由将军、校尉和力士组成。选取体貌雄伟、有勇力者充任,作为殿廷卫士。校尉、力士拣选民 间身体健康、没有前科的男子充任,校尉掌管卤簿、伞盖,力士举持金鼓、旗帜。

  锦衣卫,明朝官署名,即锦衣亲军都指挥使司,皇帝的侍卫机构。锦衣卫基本都是正常人,没有太监,头子称为指挥使,一般由皇帝任的武将担任。锦衣卫大多为官员子弟世袭,也有武举考中的百姓和从边关调任的武将,进入锦衣卫是必须保证出身优良的。锦衣卫的地位有时候很尴尬,原本锦衣卫与东厂平级,后来随着太监专权,锦衣卫逐渐受制于太监统领的内行厂和东、西厂。

  明朝的锦衣卫、东厂和西厂在成化年间是同时存在的,其余时候不是。西厂在成化年间和正德年间有过,正德年间还有过内行厂,不过都是很短时间,没有太久。东厂和西厂都是宦官机构,里面都是太监,不过东厂很多时候人手不足,身体残疾办事麻烦,会从锦衣卫抽调人手一起负责抓捕或者仪仗。

  东厂头子才是太监,其他的都是正常人,东厂头子称为厂公,一般有大太监担任,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等。东西厂均由一个提督负责(西厂设立过两次,但时间都不长),由宦官担任,主持东厂的太监被厂内的人称为“督主”或者“厂公”,他的底下设掌刑千户一名,理刑百户一名,这两个人都是从锦衣卫选拔过来的。再下面是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分为子丑寅卯十二颗,颗管事戴圆帽,着皂靴,穿褐衫。其余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这些人也是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所以,当身穿东厂服装或锦衣卫服装的人出现时,老百姓与当地的地方官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这些人找茬抓起来。

  东厂和锦衣卫其实都算不上是什么官职,他们只是皇帝的特务。具体来说,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东厂权在锦衣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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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厂,官署名。即东缉事厂,中国明代的特权监察机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由亲宦官担任首领。东厂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特务情报机关,其分支机构远达朝鲜半岛。 地点位于京师(今北京)东安门之北(一说东华门旁)。 明中叶后期锦衣卫与东西厂并列,活动加强,常合称为“厂卫”。 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西厂即明朝官署名。即西缉事厂。明宪宗时为加强特务统治,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与东厂及锦衣卫合称厂卫,用太监汪直为提督,其权力超过东厂,活动范围自京师遍及各地。后因遭反对,被迫撤销。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正德元年(1506年)复置,刘瑾被诛后,即废去。

  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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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锦衣卫做为明朝时代人见人怕的特务机构,相多数国人都知道,但在锦衣卫之外,明王朝曾有一段时间、四大特务机构并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

  锦衣卫

  锦衣卫原先是军事建制。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朱元璋改革禁卫军,建立了12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即一部分是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这些人虽名为“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这些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一个个长得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洪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人有一定震慑作用。锦衣卫中负责“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是用来做仪仗礼仪,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认为司法机构如刑部、大理寺、都察院都不好用,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专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的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是贫寒子弟出身,朱元璋起兵夺取天下,朱棣是靠武力夺取了侄儿的江山,由于这种出身的特殊性,明朝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欲望。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地扩大了。锦衣卫的指挥使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打击异己,又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明成祖时的纪纲、明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明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有人甚至评价道,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传说有一次明朝的开国重臣宋濂,秉性老实忠厚,年纪虽老,办法却还算得力,让皇帝满意。有一天下朝回家,大概因为总是早起上朝,加上年纪大了,体力有些不支,过于劳累,就顺口赋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遂得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一见宋濂便说:昨天做得好诗!可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呀,还是改成“忧”吧。吓得宋濂赶忙拜倒谢罪。当朝宰相只不过在自己家中偶尔感叹一下,没想到第二天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可见锦衣卫势力之大。 ...查看更多

   “厂卫”是东厂、西厂、内行厂和锦衣卫的合称,是明代最具特色也最臭名昭著的政治创设,作为皇帝的耳目和爪牙,这两套机构大多数时间掌控在宦官手里,和“特务政治”、“宦官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明末学者沈起堂曾说:“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样总结明代灭亡的原因虽然流于简单化,但厂卫横行、宦官专权却也是明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像一把双刃剑一样,厂卫在维护专制皇权的同时却不断损害着大明王朝的肌体,成为后世引以为戒的镜鉴。而这把双刃剑的铸成,还要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朱棣

  锦衣卫在洪武朝被管得很严

  公元1368年,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明立国之初,形势并不容乐观,在北方,蒙元还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明朝的实际控制区,许多新附的百姓并不认可这个出身卑贱的皇帝。有一次朱元璋行走在京城中,忽然听到一名老妇人私底下称呼他为“老头儿”,这让他龙颜大怒,说:“张士诚曾短暂占据过江东,吴中百姓至今称呼他为‘张王’,今天朕贵为天子,老百姓称呼朕为‘老头儿’,这是为何?”还有一次,他在上元节微服私访,有人画一赤脚妇人怀揣西瓜,众人哗然而笑。不明就里的朱元璋打问之下得知,这幅画的含义是“淮(怀)西妇人好大脚”,嘲讽皇后马氏,这又让他极为记恨。

  朱元璋常常说“朕本淮右布衣”,这一点他自己说得,别人却提不得,对寒微的身世其实极度自卑。这种不自再加上对建立皇权绝对权威的迫切渴望,让他对臣下的举动非常敏感。称帝之初,他曾经用了很多亲信为“检校”,专门负责对臣下的特务侦缉。比方说,功臣华高和胡大海的妻子在女僧的诱导下信奉西僧,检校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把两家妇人和女僧扔进了河。曾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喜欢在家和客人喝酒,检校在旁窥伺。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客人都是谁?酒桌上摆的什么菜?”宋濂据实回答,朱元璋很满意:“诚然,卿不欺朕”。礼部尚书吴琳告老回乡,朱元璋还要派检校去调查近况。

  检校在肃清吏治方面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绍兴、金华秋旱,农民颗粒无收,地方政府却向中央隐瞒灾情,检校查访得知后汇报给朱元璋,当地官员遂被拿问。朱元璋这样评价手下的检校:“有此数人,譬如恶犬则人怕”。

  然而,检校们大多属于临时抽调,互相之间也没有统属关系,为了高效地向最高决策者提供信息,并且对官僚群体实施有效的监控,特务的正规化、制度化、系统化逐渐被提上日程。朱元璋手里有一支亲军,是皇帝的私人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撤掉亲军中的都尉府和仪鸾司,改置锦衣卫。锦衣卫的职责有明暗两条,明的就是皇帝最贴身的卫队和仪仗队,穿飞鱼服、配绣春刀,随侍皇帝左右;暗的就是秘密侦缉调查,主要负责这一任务的是锦衣卫北镇抚司,这一机构可以不经过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大国家司法机关,直接根据皇帝的旨意,执行侦察、逮捕、关押、审理,等于独立于三法司之外的一套司法部门,也就是后来让人闻之胆寒的“诏狱”。

  如此一个暴力机器怎能没有监督?实际上,监督锦衣卫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朱元璋重典吏治、驭下极严。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得知诏狱凌虐犯人,大怒之下烧掉了诏狱的刑具,并把囚徒移送刑部大牢。然而,仅仅凭借人治而缺乏监督机制的锦衣卫故态复萌,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下诏,大小罪案不得再经锦衣卫,审理全部通过正常的司法机构,锦衣卫只有侦查立案权。可以看出,朱元璋对锦衣卫的掌控还是非常有效的,洪武朝的锦衣卫还不至于只手遮天。

  在朱元璋屠戮功臣宿将、惩治贪官污吏、清除豪强地主的明初四大案中,锦衣卫真正起作用的是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蓝玉谋反,朱元璋借此诛杀过万人。其实,蓝玉至多也就是跋扈和自专,蒋瓛的报告只是给了朱元璋鸟尽弓藏的一个由头。

  对于宦官,朱元璋爱恨交加

  与此同时,还有一支政治势力在洪武朝更为隐秘地积蓄着力量,那就是宦官。

  从朱元璋的一些言行看,他对历代宦寺之祸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戒。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见史书所载汉、唐之末宦官乱政的情况,深为之前的君主们所叹息。《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的朱元璋严禁宦官预政的训诫即达七次之多。洪武十年五月,有一久事内廷的内侍谈及政事,朱元璋当天就把他斥还乡里。洪武十七年,他铸铁牌置宫门中,文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此外,他还不准内侍识字。表面上看,朱元璋对于宦官乱政建立了一个完备的防火墙,因此,后世诸如《明史》等著作都认为明代的宦官之祸源于明成祖朱棣。

  朱棣泉下有知一定大呼冤枉,他其实是当了老爹的替罪羊。事实上,根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早在洪武元年(1368) 十一月,一个叫马仲良的内侍就前往广西招谕当地土司,这是明代内官参与政治活动最早的记载。第二年四月,宦官金丽渊出使高丽,这是内臣奉使外夷之始。洪武元年,朱元璋还派遣过中使到北平犒赏北征将士,这是以后宦官监军、分镇的滥觞。此外,宦官参与茶马贸易、监督商税、插手刑狱,在洪武朝都有事例。

  而派遣宦官监视臣下则更早,在朱元璋称帝前,有一次赐傅友德宴,命叶国珍陪酒,并拨付妓女十几人,然后派内官窥伺。叶国珍命令妓女们穿上华丽的服装,自己与妓女混坐在一处。宦官回来汇报,朱元璋命令士兵把叶国珍和妓女锁在马棚里,并削去了妓女的鼻子,叶国珍也挨了几十鞭子,因为叶国珍的行为触犯了朱元璋等级贵贱的思想。

  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占城遣使入贡,此时擅权已久的丞相胡惟庸没有把这件事上报朱元璋,一名宦官见到了占城使者,给朱元璋打了小报告。受到蒙蔽的朱元璋大怒,两名丞相胡惟庸和汪广洋顿首谢罪,这件事可以说是胡惟庸案的先声。第二年,胡惟庸因谋反的罪名被诛九族,朱元璋从此不再设丞相,直接领导六部,强化了皇权。据野史记载,当时还有一名叫云奇的宦官曾经揭发胡惟庸意图行刺的罪状,在权力中心发生大洗牌的重要关头,宦官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为了子孙后代永坐江山,朱元璋对于可能威胁到皇权的“祸害”全部进行了排除,功臣殆尽、文吏束手、后妃外戚不干政,然而,权力集中于一身,而一人又不可能治天下,他身边的帮手就只有那些出身低贱、身体残疾、知根知底又没有宗族势力的阉人了。因此,尽管深知宦官必然误国,心口不一的朱元璋还是抬高宦官的品级,扩大宦官的规模,到洪武末年,宦官机构已有21个,为后来管理宦官的庞大机构“二十四衙门”打下了基础。对宦官,他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个叫冯坚的小吏上疏要求控制宦官人数,他破格提拔冯坚为左佥都御史;他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提出裁省内臣,他又勃然大怒,说:“欲弱吾羽翼,何意?此必其门客教之。”尽杀门客,李文忠惊惧而死。

  一手任用一手又严防,在朱元璋这里并不矛盾,但是,他高超的统治艺术和勤奋的治国实践却无法遗传给他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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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厂可以说是古装影视剧、穿越小说中,“出镜率”最高的机构了。神秘莫测的太监,武功高强的千户,无处不在的眼线,他们陷害忠良、助纣为虐,东厂往往成为邪恶、恐怖的代名词。那么历史上真实的东厂是如何建立的,它又有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东厂的设立背景

  1402年6月,朱棣率“靖难”大军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不久后朱棣正式登基称帝,改年号为永乐。燕王朱棣是通过靖难起事夺取皇位,以武力非法夺取了建文帝政权,社会上流言四起。为此朱棣任用亲纪纲统领锦衣卫,以加强对社会舆论的监督。但纪纲横行霸道,肆无忌惮,渐渐脱离朱棣的掌控,竟欲篡权谋反。

  1420年12月,朱棣经过再三思量,决定打破朱元璋定下的祖制,设立“东缉事厂”,专门负责从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同时他任命所宠信的宦官担任首领,直接向自己报告,同时朱棣还有让其监视锦衣卫的意图。“东缉事厂”因位于皇宫的东华门外(一说东安门北),故简称为东厂,时至今日北京仍有一条东厂胡同,据说就是当年东厂的旧址所在。

  2.东厂的机构设置

  东厂设掌印太监一员,为最高长官,全称职衔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为提督东厂,部属尊称其为“督主”或“厂公”。东厂初设时提督东厂之职由司礼监掌印太监(部属尊称为“宗主”)兼任,后因事务繁杂,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此外东厂还有掌班、领班、司房等职务,人员不定。

  东厂的掌刑官并不是太监,而是用锦衣卫的千户、百户担任。其中有掌刑千户一人,理刑百户一人,也称之贴刑官。至于那些“基层办案人员”,也全部来自锦衣卫,“轻黠獧巧者乃拨充之”。役长也叫“档头”,“帽上锐,衣青素衤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门负责侦查。档头手下有“番子”数人,专门从事抓捕、拷问。

  3.东厂的历史演变

  朱棣于1420年设立东厂,但东厂在当时并未十分放肆,甚至权势一度不如锦衣卫。到了明宪宗时,设立西厂,由太监汪直统领,西厂(关于西厂、锦衣卫,纵横五千年的小编甜心即可会在以后做介绍)后来居上,权势反倒完全压倒尚铭提督的东厂。明孝宗即位之初,员外郎张伦请求废东厂,但明孝宗未予理睬。虽然如此,但明孝宗为君仁厚,厂卫无敢横行,“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正德元年,以刘瑾为首的“八虎”专权乱政,刘瑾命人杀死东厂太监王岳,命丘聚代之,又设西厂以命谷大用。他们广派侦查人员,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见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转相避匿”。东厂番子在京城活动,谋取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朝廷官员也遭到迫害,“御史柴文显、汪澄以微罪至凌迟,官吏军民非法死者数千”。此时的东厂才“威名远震”。

  嘉靖年间,由于“世宗驭中官严,不敢恣,厂权不及卫使陆炳远矣”。万历年间,虽然万历帝派遣太监作为矿监税使,为害地方,但提督东厂的太监都比较老实,“东厂张诚、孙暹、陈矩皆恬静”,以至于东厂的狱中都生出了青草。陈矩因负责“妖书狱”时,秉公处理,没有大肆株滥,甚至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一致称赞。此后大明王朝日暮西山,而东厂也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阶段。天年间,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的身份,执掌东厂。魏忠贤利用东厂屡兴冤狱,不断陷害、诬杀正直大臣。魏忠贤党徒拷掠杨涟、左光斗等官员,用尽酷刑,将其致死于狱中。此外魏忠贤还加强对民间的监督。据文献记载,一天晚上有四个人在密室饮酒,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他三人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还没骂完,东厂的番人便将四人带至魏忠贤的府邸,骂魏忠贤者当场被凌迟处死,其他三人被赐予金钱,但那三人者早已被吓得魄不附体。

  崇祯帝即位后,立即将魏忠贤处置,但他并未将东厂废除,反而任命“王体乾、王永祚、郑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齐本正等相继领厂事,告密之风未尝息也”。1642年御史杨仁上疏建议废除东厂,崇祯帝依旧没有采纳,反而为东厂辩护。1644年3月备受崇祯帝信赖的太监打开彰义门,北京城陷落,崇祯帝自缢,大明王朝灭亡,而建立224年的东厂也宣告灭亡。东厂原本是皇帝为巩固皇权所建立的特务机构,但却最终成为宦官专权的工具。更加讽刺的是,在东厂大堂内悬挂着岳飞的画像,提醒着东厂的缇骑办案毋枉毋纵,而且堂前还竖立着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实在是可笑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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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由于东厂镇压的手段极其残酷,且有因向独裁者邀功或其私利而为之,所以容易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以致于东厂在明代社会上的口碑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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