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冒赈案
无意中揭发出的千古奇贪大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循化厅爆发回民起义，清廷派大臣阿桂、和珅率兵前往镇压。但天气恶劣，大雨不断，道路泥泞难行。乾隆帝接报后，突然想到多年以来，甘肃省一直奏报说干旱少雨，百姓贫苦，于是朝廷给予专门政策，允许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以解当地之需。乾隆帝专门派以擅长理财著称的官员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在兰州主持全省捐监，乾隆四十二年(1777)王亶望擢升浙江巡抚，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接手继续办理通省捐监事宜。但此时皇帝得到的信息是甘肃各地大雨不断，他怀疑其中有严重问题，他立刻谕令和珅等人查访此事。由此，一桩可称为千古奇贪的大案被揭发出来。
原来，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使后，倚任兰州知府蒋全迪，将全省各属灾赈捏开分数，酌定轻重，令州县分报开销。同时，令各州县捐监无需照例缴粮，而改折银两，不必买粮贮仓。凡折捐监生、报灾分数经藩司议定后，道、府、直隶州照例分别捏造，层层上报。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后，变本加厉，规定每名监生折收银五十五两，除另加办公费四两之外，再加“心红纸张”费二两。这样，在王亶望、王廷赞主持捐监前后五六年间，甘肃收捐监生总计三十万零四百六十一名，折收银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超过全国地丁银岁入总额之半。此项巨款大半归于捏灾冒销，被自王亶望、勒尔锦、王廷赞及以下州县等甘肃通省官员所贪污。
此案查实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七月，首犯王亶望被处斩，总督勒尔锦被赐令自尽，王廷赞于本年秋审时亦绞决伏法。其后陆续正法者共五十六犯，免死发遣者共四十六犯。一时间甘肃全省行政陷于瘫痪，当年的官员大计不得不暂停。之后，乾隆帝下令停止甘肃捐监，陕西、新疆收捐监粮一并停止。
甘肃冒赈案是一个典型的集团性腐败案例，上有大学士于敏中、陕甘总督勒尔锦等人的庇护与暗中支持，下有甘肃通省府厅州县官员的全力配合，操盘手王亶望等得以从容运作多年。如果不是乾隆帝足够精明，恐怕仍然难以发现。其他贪腐案件虽然没有像甘肃冒赈案这么有典型的组织性，但每个案子都有大批官员涉案，集团性政治腐败成为这些案件的一个共同特点。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惊天数额的贪腐，为什么大清官场竟然没有一人举报而必须由皇帝自己去发现?清朝的监察系统哪里去了?
难有作为的监察系统
根据《清会典》记载，清代掌握监察大权的部门是都察院，负责掌司风纪，监察百官的政绩与品德。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分别对全国各省的刑名事务进行审核、监察，给事中则分别对口监察吏、户、礼、兵、刑、工等中央各部院的事务。二者合成“科道”。
然而，清代的科道体制最大的变化有两点：第一，御史作为监察官员，不但失去了自宋明以来巡视地方的权力，陷入到日益繁琐的程序性事务，而且，科道官员通过“风闻奏事”的权力也几乎丧失殆尽。言官动辄以风闻无凭获咎、获罪，不能随意弹劾官员，且常以党争之嫌得罪。这种情况下，科道言官只能将精力投入到发放官凭、刷卷等繁琐的日常行政程序性事务中去，难怪后来的嘉庆帝慨叹科道官总是就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奏。第二，给事中作为封驳官员，不但在管理上被划入都察院，视同御史，而且在实际政务运行过程中，已没有实际上的封驳权。因为在奏折制度和军机处创建后，重大军政事务高度机密，一般很难为外人道也，内容尚且不知，弹劾、封驳从何而来?乾隆元年，给事中曹一士上疏请恢复给事中的独立地位，否则，给事中将忙于应付程序性事务，无暇封驳之任。奔走内外，朝夕不遑。可是此议未获乾隆批准。在清代，顾炎武所称赞的那种封驳体制早已不复存在。
而且，从查办各次大案来看，乾隆皇帝很少依赖于都察院，几乎从不把贪腐大案交给监察系统处理，而主要由他自己察觉后，派专门的钦差大臣前往查核。所以，乾隆帝的惩贪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对官员权力的制约、监察机制。受制度所限，监察官员难以在清代的惩贪反腐事务中有所作为。在清代很多性质恶劣的贪腐案件中，很少能够看到监察官员的身影，诸多贪腐官员也很少是靠监察官员举劾。少了这层制度上的监督监察，仅仅依靠皇帝一己之力，并不能形成对官员权力的有效制约，也就无法阻止官场腐败的泛滥。
“失灵”的奏折制度
清朝皇帝之所以不重视监察官员在惩贪防腐中的作用，是因为他们担心这些官员乘机介入党争、重蹈明朝覆辙。而且，自康熙、雍正时形成的奏折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监督官员的作用。奏折，最初又称密折，清代康熙时期开始出现的、由皇帝指定的大臣向皇帝专门奏事的一种文书，是皇帝获得各种政治信息的机密通信。奏折的使用、缴回、存档和管理，在雍正时期逐渐制度化。当时奏折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秘密，在康、雍二帝看来，通过奏折让官员们互相监督，比将监察大权交给科道官员更为有效地防止党争，可以避免科道言官因介入党政而导致信息不准的弊病。
然而，在乾隆时期的诸多贪腐大案中，我们也很难看到奏折制度的作用，鲜有人通过奏折向皇帝报告其他官员的经济问题。
回看甘肃冒赈案，在这场特大贪污案中，奏折的作用显然已经大打折扣。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王廷赞先后违规操作将近七年之久，本应该通过密折来举报的督抚大员，却全都缄默无言，其中几个人不得不说。
首先是陕甘总督勒尔锦。勒尔锦主政陕甘，对王亶望冒赈之事一直给予保护和默许。乾隆三十九年，向中央上奏请求开捐赈灾的恰恰是勒尔锦。但勒尔锦并不知道王亶望用一种瞒天过海的手法，将捐本色粮谷，改成了捐折色银两。这是作为此次甘肃通省舞弊的手，王亶望操盘甘省冒赈案中一个最关键的步骤，这也是案发后审案官员和乾隆皇帝都难以理解的事情。偌大的总督，竟然对动静这么大的事情无法知觉、无所作为，可见要么是极端昏聩，要么就是被拉下了水。
其实，皇帝曾专门问过勒尔锦甘肃捐监的事情，勒尔锦则总是以虚言妄对，为王亶望隐瞒。
其次是当时身任甘肃按察使的福宁。他和王亶望同列省级大员，按道理，他应该可以上折密奏。但福宁后来说，在捐赈过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让兰州府全权处理此事，兰州知府蒋全迪是王亶望的亲信，全省捐纳都直接交给兰州府收储，并由兰州府向捐纳者发放“执照”。全省各州县能够收取多少捐纳，发放多少执照，全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他人无从插手。各州县在收取捐纳后，上下级之间开具证明，以完结事项。不但从来无人告发，而且手续齐全，上下通同作弊，即使握着全省监察大权的臬司福宁，也无法以一人应付全省官员。
为什么此时手握折奏权的封疆大吏不愿举劾同僚在经济上的不法呢?这其中有一个奏折性质改变，从密折逐渐常规化的因素，奏折原来那种皇帝和大臣之间私人通信的性质逐渐淡化，公文色彩渐重。至于地方督抚大员列入奏折的事项，也越来越多，凡人事、财政、军事事务，大多都先以奏折奏报，内容趋向固定化，奏折内容也不再保密。这对奏折制度来说是一个质的转变，在失去密折这层保护膜后，手握折奏大权的地方督抚大员谁还愿意去举报、弹劾其他官员的贪渎之事呢?
从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间，清廷共查出了浙江嘉湖道王燧贪纵营私案、甘肃通省冒赈案、乌鲁木齐冒销帑银案、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闽浙总督陈辉祖抽换侵盗入官赀财案和江西巡抚郝硕勒派属员等六起集团性贪污贿赂大案，每起案件都涉及该省州县以上官员数十人、上百人，且往往持续数年，甚至二三十年后才被发现。这些案件不仅牵涉的官员多，而且婪赃过程中，官员们默契配合，甚至有组织行动，呈现出很强的集团性。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监察系统的不作为，奏折制度的常规化，使大清官场中的监控监督机制大大弱化，官员的权力愈发不受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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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 《铁齿铜牙纪晓岚》第一部中，有一个事件是“监粮冒赈案”，其发生背景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在甘肃查获了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勾结舞弊，折收监粮，肆意侵吞的大案。此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追缴赃银281余万两，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乾隆皇帝称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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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从甘肃百姓起义拉开序幕，当时清廷派大臣阿桂、和珅率兵前往镇压，但天气恶劣，大雨不断。乾隆帝接报后，突然想到多年以来，甘肃省一直奏报说干旱少雨，于是朝廷给予专门政策，允许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以解当地之需。现今皇帝得到的信息是甘肃各地大雨不断，他严重怀疑其中有问题。
还有一个神助攻：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摆脱困境，主动向乾隆帝上奏。奏折说：“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乾隆又不是昏君，他想： “王延赞仅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计充裕?”
乾隆帝
原来，王亶望上任甘肃布政使后，和兰州知府蒋全迪一起，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将预定单发给各县，由各县照单开赈。同时，将监粮折成白银，并将收取的白银借灾赈的名义任意开销。
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后，变本加厉，规定每名监生折收银五十五两，除另加办公费四两之外，再加“心红纸张”费二两。这样，在王亶望、王廷赞主持捐监前后五六年间，甘肃折收银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超过全国地丁银岁入总额半数。这笔巨款大半被自王亶望、勒尔锦、王廷赞及以下州县等甘肃通省官员所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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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此事，乾隆大怒：“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他下令严惩，而且在诏谕中特别强调说：“不可因罚不及众仍存姑息。”甘肃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藩台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王廷赞处以绞刑，共计处死大小官员四十七名，被革职下狱的八十二人，十一名赃犯之子被解送新疆伊犁做苦工。乾隆四十七年，又发生贪污国库金银和官仓粮草案，乾隆更加生气，下旨严办，杀了大小官员五十六名，流放充军的四十六名，各级官员被勒令摊赔四十二万两白银。
此案因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涉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被后人称为“清朝第一大贪污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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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一
1780年正月，春节刚过，30岁的户部侍郎和珅，与刑部侍郎喀宁阿等人远赴云南，办理一件官员贪污案。
涉嫌贪污的官员叫李侍尧，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云贵总督。
和珅等人办案的过程就不啰嗦了，总之，最终查明李侍尧贪污受贿属实，涉案金额还很巨大。计有各类金器5400余两、珍珠2000余颗、宝石140余块、玉器1000余件，以及各类名人手卷、画轴、墨迹等共200余件，总价值折合成银子约35000余两。
那段时间，乾隆皇帝正在大力澄清吏治，掀起反腐风暴，没想到就有人撞到枪口上来，自然很是生气。他当即传谕怒斥李侍尧：“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恩婪索，朕梦想所不到!”
此前，和珅拟定的初步处理意见是“斩监侯”。不过，如何处理李侍尧这样的高官，要经过大学士、九卿商议。大学士、九卿商议的结果是“斩立决”。
眼看李侍尧项上人头不保。这时候，乾隆皇帝却有意放他一马，下旨让各省总督、巡抚们议定。江苏巡抚闵鹗元深知乾隆皇帝的心思，上奏称：“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议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
乾隆皇帝一看：正合我意。于是，顺水推舟地下旨，将“斩立决”改为“斩监侯”。死刑立即执行变成了死缓，李侍尧躲过一劫。
二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项上人头还在，何愁没有翻身的机会呢?
一年不到，李侍尧就东山再起，“我李侍尧又回来了!”
1781年，甘肃发生叛乱。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前去视察，同时，趁此机会让李侍尧复出。一年前，李侍尧已经被革除了所有职务和爵位。乾隆皇帝便特别下旨，让李侍尧以三品顶戴、孔雀翎的身份前去甘肃管理军事。
别说，这李侍尧运气还真好。他刚刚抵达甘肃，甘肃就发生了一场官场地震：号称“清朝第一大贪污案”的“甘肃冒赈案”爆发。该案中，一批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集体私分巨额公款，达281万两银子之多，让乾隆皇帝气得发抖，直呼“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计有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官员113人杀头的杀头、下狱的下狱、降职的降职。
勒尔谨死后，陕甘总督出现空缺。乾隆皇帝命李侍尧代理。不久，又发给他现任品级(正二品)顶戴，加太子太保衔。
李侍尧又以一个崭新的姿态，重新出现在政坛。
三
哪想李侍尧还没高兴多久，又出事儿了!
李侍尧代理陕甘总督任上，甘肃一带一直很不安宁。各地叛乱此起彼伏，真是“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都快4个年头了，李侍尧还没有彻底将甘肃平定。乾隆皇帝很是焦急，命大学士阿桂、兵部尚书福康安前去平叛。
福康安到了甘肃，第一件事就是弄李侍尧。他揭发李侍尧玩忽职守。再加上此前就有人控告李侍尧在担任两广总督时贪赃枉法。两罪齐发，李侍尧又被抓了回来。那时候，乾隆皇帝正在热河避暑，他召集王公大臣商议处理办法，商议的结果是“斩立决”。
乾隆皇帝再次犹豫了，还是不想弄死李侍尧，下令将“斩立决”改为“斩监侯”。
李侍尧又保住了一命。
在乾隆皇帝的加持下，李侍尧很快就被释放，署理正黄旗汉军都统、户部尚书。此后，历任湖广总督、闽浙总督，官运依然亨通，俨然政坛一颗常青树。
四
李侍尧两次被判斩立决，又两次被乾隆宽恕，原因何在?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办事颇为精明能干。江苏巡抚闵鹗说他“历任封疆，干力有为”，并非溢美之辞。
李侍尧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向朝廷提出了很多有利社会的建议，几乎都得到了批准。清朝时期，广州是中国唯一允许开展进出口交易的地方，经常与各国商人打交道，很容易出纰漏。李侍尧将各种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清朝时，从朝廷“空降”的官员很少懂地方经济的，李侍尧是少有的例外。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发现许多淮盐商家哄抬价格，导致民生艰难。李侍尧上奏朝廷，建议对食盐价格实行政府定价，即在食盐成本价的基础上，上浮一部分作为盐商利润，然后固定下来。此举实施后，平抑了食盐价格。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侍尧贪污的方法很巧妙。李侍尧从不主动索贿，更不会向用公款和善款伸手。他最喜欢在上贡给乾隆皇帝的时候“揩油”，雁过拔毛获取好处。
据统计，李侍尧从1752年任热河副都统起，到1780年第一次“下课”，28年间共上贡129次。最多一年上贡9次。这些上贡的贡品，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价值不菲，当然不会是李侍尧自掏腰包。就凭每年1万多两银子的合法收入，李侍尧也承担不起。来源就是从当地老百姓头上搜刮。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心知肚明，所以怎么可能对李侍尧痛下杀手呢?
而且，有时候乾隆皇帝会让李侍尧帮他解决棘手的问题。1777年，乾隆皇帝的生母崇庆皇太后病逝。为了表示孝敬，乾隆皇帝下诏制作一座金塔，盛放皇太后的头发。是为“金发塔”。制作金塔有1200两金子的缺口，乾隆皇帝又不想从国库支取，怎么办呢?最后交给李侍尧处理。李侍尧为乾隆皇帝填上缺口。按照李侍尧的收入，怎么可能拿出1200两金子?只能是一个字：贪。
综上所述，得出结论：只要是替皇帝办差，适当贪污点，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如果不是这样就敢去贪污，就像前面所说的勒尔谨那样，只能是死路一条。
【参考资料：《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三·列传一百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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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1781年3月，甘肃发生苏四十三反清起义。乾隆皇帝命令大学士阿桂率部前往督剿。阿桂进入甘肃后，遇到大雨连绵，使得军事行动受到阻碍。阿桂随即向乾隆皇帝反馈了这一情况。
这本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反馈，可是乾隆皇帝立即想到了另外一件事。
原来，在这之前，甘肃每年都奏报朝廷，声称有干旱，需要赈济灾民。既然年年有干旱，何以今年偏偏这么多雨水呢?乾隆皇帝何等聪明的人?他立即察觉出，这里面必有蹊跷。当即下令阿桂和新上任的陕甘总督李侍尧进行调查。
这一查，查出一个惊天大案。
一
甘肃位于西北边疆，不设巡抚，由陕甘总督管辖。
清朝时期，甘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经常遇到灾害。朝廷鞭长莫及，又无法及时开展赈灾。在朝廷的认可下，甘肃便采取了“捐监”的办法，来解决赈灾问题。
所谓“捐监”，就是官府拿出一定的监生名额，发放给捐献粮食的人。捐献粮食的人，通过“捐监”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地方官通过“捐监”获得了赈济灾民的粮食，算是双赢。不过，乾隆皇帝上任之初，一度取消了地方上的“捐监”，收归户部，“乾隆元年，罢一切捐例。廷议捐监为士子应试之阶，请於户部收捐，备各省赈济。从之。”
1774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报朝廷，请求在甘肃恢复“捐监”。乾隆皇帝予以批准，但强调，“捐监”时一律以粮豆收捐，不得以银两折收。
同时，乾隆皇帝派他所信任的王亶望任职甘肃布政使，主持开展“捐监”工作。
二
王亶望，山西临汾人，江苏巡抚王师之子。他在上任之初，老老实实地按照乾隆皇帝的规定，以粮豆收捐。但是，没过多久，王亶望就下令改捐“折色”，不再收粮豆，直接收银子了。
以粮豆收捐，和直接收银子，有什么区别?当然有区别了。直接收银子，有利于中饱私囊;而以粮豆收捐，还得将粮豆换成银子，很是麻烦。
那么，收捐的银子又是怎么进入各级官员的私囊呢?
这又得进行一番操作了。
王亶望是这么做的。他向朝廷谎报，甘肃遭受旱灾，需要赈灾。朝廷在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下令将“捐监”的粮豆发放给灾民。于是，王亶望便将收捐的银子收入自家口袋。当然，这种好事，不能一个人独吞，得“雨露均沾”。于是，上至总督勒尔谨，下至州县官员，均见者有份，一个不落。王亶望是操办人，自然要拿得多些。
三
对于王亶望等人的贪污行为，朝廷并不是毫无警觉。
1774年当年，“捐监”仅实行了半年，王亶望就往朝廷报了“捐监”1.9万名，收捐豆麦82万石。乾隆皇帝对这些数据表示怀疑，诘问勒尔谨等人，称：“甘肃民贫地瘠，安得有二万人捐监?又安得有如许馀粮?今半年已得八十二万，年复一年，经久陈红，又将安用?即云每岁借给民间，何如留於闾阎，听其自为流转?”
勒尔谨只能编造谎言，蒙混过关。
在那以后，王亶望继续在“捐监”里大行贪污之事。3年不到，甘肃就有15万人通过“捐监”而成为监生，收捐600多万石。
根据《清代甘肃人口的分布》记载，1776年甘肃总人口约为1200万。15万人相当于甘肃总人口的1.25%。如此大比例的人成为监生，竟然没有引起朝廷的再次过问，也算奇事一桩。
1777年，王亶望擢升为浙江巡抚。继任者，是宁夏道台王廷赞。王廷赞是吏员出身，一直为官谨慎，循理守法，在兰州素有清名，兰州民间还流传着“打官司，找王经历(王廷赞)决断”的说法。后来，王廷赞在苏抵抗四十三反清起义时，率部坚守兰州5天5夜，得到乾隆皇帝的嘉奖。
王廷赞继任甘肃布政使之初，一度想将“捐监”改为收粮豆，但在上上下下的压力之下，被迫再次恢复原样。因此，贪污收捐银子的事情仍然大行其道。直至1781年被一场连绵不断的大雨引发。
四
案子并不复杂，因此阿桂、李侍尧很快就查清楚了。
根据阿桂、李侍尧的查案报告，7年间，甘肃共有274450名报捐监生，收银15094750两，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共有102名(一说113名)省、府、州、县官员牵涉到此案中，几乎将甘肃官员一网打尽。
由于牵连太广，连乾隆皇帝都觉得不可思议，他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怎么办呢?乾隆皇帝决定，甘肃总督勒尔谨赐予自尽，原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继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处以绞刑。接下来，将侵贪赈1000两以上的官员正法，计有56名。
算一下，死于甘肃冒赈案的大小官员共有60名。
【参考资料：《清史稿·卷三三九》《“甘肃冒赈案”：清代第一大贪污案》《清代甘肃人口的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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