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都
8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之一。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它在8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的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挥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消灭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与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倾向于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蒋百里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多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查看更多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度或者两京制、陪都制度等。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为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都城的设置，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
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炎黄时期，夏朝继承，商朝发展，西周初年设立的雒邑(今洛阳)趋于完善，后世遵从之。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并且许多王朝也不仅仅是两京，此外，朝鲜、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制度。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圈内，按照功能划分也有设置多个首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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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陪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举，指在首都以外另设都城，又称“两京制度”，历史上的陪都建制，大部分学者将西周初年的洛邑视为陪都制度的滥觞，此后，无论大小王朝无不仿照西周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与政权不止有两京。
1、在首都以外另设的首都。
李白：《永王东巡歌之七》：“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陪都”;
宋代李处全《水调歌头》：“金节照南国，画戟壮陪都”;
《元史》：“越陪都，台府鼎立”;
严复 《原强》：“往者 日本 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 威海 之海军大替矣。”
特指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
续范亭 《闻陪都文化界演有感》诗：“闻道陪都吊国殇，名流巨子齐登场。 屈原 身份谁能肖， 沫若先生 自上装。” 王西彦 《古屋》第一部六：“抗战以来，就在外面勤劳奔走，为国服务，从南京到武汉 ，又从武汉到陪都重庆 。”[9] 鲁迅 《伪自由书·战略关系》：“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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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陪都是统治者为了统治国家需要而设立的正式都城之外的其他都城，凡是能够成为陪都的城市，大部分有以下特征：
1、地位重要：一般来说陪都的设置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地位一般很重要，和首都并立或者次于首都;
2、有京都之名：陪都、留都、陪京、别都、别京、下都、行都、东都、北都、东京、北京、等等。
3、有宫殿官署等建筑：陪都城市一般具有皇家特征，一般都有皇城、宫城等皇家建筑，有的还有皇陵和宗庙;
4、政治特征：陪都一般有内务府、留守处等，一般还有中央行政机构;
5、军事特征：因为皇帝要经常驾临，所以陪都一般都有重兵驻守;
6、文化特征：如典籍收藏、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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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更多历史上设立陪都的原因很多，从西周开始确立的陪都制度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情况如下：
政治原因
作为首都的职能补充：首都不在全国的地理中心而偏于边地，不利于统治者管辖全境，故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设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西周的雒邑、明朝初年的北京开封府。周武王克殷商以后，为了镇抚东方，并便于统治全国，于是决定亲自选址，拟在伊洛之间，经营新都，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发生了武庚勾结管、蔡反叛西周的事情，经过了三年的征战，方才平息，周公为了强化对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把他们集中迁到洛邑，严加管制，并驻守重兵于此，以资防范，成王即位以后，“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从而完成洛邑的建设。
政权兴起于边疆，原先建都也在边疆，后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境而迁都内地，同时将原来的首都改为陪都。这种情况以非汉族政权居多，如金朝的上京会宁府、清朝的盛京奉天府。 上京会宁府初为会宁州，金太宗以建都于此而升为府。府治上京城(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市区南2公里白城)。《大金国志》载，“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城近“按出虎水”(今阿什河)。北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于此。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完颜亮宣布燕京为首都，命名为中都大兴府。金朝的都城从会宁府迁至燕京。会宁府作为金的都城，历时三十八年(1115年--1153年)，完成了首都的职能，此后成为金朝的陪都。
兴起之地(或出生地、祖籍)：常被称为“龙兴之地”，为了突出其地位以显示与其他地区不同因而设置陪都。如武周和唐朝的北都并州、明朝的中都凤阳府。
隋朝末年，李渊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大业十一年(615)，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当时，隋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李渊便与次子李世民在大业十三年五月趁势起兵造反，，并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并于七月率师南下，李渊乘隙进取关中并称帝建立唐朝，唐朝建立后，以龙兴之地太原为北都，李白：“天王三京，北都其一”。
在近代的国外陪都中，因为政治原因设置多都的情况比较常见，最常见的，是将行政和立法、或法定首都和政府所在地拆分，前者如荷兰(政府在海牙，王室在阿姆斯特丹)、智利(行政机关在圣地亚哥，国会在瓦尔帕莱索)、玻利维亚(法定首都在苏克雷，政府和议会在拉巴斯)、贝宁(法定首都在波多诺伏，政府和议会在科托努)、马来西亚(法定首都和国会在吉隆坡，政府和法院在布城)、尼日利亚(阿布贾为行政首都，拉各斯为司法首都)、斯威士兰(姆巴巴内为行政首都，洛班巴为王宫和议会所在地)等。
经济原因
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朝洛阳便是由于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 。
隋唐时期的洛阳原本是“山东”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是全国重要的经济都会之一，隋炀帝大业年间初步营建东都，同时又大力营建大运河，沟通全国当时的经济重心之江南，以便利商贾往来，货物的集散和漕运，这更增强了洛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故东都不仅是当时的陪都，而且还是关东的经济中心城市，唐继承隋朝，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首都长安的粮食依赖于从洛阳的漕运，这也是洛阳作为隋唐东都的重要原因。
近代国外将政治/行政和经济功能拆分的情况也颇为常见，如拉各斯、阿比让、达累斯萨拉姆都有“经济首都”的称号，继续行使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职能。
军事原因
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 统治者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或长期因战争迁驻办公的地方，为了纪念而建陪都，这种情况下的陪都往往就是临时首都或实际首都。如唐朝的南京成都、南宋的杭州(临安府)、“中华民国”的陪都重庆等。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攻陷京师长安，唐玄宗西幸成都，至德二年(757年)设置的南京，根据《新唐书》志32记载，“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
宋室南迁，于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称临安。临安原为地方政权吴越国(907～978年)的都城，由于其经济基础好，被选定为南宋都城，此后便扩建原有吴越宫殿，增建礼制坛庙，疏浚河湖，增辟道路，改善交通，发展商业、手工业，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至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八年。南宋之临安，虽然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是陪都或者行在，但是实际上由于南宋偏安一方，收复北方无望，所以，临安实际上充当了南宋首都的职能，成为南宋实际上的首都。
特殊情况
有些”多首都”有其实而无其名，如沙特的塔伊士、吉达实际行使外交和夏季行政中心职能，却并无正式“名分”，波黑政府和国会所在地都在巴尼亚卢卡，但这个国家的法定首都却是萨拉热窝;也有些“多首都”则正相反，有名无实，如贝宁的波多诺伏由于和经济首都科托努紧挨着，实际上几乎成了同一座城市，政府、国会、司法机关所在地和使领馆驻地，如今都已搬到了科托努，波多诺伏这一“行政首都”已徒具其名。还有极个别“多首都”是特殊情况造成的，如以色列实际上首都在耶路撒冷，但由于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因此大多数外交使团都留在特拉维夫，且只承认特拉维夫为以色列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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