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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寨之战

  高楼寨之战重新改编的新捻军还是沿用之前太平天国的年号与封号,军队则沿用的是原捻军的编制,还是以五色旗区分。这些组织起来的新捻军使高楼寨之战交战双方力量悬殊拉近了很多,增强了捻军在这次伏击战的信心与勇气。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张宗禹派出少数部队迎战,命任柱、张琢并力冲击,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7.5公里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清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865年5月18日),在山东曹州吴家店(今山东菏泽市牡丹区吴店镇)发生一个重大事件:满清世袭罔替(俗称铁帽子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率兵轻进追剿,被捻军包围杀死。一名铁帽子王战死所具有的舆论震撼性当时极其强烈,但僧格林沁之死的历史意义远不止此,而是构成了晚清历史的一个军事转折点。

  要理解僧格林沁之死的意义,必须要了解满清的基本军事体系及其演变。

  满清在顺治期间(17世纪中叶)形成了八旗和绿营军事制度,两者称为经制兵,也即今天所说的国家正规军。绿营是满清入关后继承明朝制度形成的以汉人为基本的军队,常规保持60万人之众,而八旗兵力可能仅为20万人,最高的时候为35万人。

  尽管如此,八旗军队是满清的看家武力。就驻防而言,绿营分散在全国,主要是防守西北、西南、华南、华中、华东,有战事时才进行集中。八旗除部分分散全国驻扎外,主力采取集中方式,防守京畿地区,因此,八旗主力相对绿营处于优势状态,是满清最后的铁拳。嘉庆(18世纪末19世纪初)之后,无论是绿营还是八旗,都开始明显腐败、衰落,但国家基本军事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变化。

  1851年太平天国兴起,随即捻军兴起,问题顿时格外严峻。太平天国的主力是在南方作战,满清进行应对的主要是绿营,然而绿营根本没有能力获取优势,咸丰皇帝在1852年底就开始大力组织团练,成为湘军出现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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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年太平天国第一次打败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1858年第二次打败江北大营,1860年第二次打败江南大营,就此,绿营武装基本失去了战斗力,从而湘军得以真正兴起,成为满清在南方的基本武装和主力。

  尽管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进行北伐,捻军也随即像瘟疫一样在北方传播开来,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击。满清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和捻军的主力,已经不是绿营,而是八旗。在这个过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为满清最重要的守护神。

  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国北伐主帅林凤祥、李开芳,给予了全歼,随即应付进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联军,又接连获取击败捻军的胜利。然而,捻军属于流窜作战,僧格林沁既有剿不胜剿之苦,又在接连的战术胜利中越来越轻敌,终于在山东曹州率领不多兵力死命追敌而陷入包围,一代名将战死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装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终于步绿营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战死的前一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已经失败。僧格林沁一死,曾国藩马上就奉命北上对付捻军。

  尽管湘军已经进行解散工作,但李鸿章部和左宗棠部兴起,李鸿章、左宗棠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国残余后也率军北上。1868年捻军基本被剿灭,曾国藩担任了直隶总督。就此,尽管八旗、绿营仍然存在,但来自湘军的勇营体系武装成为满清的基本军事力量和主力。

  虽然后来的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宣布了这种新兴武装仍然腐朽、落后,不足以保证对外战争的胜利,但是,汉人控制满清军事力量的格局已经注定,从而构成了满清最终垮台的基础。

  由此可见,约150年以前在山东曹州吴家店的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所导致的历史后果是多么严重。当南方太平天国被打败,无论僧格林沁死与不死,北方捻军被剿灭都已经注定。

  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会是满清的铁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的勇营武装很难获得向北控制的机会,所面临的命运要么绿营化,要么就像曾国藩已经在做的那样进行解体。总之,汉人不会有这样一个成为满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权的历史性契机,后来相应的所有历史演变就会全然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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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楼寨之战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捻军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今高庄集)歼灭僧格林沁部的一次著名战役。

  参战双方:

  清政府军由僧格林沁指挥。僧格林沁: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的第26世孙,科尔沁左翼后旗第10代札萨克,科尔沁左翼后旗札萨克多罗郡王,博尔济吉特氏,晚清名将,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左后旗双胜镇)人。他是道光皇帝姐姐的过继儿子,道光五年(1825年)袭科尔沁郡王爵,历任御前大臣、都统等职。僧格林沁从小受到系统的军事教育并在军队中成长,属于高级职业军官,当时深受清政府器重。掌管的是主要蒙八旗。1858年5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对英法联军战斗中是清政府军中最有战斗力的。

  捻军统帅是安徽涡阳雉河集北张大庄农民张宗禹。张宗禹半路出家,1852年参加捻军起义,跟随捻军领袖张乐行当师爷,负责文墨,咸丰六年(1856 年)正月初,捻军雉河集会盟后,张宗禹已经是领正黄旗兼领镶黄旗,随张乐行转战淮北、淮南。经过多年的战斗实践考验,成长为一个具有优秀军事素养的领袖。

  僧格林沁生于1811年,1865年54岁。

  张宗禹生卒年待考,根据有限资料不科学推测,1852年参加起义时应该是20岁以下,1865年不到33岁。

  参战部队

  清政府军:六千骑兵,二万四千步兵。

  捻军:赖文光、邱远才两部太平军二三千人,张宗禹、任化邦等部捻军二三万人。

  武器资料不多,这是我在网上找的:清军有来福枪,长矛、马刀和弓箭,应该有带大炮。捻军和太平军同时代,装备较太平军落后,太平天国后期江浙李秀成部装备洋枪洋炮,数量颇多。而捻军仍然以冷兵器为主,多用刀矛。矛长八尺到丈八,骑兵也有用长刀。后期也有更新洋枪,但是数量不多始终没有广泛使用。

  战役结果: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缴获了五千多匹马,当时有人目睹后所记:“捻子马队奔驰,足足有二十里不断呢。”

  战役过后清政府惊慌失措,急调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命其率湘、淮军北上攻捻。

  此战役在东亚战争史上有重要意义:标志着自宋起驰骋亚欧大陆的东亚草原骑兵从此被时代淘汰。

  此战役对清政府垮台有重要作用:从此清政府统治集团不再信任满蒙兵战斗力,而此役过后地方团练武装和农民武装从此不再视清政府军中的满蒙兵为有效战斗力,清政府中央对地方汉族团练武装已无制衡武装力量,只能依靠有限的财政和政治手段制衡地方汉族团练武装。

  查找张宗禹年龄时看到清末军事大能的年龄资料 ,曾国藩:生于1811年,左宗棠:生于1812年,李鸿章:生于1823年,李秀成生于1823年,石达开:生于1831年,张宗禹:推测生于1831年,陈玉成生于18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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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中国近代史的军事大才们太平间捻军领袖明显具有年龄优势,如果当时清政府能收编这些优秀的职业军官,到甲午战争时不会无人可用。不会败的那么惨!何况可以作为湘淮军制衡力之一。内战发现了我们民族多少优秀的军事领袖啊!却在内战中消耗了,可惜留下都是一群次级别的。捻军姜桂题(生于1843年,后投靠僧格林沁,甲午战争有表现,1900年入北京统领禁卫军。1912年12月15日补授陆军上将。1914年6月30日特授昭武上将军)。董福祥(生于1840,1864年在陕北投降左宗棠,1900年在战斗中英勇作战,战争过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过程中,外国侵略者要求处死董福祥,清廷不允,旋被解职,禁锢家中。1908年病死于甘肃金积堡(今属宁夏吴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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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楼寨之战发生于1865年四月,当时捻军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与僧格林沁部展开了一场十分激烈的伏击战。高楼寨之战背景十分复杂,早在1852年11月,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下,各地捻军都纷纷宣起起义的浪潮。几年之后1855年秋季,豫皖边境的捻军首领最先在毫州的淮河汇集,推荐张乐行为盟主,正式建立了五旗军制。这次起义军对清政府地方官吏极其痛恨,都高举救民除奸的口号,并且宣布了起义部队军纪和行军作战的各种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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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楼寨之战背景对于这次战役是极其不利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此战役之前捻军由于组织不严密,没有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在和清军正规军队经过多次抗击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在作战之前捻军的力量就已经大打折扣,期间捻军一些著名的领导人也相继牺牲,很多根据地都纷纷被敌军占领。后来捻军队伍力量都大大被削弱,只有任化邦,张宗禹等领导人带领队伍冲出清军重围,继续与清军不断周旋。

  1864年7月天京也相为沦陷,全国各地革命形势已经走向低潮,唯独捻军和太平军余下部队并没有因此被清军的镇压而吓倒,反而不畏艰难险阻,继续不屈不挠的斗争。也就是这些不畏困难的捻军勇往直前,才有后来轰轰烈烈的高楼寨之战。历史上高楼寨之战背景对于捻军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捻军与太平军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出来,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高楼寨之战交战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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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楼寨之战交战双方所涉及到的人员非常复杂,当时参加此次战役的有清军,有捻军还有太平天国残留队员,此次战役是一场十分激烈的伏击战。在1864年11月下旬,太平天国领导人赖文光与邱远才带领两部太平军总共两三千与鄂北地区张宗禹和任化邦领导的捻军两三万人汇合,还有其他一些平时打散的捻军与太平军也纷纷聚集到了一起。他们在鄂边境进行重新的调整与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新部队,领导人还是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人。

  高楼寨之战重新改编的新捻军还是沿用之前太平天国的年号与封号,军队则沿用的是原捻军的编制,还是以五色旗区分。这些组织起来的新捻军使高楼寨之战交战双方力量悬殊拉近了很多,增强了捻军在这次伏击战的信心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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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楼寨之战另一方是清军,当时清军与捻军作战的主将领是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亲算带领部队成保及副都统常星阿等进军湖北枣阳,旋即而进。当时由赖文光率领的捻军败僧军于襄阳,然手领军北上,进入河南邓州,后来在邓州西南的唐坡等地全面重新部署兵力。而清军当时也分左,中,右三路发动进攻,捻军首先击败清军右方部队,然后从后面侧面袭击清军中,左两路兵力,大败僧军。这时清军的兵力大大被削弱,大大拉近了高楼寨之战交战双方力量悬殊这一弊端,僧格林沁却一路紧追,捻中从中大破清军,最后僧格林沁在总兵的援助之下,才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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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4月初,捻军进入山东,经曹县、定陶、城武、嘉祥、汶上、宁阳进抵曲阜。僧军仍在后紧追。山东巡抚阎敬铭派布政使丁宝桢率本省防军进入兖州,妄图夹击捻军。为了继续疲惫敌军,捻军北趋宁阳、东平,途中击败总兵范正坦部后,继续北上东阿、平阴、肥城,然后转头南下宁阳、兖州、邹县、滕县、峄县,经兰山、郯城进入江苏的赣榆、海州、沭阳。5月3日,又由邳州返回郯城,西走峄县,在临城(今枣庄市西薛城)附近击败丁宝桢部后,北上宁阳、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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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5月10日过运河进至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面的罗家楼、濮州(今河南濮城)东南的箕山一带,最后进至黄河水套地区(黄河水套是1855年黄河在考城铜瓦厢决口后在濮州、范县以南和郓城西北一带形成的一个河汊众多的地区)。隐蔽在这里的各地起义失散人员纷纷参军,使捻军人数众达数万。然后,捻军驰抵菏泽西北高楼寨地区,等待僧军。而这时的僧军已被捻军拖得极度疲惫,僧格林沁本人也因几十天不离马鞍,疲劳得连马缰都拿不住,只得用布带拴在肩上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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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年5月17日,僧格林沁率军追至高楼寨之南的解元集地区,张宗禹派出少数部队迎战,命任柱、张琢并力冲击,诱使僧军向高楼寨地区深入。18日中午,僧军进至高楼寨,埋伏在高楼寨以北村庄、河堰、柳林中的捻军一齐出击。僧格林沁分兵三路:翼长诺林丕勒、副都统托伦布等率左翼马队,总兵陈国瑞、何建鳌各领本部步队为西路;副都统成保、乌尔图那逊等领右翼马队,总兵郭宝昌率本部步队为东路;副都统常星阿、温德勒克西等各领马队为中路。捻军也分三路迎战。西路鏖战二小时左右,捻军稍却。适中路捻军已将常星阿部击溃,便支援西路捻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将西路清军歼灭。与此同时,东路捻军也已将敌军击溃。在后督队的僧格林沁只得率残部退入高楼寨南面的一个荒圩,捻军乘胜追击,将该圩团团包围,并在圩外挖掘长壕,防止敌人突围。当夜三更,僧格林沁率少数随从冒死突围,当逃至菏泽西北7.5公里的吴家店时,被一捻军战士砍死在麦田。这一仗,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战役结果

  捻军全歼僧格林沁以下7000余人,取得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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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僧格林沁尾随捻军之后穷追不舍,从豫西、豫中、豫东、豫南,一直追到山东,行程数千里,所部被拖得精疲力竭,“将士死亡者数百,军中多怨言”。僧格林沁自己也被拖得“寝食俱废,恒解鞍小憩道左,引火酒两巨觥,辄上马逐贼”。清廷曾告诫他不能一意跟追,但刚愎自用的僧格林沁,一意孤行,仍穷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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