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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

  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度或者两京制、陪都制度等。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为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都城的设置,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炎黄时期,夏朝继承,商朝发展,西周初年设立的雒邑(今洛阳)趋于完善,后世遵从之[2] 。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并且许多王朝也不仅仅是两京,此外,朝鲜、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制度。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圈内,按照功能划分也有设置多个首都的情况。

  8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波澜壮阔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座城市像重庆那样,在短短几年内登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舞台。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苏四国同盟的出现,中国从近代以来一直饱受列强压迫的角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之一。重庆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它在8年抗战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烽火记忆。

  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1932年1月,日本为了掩护制造所谓的满洲国”,在上海频频制造事端,第十九路军官兵守土有责,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南京距离上海不到300公里,当时的国民政府缺乏对外战争准备,情急之下移驻河南洛阳办公。3月初,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以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的重要决议。留在南京指挥淞沪抗战的蒋介石稍觉心安:“国都既有根据,则持久抵抗之计划较易实施。”实际上西北地区贫穷,地方势力强大,加上紧邻晋绥,国防地理毫无优势可言。河南是拜1930年中原大战消灭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所赐,蒋介石心里很清楚,即使迁都洛阳,“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那么问题来了,哪里安全呢?事关国防中心区,也就是国家抗击外敌入侵的战略总后方。

  参谋次长杨杰撰写《关于国防中心问题的意见书》,论述战前可供国防中心区选择的南京、武汉、成都、洛阳、西安等五处地方。最不被看好的是南京,因其距海最近,安全条件最差。武汉位于华中腹地,平汉、粤汉铁路纵贯南北,长江、汉水汇流,素称“九省通衢”,近代化程度也不低,不过日军海空力量强大,易于溯江而上,并不具备与发生战争的前线保持足够的战略纵深距离。经过一番论证后,谋国之士倾向于成都、西安,前者的缺点是尚无铁路,有待开发,但四川周围崇山峻岭环绕,不失为“绝对的、最后的守备地带”。

  军事学家蒋百里提出把国防线划定在北起太原,经洛阳、襄阳至衡阳线上,“此线以东地区,我宜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战”。蒋百里断言中日之战必定持久,津浦、平汉两路及沿海的大片国土将被敌占,战时大本营宜设于湖南西部的芷江、洪江一带。蒋百里主张中国应充分发挥地大人多的特点,不战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蒋百里具有高尚的爱国情怀,他大声疾呼:“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日本讲和。”鼓励国人振奋精神,“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1933年春,日军进犯长城各关口,中国军队拼死力战。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军事整理会议”,虽然依旧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也阐述了他的对日作战方针:“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长期不断的抵抗。越能持久越是有利,若是能抵抗3年、5年,我预计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是年盛夏,内斗不止的四川军阀再起纠葛,刘湘一举击败刘文辉,大有统一全川之势。蒋介石开始将眼光转向西南,其8月17日日记云:“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

  显然,随着时局发展,蒋介石渐渐有了“专心建设西南”、“经营四川”的想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持相同观点:“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联络,有重要意义。”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外国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品之前景,而且眼光长远,提醒中国开辟西南国际交通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四川替代西北成为抗日战争“战略总后方”的呼声很高,如何把四川纳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成为蒋介石“安内攘外”步骤中的一项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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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都,是指首都以外另设的副都,也称为辅都,陪都一般和首都一起被称为“两京”,其制度称为两京制度或者两京制、陪都制度等。陪都划分十大类型为两京制、多京制、军镇型、留都型、圣都型、守望型、霸府型、市集型、未就型等。是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都城的设置,基于地缘政治、尤其军事防御的考虑,陪都是补充首都的缺失,形成互相协调,各有侧重的格局。陪都发挥着呼应、补充、配合等辅助性作用,处于副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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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早的陪都出现在炎黄时期,夏朝继承,商朝发展,西周初年设立的雒邑(今洛阳)趋于完善,后世遵从之。影响了中国和东亚几千年的都城制度,并且许多王朝也不仅仅是两京,此外,朝鲜、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有类似的制度。而在世界其他文化圈内,按照功能划分也有设置多个首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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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举,指在首都以外另设都城,又称“两京制度”,历史上的陪都建制,大部分学者将西周初年的洛邑视为陪都制度的滥觞,此后,无论大小王朝无不仿照西周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与政权不止有两京。

  1、在首都以外另设的首都。

  李白:《永王东巡歌之七》:“王出三山按五湖,楼船跨海次陪都”;

  宋代李处全《水调歌头》:“金节照南国,画戟壮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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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史》:“越陪都,台府鼎立”;

  严复 《原强》:“往者 日本 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 威海 之海军大替矣。”

  特指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

  续范亭 《闻陪都文化界演有感》诗:“闻道陪都吊国殇,名流巨子齐登场。 屈原 身份谁能肖, 沫若先生 自上装。” 王西彦 《古屋》第一部六:“抗战以来,就在外面勤劳奔走,为国服务,从南京到武汉 ,又从武汉到陪都重庆 。”[9] 鲁迅 《伪自由书·战略关系》:“其实,现在一切准备停当,行都陪都色色俱全,文化古物和大学生,也已经各自乔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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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都是统治者为了统治国家需要而设立的正式都城之外的其他都城,凡是能够成为陪都的城市,大部分有以下特征:

  1、地位重要:一般来说陪都的设置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地位一般很重要,和首都并立或者次于首都;

  2、有京都之名:陪都、留都、陪京、别都、别京、下都、行都、东都、北都、东京、北京、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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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宫殿官署等建筑:陪都城市一般具有皇家特征,一般都有皇城、宫城等皇家建筑,有的还有皇陵和宗庙;

  4、政治特征:陪都一般有内务府、留守处等,一般还有中央行政机构;

  5、军事特征:因为皇帝要经常驾临,所以陪都一般都有重兵驻守;

  6、文化特征:如典籍收藏、教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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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设立陪都的原因很多,从西周开始确立的陪都制度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情况如下:

  政治原因

  作为首都的职能补充:首都不在全国的地理中心而偏于边地,不利于统治者管辖全境,故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设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西周的雒邑、明朝初年的北京开封府。周武王克殷商以后,为了镇抚东方,并便于统治全国,于是决定亲自选址,拟在伊洛之间,经营新都,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发生了武庚勾结管、蔡反叛西周的事情,经过了三年的征战,方才平息,周公为了强化对殷商残余势力的控制,把他们集中迁到洛邑,严加管制,并驻守重兵于此,以资防范,成王即位以后,“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从而完成洛邑的建设。

  政权兴起于边疆,原先建都也在边疆,后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境而迁都内地,同时将原来的首都改为陪都。这种情况以非汉族政权居多,如金朝的上京会宁府、清朝的盛京奉天府。 上京会宁府初为会宁州,金太宗以建都于此而升为府。府治上京城(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市区南2公里白城)。《大金国志》载,“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城近“按出虎水”(今阿什河)。北宋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年号“收国”,定都于此。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完颜亮宣布燕京为首都,命名为中都大兴府。金朝的都城从会宁府迁至燕京。会宁府作为金的都城,历时三十八年(1115年--1153年),完成了首都的职能,此后成为金朝的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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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起之地(或出生地、祖籍):常被称为“龙兴之地”,为了突出其地位以显示与其他地区不同因而设置陪都。如武周和唐朝的北都并州、明朝的中都凤阳府。

  隋朝末年,李渊任荥阳(今河南郑州)、楼烦(今山西静乐)二郡太守。后被召为殿内少监,迁卫尉少卿。大业十一年(615),拜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十三年,拜太原留守。当时,隋末农民起义遍布全国。李渊便与次子李世民在大业十三年五月趁势起兵造反,,并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召回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并于七月率师南下,李渊乘隙进取关中并称帝建立唐朝,唐朝建立后,以龙兴之地太原为北都,李白:“天王三京,北都其一”。

  在近代的国外陪都中,因为政治原因设置多都的情况比较常见,最常见的,是将行政和立法、或法定首都和政府所在地拆分,前者如荷兰(政府在海牙,王室在阿姆斯特丹)、智利(行政机关在圣地亚哥,国会在瓦尔帕莱索)、玻利维亚(法定首都在苏克雷,政府和议会在拉巴斯)、贝宁(法定首都在波多诺伏,政府和议会在科托努)、马来西亚(法定首都和国会在吉隆坡,政府和法院在布城)、尼日利亚(阿布贾为行政首都,拉各斯为司法首都)、斯威士兰(姆巴巴内为行政首都,洛班巴为王宫和议会所在地)等。

  经济原因

  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朝洛阳便是由于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 。

  隋唐时期的洛阳原本是“山东”的经济中心,水陆交通颇为便利,是全国重要的经济都会之一,隋炀帝大业年间初步营建东都,同时又大力营建大运河,沟通全国当时的经济重心之江南,以便利商贾往来,货物的集散和漕运,这更增强了洛阳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故东都不仅是当时的陪都,而且还是关东的经济中心城市,唐继承隋朝,又有了新的发展,当时首都长安的粮食依赖于从洛阳的漕运,这也是洛阳作为隋唐东都的重要原因。

  近代国外将政治/行政和经济功能拆分的情况也颇为常见,如拉各斯、阿比让、达累斯萨拉姆都有“经济首都”的称号,继续行使全国经济、金融中心职能。

  军事原因

  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 统治者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或长期因战争迁驻办公的地方,为了纪念而建陪都,这种情况下的陪都往往就是临时首都或实际首都。如唐朝的南京成都、南宋的杭州(临安府)、“中华民国”的陪都重庆等。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攻陷京师长安,唐玄宗西幸成都,至德二年(757年)设置的南京,根据《新唐书》志32记载,“成都府蜀郡,赤。至德二载曰南京,为府,上元元年罢京”。

  宋室南迁,于公元1138年定都杭州,改称临安。临安原为地方政权吴越国(907~978年)的都城,由于其经济基础好,被选定为南宋都城,此后便扩建原有吴越宫殿,增建礼制坛庙,疏浚河湖,增辟道路,改善交通,发展商业、手工业,使之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至公元1276年南宋灭亡,前后共计一百三十八年。南宋之临安,虽然在政治地位上仍然是陪都或者行在,但是实际上由于南宋偏安一方,收复北方无望,所以,临安实际上充当了南宋首都的职能,成为南宋实际上的首都。

  特殊情况

  有些”多首都”有其实而无其名,如沙特的塔伊士、吉达实际行使外交和夏季行政中心职能,却并无正式“名分”,波黑政府和国会所在地都在巴尼亚卢卡,但这个国家的法定首都却是萨拉热窝;也有些“多首都”则正相反,有名无实,如贝宁的波多诺伏由于和经济首都科托努紧挨着,实际上几乎成了同一座城市,政府、国会、司法机关所在地和使领馆驻地,如今都已搬到了科托努,波多诺伏这一“行政首都”已徒具其名。还有极个别“多首都”是特殊情况造成的,如以色列实际上首都在耶路撒冷,但由于国际社会不承认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因此大多数外交使团都留在特拉维夫,且只承认特拉维夫为以色列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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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陪都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大创举,指在首都以外另设都城,又称“两京制度”,历史上的陪都建制,大部分学者将西周初年的洛邑视为陪都制度的滥觞,此后,无论大小王朝无不仿照西周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与政权不止有两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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