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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海战

  郑克塽投降后,清廷为了是否把台湾并入版图产生争论,不少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上,治理以及防守花费不小,主张弃守。最后施琅以台湾战略地位重要,说服清廷将台湾并入版图。

  施琅最初是跟随郑成功之父郑芝龙顺治三年(1646年),随郑芝龙归顺清朝,其后再度反清,投郑成功部参与反清斗争,与郑成功生隙后又再度降清,经同为降清郑将黄梧的举荐,初任同安副将,后一路升到了福建水师提督。从康熙三年(1664)起,曾多次建议征台,并主动请缨攻打澎湖、台湾,同年七月,他被康熙封为靖海将军,先后两次率兵征台,但均无功而返。此后十多年间,施琅多次上奏请求征讨台湾,遭到康熙帝的拒绝。

  清廷对台湾的政策经历了由“剿”到“抚”再到“剿抚并用”的过程,起初清朝趁郑成功去世,郑氏政权内部争斗激烈,趁机派施琅征台,但因“风涛所阻”未能取得胜利。康熙亲政后,将精力主要放在平定国内战事和发展生产上,故而清廷内部对外主和派占了上风,施琅也因此被免去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留京改授内大臣。随着康熙八年(1669年)铲除鳌拜集团、康熙二十年(1681年)彻底平定三藩之乱,康熙帝又改变对台政策,力排众议决定武力征剿台湾。福建督抚姚圣和内阁学士李光地曾多次举荐施琅担任征台将领,姚启圣更是为此先后四次上疏,最终康熙帝下令重新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又经施琅多次争取,命他享有专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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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康熙初期征台,此次施琅做了较为充足的准备,他事先制定了详备的作战方案,即一反传统的利用北风的做法,利用南风进兵,做到出其不意;同时先攻澎湖,再取台湾。此次施琅共率领水陆兵3万余人,战船300余艘,姚启圣负责后勤补给,他在出兵前就预付了粮饷17万两、犒赏银25000两,大大提高了士气。最终战斗力和士气更胜一筹的清军在澎湖海战中大获全胜,此时清廷采用“剿抚并用”的方针,在施琅的指挥下,清军对澎湖当地的居民予以安置,优待投降的郑军官兵,给以粮米。同时施琅派降清的刘国轩原部下曾蜚在台湾招抚,最终郑克塽、冯锡范同意无条件投降,施琅成为了收复台湾的头号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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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施琅是毁誉参半,虽然施琅有收复台湾的功绩,但其人品却屡屡被诟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认为施琅征台的动机有问题,即施琅“无非酬国恩而报雪仇恨”。施琅原是郑成功部下,后与郑成功矛盾不断,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下令下杀死施琅之父施大宣、弟施显,施琅与之结下了深仇大恨,因此他降清后念念不忘征台;二、福建督抚姚启圣本是保举施琅的恩人,但施琅却与之争夺专征权,二人还在战术上产生争执,因此时人纷纷认为施琅是忘恩负义之人;三、收复台湾后,施,清廷琅曾上疏朝廷力主留台卫台,最终在康熙二十三年(1864年)派兵镇守台湾,并设府县管理。对于施琅上疏的初衷,有人认为是施琅此举是要保住自己在台湾拥有的55庄之多的土地。

  不论是对施琅的赞誉还是贬低,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都有一定的依据。施琅主动要求征台有个人的恩怨在里面,但他在清军胜利后,仍能遵循朝廷“剿抚并用”的政策,优待郑军俘虏,表现了他不计小节的一面,学士石柱曾对其有一句评价:“水师提督施琅人材颇优,善于用兵。但既成功,行事微觉好胜。”可以说,施琅长于带兵打战,但弱于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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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海战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在澎湖海域歼灭明郑军主力,收复澎湖,统一中国领土过程中的一场决定性海岛攻防战役。在郑军布防严密、兵力匹敌的形势下,清军远涉大洋,攻坚获捷,仅用“七日两战”便取得了全歼郑军精锐、攻占澎湖列岛的辉煌战绩,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实属少见。《孙子兵法》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可见情报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澎湖海战中清军对情报谋略的掌握与成功实践就是明证。

  庙算得胜

  “兵圣”孙子认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庙算,亦即战略情报分析,既要依靠冷静、客观、理性的逻辑分析,预测战争的胜负;又要时刻关注敌情,研究敌情,很好地运用庙算之法,研判敌情,打有把握之仗。

  自顺治十八年(1662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后,郑氏集团一直将台湾作为反清复明的牢固基地。郑成功死后,其子郑经公然宣称台湾“远在海外,与(中国)版图渺不相涉”,分裂祖国的野心日益膨胀。康熙即位后,消灭郑氏割据势力、统一祖国已经成为重大的历史任务。但是台湾孤悬海外、远离大陆,且台湾海峡风波难测、风大浪高,对于古代以木帆船为战舰的海战时代,收复台湾尤为困难。在康熙三、四年间,清军早已连续二次攻台失利,为避免失利的情况再次发生,注重对战略情报进行分析判断,选择正确的攻台策略与时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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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受领攻台任务的前线军事指挥官施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首先攻克澎湖,“因剿寓抚”,即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战略方针。康熙六年,施琅在《边患宜靖疏》中向康熙帝建议:“盖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是役也,当剿抚并用。舟师进发,若据澎岛以扼其吭,大兵压境,贼胆必寒。”施琅敏锐地认识到澎湖是台湾的门户,占据它可以进取退守,立于不败之地。因此,他主张战略上稳扎稳打,逐步推进,以取得澎湖为第一步,而不直接进攻台湾本岛。

  根据以战逼和战略方针,施琅还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第一阶段,攻占澎湖,消灭郑军有生力量,以“扼其吭,则形式可见,声息相通,其利在我。”第二阶段,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做好攻台准备。但同时“仍先遣干员往宣朝廷德意”,力求和平统一。若和谈失败,郑氏集团仍然负隅顽抗,就采取第三步行动,进军台湾本岛。

  深谙庙算之道的施琅为征台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攻打台湾的步骤和方案已经成熟于胸。但是,当时的康熙帝年纪尚幼,朝廷之中鳌拜独揽朝政,使清廷内部争夺权势的斗争不断激化。与此同时,盘踞在西南和东南地区的“三藩”势力拥兵自重,称霸一方,成为巩固和加强封建国家统一的严重障碍。可以说当时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等待攻台时机尤为重要。

  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郑经病死于台湾,郑氏集团权力之争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实力人物冯锡范和刘国轩联手杀死郑经长子,拥立冯锡范之婿、年仅12岁的郑克塽。郑氏集团的实际权力落入了冯、刘二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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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

  台湾明郑政权内乱的消息,很快由福建总督姚圣安插在郑氏集团的间谍傅为霖传到清廷。四月,姚启圣接悉傅为霖密报:“陈、冯互相争权,刘拥重兵主外,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傅为霖指出:“若将现在舟师直抵澎湖,彼必尽扫境内兵属刘拒守,主幼国虚,内乱必萌,内外必交,无不立溃。”

  数日后,姚启圣又直接听取从台湾逃至福建的郑氏总制坐营中军廖康方的禀报:“贼势内乱,机实可乘,速恳发兵救民水火。”姚启圣得到情报后大喜过望,立刻具疏飞报朝廷,他在《姚启圣题为报明郑经病故克臧被杀等事本》中建议:“会合水陆官兵审机乘便直捣巢穴,庶几再借国威廓清外岛,亦可永奠闽方于衽席之安矣。”

  后来担任攻台澎重任的施琅也在此时从战争的道义、综合实力等各要素提出自己的战略分析,认为清廷与台湾郑氏集团犹如两人对弈,未战已经胜了三招:“我朝廷新平三藩之福气,一也;吾以天下之财赋,彼以区区一隅,二也;以我之众,百倍于彼,三也。”

  综上,康熙在综合各方面来源的情报基础之上,在战略上认真分析敌我双方态势、权衡利弊之后,认为武力收复台湾各方面条件已经具备,遂下旨敕谕:“郑锦既伏冥诛,贼中必乖离扰乱,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做出了进军台湾的历史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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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时地利

  在古代交通设施、通信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军事行动受“天”“地”的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远涉重洋、渡海登岛作战,风向、潮汐、地形等因素更是明君贤将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身负征台重责的施琅,自小生长在海疆,且有率兵攻台的实践经验,因此深知海上风候潮汐对作战行动的影响。澎湖之战,是在他获得澎湖海域地理、气象情报的基础上,认真研判,从而选择出正确的渡海时机和进攻路线,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知天时,夏季进军乘南风。台湾海峡是典型的季风区,气候的特点是风大、浪高,冬季东北季风盛行,夏季西南季风盛行。另外,台湾在气候上处于亚洲地区大陆气团与海洋气团进退消长的接触地带,夏季多台风,对全岛气候影响甚大。对于当时以海风为主要动力的清军来说,根据海峡季风气候规律选择正确的渡海时机,对于攻台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年十月,施琅受任出京,刚抵闽视事,就效当年曹操之态,倒屣相迎新投诚过来的陈昂。陈昂,世居福建同安高浦,常年来往于东西洋上经商,所以尽识各地风潮、风俗、地形险易之势,对台湾的情形更是了如指掌。显然,陈昂提供的台湾海峡的气象情报对施琅选取进攻澎湖时机的决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于进军澎湖的时机,施琅与陈昂及其他将领不断商讨,反复论证趁冬季或夏季季风的利弊。同时,还密遣间谍入台,搜集情报,了解台湾、澎湖的水文地形和风讯潮汐,在综合各方情报和对海峡季风规律掌握的基础之上,施琅做出利用夏季南风进军的决定。

  施琅认为,冬季风刚硬强劲,不利于船只航行停泊。澎湖之战,若不能一战而胜,极易被海风吹散,加上敌军炮火打击,很难再次集结。其次,夏季风则比较柔和,海上风轻浪静,有利于清军船队编队航行,又能避免官兵晕船,保持战斗力。另外,台湾海峡夏季台风多发,刘国轩必然认定清军不会在此时进军,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此时发起攻击,可使敌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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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地利,铜山出发出其不意。在得知施琅准备进军澎湖的消息后,刘国轩亲自到澎湖部署防御。他把郑军的指挥部设在澎湖湾内的娘妈宫(今澎湖马公镇),建炮城守卫。在港口两侧的西屿、内外堑、牛心湾和鸡笼屿、凤柜尾、四角山以及港口外的虎井屿、桶盘屿等处设立炮台,又在沿海便于登陆的地段修筑了短墙,并设兵把守。

  从地图上看,郑军水师与岸上炮台相互配合,在澎湖已经构成了以娘妈宫为核心的海岛防御体系,工事星罗棋布,坚如铁桶,清军舟船甚至难以靠岸。据陈昂提供的情报探知,距离澎湖诸岛80华里的花屿、猫屿、八罩屿,因为这些岛屿周围“有老古石,嵯岈若铁树,刚利无比,凡泊舟下扎,遇风立刻而覆”,遂使刘国轩放松了对这些岛屿疏于防范。

  根据风向和已知的敌方防御情况后,施琅决定船队从铜山出发,乘六月的西南季风向东穿越台湾海峡,首先夺取郑军防守薄弱的八罩屿一带,来获得船队的抛锚地和进攻出发地,并占据上风上流的位置,伺机向澎湖发起攻击。当得知清军泊于八罩屿的消息后,刘国轩大喜过望,判定清军船只必定受珊瑚礁的不利影响,船覆人亡。孰不知,早在大军开拔之前,施琅就已经“深知地利,准赴潮汐”,算准大潮水位高,南风时节海浪平静才敢下泊的。事实证明,船队“舟夜进泊,潮长礁没,随流出战,不虞戳漏”。

  熟审敌情

  将帅要达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指挥艺术境界,首先要依赖于对交战双方情况的准确分析和判断,即所谓“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澎湖海战作为征台战略中关键的一场战役,在郑军布防严密、兵力匹敌的形势下,清军能取得胜利,与主将施琅对情报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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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施琅充分运用在郑氏的旧日关系刺探情报。施琅曾经有在郑成功手下任职的经历,遂利用在郑军中的旧关系,开展有效的情报搜集工作。赴任水师提督之初,他就派人与在澎湖的旧属取得了联系,获悉了大量台本岛及澎湖地区郑部军政情报。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施琅上疏称:“盖贼中情形,臣有屡得旧时部曲密寄通报,称台湾人心惶惑无定,兼以刘国轩恃威妄杀,稍有隙缝,全家屠戮,人人思危,芒刺在背。”当接到密报得知大权在握的刘国轩作威作福,造成郑氏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民心浮动的不利形势后,施琅上奏康熙“此端便是可破可剿之机”。

  其次,施琅充分利用郑部来降人员,从中获取情报。在积极军事打击明郑政权的同时,清廷还实施诱降之策,招抚郑军官兵,以瓦解郑氏集团的统治基础。施琅充分运用来降人员,从中获取大量明郑方面军事部署情报。

  康熙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澎湖守军林斗、柳胜来降,从中得知:“澎湖新旧熕船、鸟船、赶缯、双帆艍各船共有百一二十只;刘国轩、林升、江钦等共贼众六千余,内有家眷旧贼约二千名,其余惧系无眷口新附之众;私相偶语,提督不嗜杀人,只等大军到便瓦解归顺。”从二人口中掌握了郑部澎湖守军的性格、抵抗意志、士卒数量等大量情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正月,澎湖守将刘秉忠来降,得知“贼中人人思危,多有叛离之心。”此后又有李瑞、郑才、许福等陆续前来投诚,特别是许福前来投诚时,还带来了潜伏在台湾间谍的密信,从而得知台岛内米贵“每担价银五六两”“七社土番倡反”,得知岛内目前形势险象环生、濒临崩溃。施琅综合各方情报后认为“贼中形势,危在旦夕。”所以当刘国轩派遣黄学、林珩等人再谈和谈事宜时,遭施琅断然拒绝。

  再次,派遣小分队到澎湖附近海域实施战术侦察,以获取战场情报。为了在澎湖海战中能够做到“知己知彼”,施琅充分发挥战场侦察的作用,以时刻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初四,施琅派遣随征总兵董义、郑军降清总兵曾成等人驾驶快船二十三只驶往澎湖侦察郑军防守情形。初五下午,到达澎湖猫屿,晚上船停泊于花屿前。初六黎明,由虎并驶过狮屿头,侦得郑军战船尽停泊于澎湖主岛娘妈澳中,陆师分守在附近主要岛屿,进入娘妈澳的航道周围岛屿均筑有炮台,可封锁航线。此行,得到明郑守澎湖战船主力停泊地点、兵力部署、防御设施等重要情报,为接下来攻打澎岛确定主攻目标、避开敌方火力重点提供了重要信息支撑。

  离间招抚

  在战争期间,利用敌方间隙大胆而缜密地开展离间、策反和破坏等间谍谋略活动,可以有效地削弱敌方的战争实力及战争意志,甚至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澎湖海战前后,福建总督姚启圣抓住对郑军发动积极的军事行动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策反活动,以瓦解郑氏集团的统治基础,有力地支持了澎湖海域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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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史料记载,康熙二十年,姚启圣上奏向康熙帝建议,在抓紧练兵备战的同时,一方面“遣能员开示祸福,多方招抚”,另一方面派遣间谍,赶赴台湾,侦探消息,以离间、瓦解郑氏集团。在招抚策略确定后,姚启圣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以离间分化,招降郑氏集团。

  一方面,为瓦解削弱郑氏集团提供制度保障。康熙十七年(1678年)六月初二,姚启圣赴任福建总督伊始,即发布“劝谕投诚”文告,申明“闽民皆吾赤子,从逆原非得已”,从而消除了投诚人的顾虑,给欲投诚将士吃上了一颗定心丸。七月初一,姚启圣在总结以往招抚经验的基础上,还制定了《招抚条例十款》,里面明确规定了不同投诚人员类别的不同待遇。从中可以看出,姚启圣对于前来投诚的郑氏官兵,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使他们能够安心前来投诚,这使郑氏集团内部的官兵“纵有万余,内多思叛”。

  另一方面,建立专门的招降机构,进一步扩大招抚战果。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月,姚启圣于漳州设“修来馆”,派遣郑军降将黄性震主持,以高官厚禄相许,招降郑军部属,“凡文官降者,以原衔题请;武官降者,题请换札。兵民各予赏银50至20两不等,愿入伍者给饷,愿归农者回籍安插。”修来馆的工作不仅局限在以名利相许,招降郑氏部属,还利用郑方间谍,用反间计除掉郑氏集团中难以招抚的大将。例如,“视岛中良将,及所信任腹心有才干谋略者,和大书其官爵、姓名,标之公馆,饬备供应;侦者以为实然,辄阴报海上,疑而杀之。由是贼人自相疑贰,来归者日益众。”这一措施一方面使郑军内部互相猜疑,另一方面也起到了令郑氏集团将领为之心寒,无奈选择投诚之路的效果。

  在姚启圣招抚政策的号召之下,取得的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郑氏集团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军投诚者达50000多人。仅在康熙十九年初,郑军五镇大将黄靖、赖祖、金福、廖兴及副总兵何逊等各带所部官兵投诚,共文武官员374名,兵士12124名。此后前后投诚的郑军官兵络绎不绝,据统计,澎湖海战前数年间有10万以上的郑军先后降清,有力地配合了清军的军事行动。

  反间保密

  孙子曾指出:“事莫密于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形人而我无形”“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在澎湖海战前后,施琅在注重对郑氏集团情报搜集的同时,深深懂得防间保密的重要性,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己方情报安全。

  施琅在组织情报活动时,对于保密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如他在《海逆日蹙疏》中向康熙汇报军情时候,提到“缘系密陈海逆可破之机,其中所有来禀;关系机密,只略陈其概。”向康熙帝说明因为事关军事机密,只得汇报个大概,且他在郑氏集团安插的间谍姓名等信息,一律隐去不谈,以保护自己经营的间谍力量免遭破坏。他还奏请康熙帝“伏乞皇上睿鉴全览,留中勿发”,以防止因朝臣议论而泄密。

  郑氏集团虽然孤悬台岛,负隅顽抗,但是却大肆宣扬清廷为外族入侵,借助民族号召力,培养了大量耳目活跃在福建沿海,为其搜集情报。针对郑氏集团的情报活动,施琅将计就计,释放假情报以反间郑氏集团。据史料《密陈专征疏》记载,施琅佯装在三月份攻击台湾,料定潜伏在大陆的间谍会将这一情况汇报给郑军,以此给对手极大错觉。等郑军在三月份严阵以待抗击清军时,却发现所谓的进攻纯粹子虚乌有之后,必然会放松防御。另外,施琅之所以选择在炎热、台风多发的六月出兵,也是力图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使对手的情报力量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据于彦周先生的《间谍与战争》一书中记载,为保护作战机密,施琅在出发之前都没向部下布置作战任务。直至船队行进半途中,他才召集部将宣布作战计划和分配作战任务。

  澎湖海战可以说是清郑双方带有决战性质的一次作战。郑军在澎湖海战的失利,极大地动摇了郑氏军心,使其多年来所依恃的波涛之险的优势瞬间荡然无存,此时的台湾远悬海外,进退无据、战守两难,为统一台湾本岛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曾指出:“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回顾这一300多年前的海战,我们依稀还能窥见古人“计之熟,料之明,知己知彼,算定而后战”的高超情报艺术,值得我们今后在作战实践中加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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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海战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师于澎湖海域歼灭明郑军主力,收复澎湖、台湾,统一中国领土的作战。澎湖海战是清朝为了消灭郑氏王朝所发动的战争,虽然郑军一度击退清军,最后仍然由清军获胜。澎湖被占领后,郑氏王朝已无力抵抗清军,只得投降,结束在台湾历经22年的统治,台湾也因此成为清朝的领土。

  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朝恢复福建水师体制。康熙十八年(1679年),任命湖南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至是年年底,福建水师有战船240艘,官兵28580名。

  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和清朝的战争失利,放弃厦门、金门,退往台湾。 福建总督姚圣打算趁势进攻台湾,但遭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加上一些大臣支持万正色的看法,康熙帝也顾虑在西南的吴世璠未解决,决定暂缓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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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郑氏王朝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但万正色仍反对出兵。 姚启圣知道施琅仇视郑氏王朝,必能帮助他击败郑军,便向康熙帝推荐施琅。康熙帝也不满万正色反战的态度,便同意施琅担任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陆师提督。

  按照康熙帝规划,应由姚启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一起商讨作战,施琅却打算排除姚启圣等人的节制,以便能全权进攻台湾,不过康熙帝只同意吴兴祚负责后勤,仍然命令姚启圣和施琅共同出兵。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五(1682年6月10日),清军抵达铜山岛,姚启圣和施琅却在争执出兵时机,姚启圣主张利用冬天的北风,施琅主张利用夏天的南风,导致清军无法顺利出兵。最后康熙帝于十月初六(11月15日)裁定施琅负责前线作战,姚启圣改任后勤作业,才让施琅如愿取得统帅权。 十一月初三(12月1日)施琅率领约21000人,军舰238艘前往兴化平海卫训练军队。

  姚启圣军权旁落后,为避免施琅独得战功,转而和郑氏王朝谈判。但是施琅主战意志坚决,且负责谈判的刘国轩不接受剃发易服,谈判因此破裂。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廿三日(1683年6月17日)康熙帝下令施琅尽速进攻,因此爆发六月(阳历7月)的澎湖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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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十八年(1679年)起,清朝实施迁界令,严重打击郑氏王朝的贸易,粮食补给也出现问题,郑经下令每户人家每个月必须多缴一斗米,将领也必须用自己的俸禄充军,仍没办法解除危机。当时英国商馆就如此看待郑氏王朝: “台湾王之境况甚不安定,不易抵抗满清人,满清人常施恫赫,国王因其财富被消耗,故每日向人民横征暴敛,亦不能使军队满意。是以我国不惟受敌人(清军)之威胁,亦恐军队(郑军)因缺饷而叛变。”

  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退守台湾后,澎湖成为前线要地,防守却很薄弱。直到十月,施琅抵达厦门以及傅为霖为清军内应事情爆发, 刘国轩才前往澎湖强化守备。刘国轩抵达澎湖后,在娘妈宫、风柜尾、四角屿、鸡笼屿筑城; 东莳、西莳、内堑、外堑、西屿头、牛心山设置炮台。同时在海边建造矮墙并配置火铳,阻止清军登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刘国轩得知施琅准备进攻,便从台湾本岛调度乡兵到澎湖,并将商船以及私人用船都改为军舰(大小炮船、鸟船、赶缯船、洋船、双帆等各式战船约200艘),准备决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从铜山岛出发,姚启圣也拨3000人同施琅出征(清军24000人,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居船65艘)。 十五日郑军哨船发现清军已到花屿、猫屿一带, 赶紧回报刘国轩,当晚清军在八罩岛过夜。

  十六日(10日)施琅进攻娘妈宫,以速度快的鸟船当作先锋。刘国轩让林升、江胜指挥水军;邱辉为先锋, 自己在娘妈宫港口督战。当时受风势阻扰,清军不敢前进,只有以蓝理为首的7只舰队突入郑军。

  施琅再派出第二波鸟船部队,交战不久后开始涨潮,一些清军船只被海水冲向岸边,郑军趁势将舰队分成两翼包围清军。 施琅见状赶紧突入郑军,想解救被围困的船只,却被林升率军包围。施琅在交战中被火铳射伤右眼,不过没有失明; 林升也被大炮打断左腿。林升负伤让郑军失去指挥,施琅借机撤离战场,到西屿附近的海上休息。

  施琅于十七日(11日)返回八罩岛,八罩岛地形险恶,船只遇暴风很容易撞上岛边的暗礁,农历六月又是容易发生台风的时节, 施琅却很幸运没碰到台风。刘国轩得知清军在八罩岛休息,亲自进攻却被施琅击退。 施琅趁势于十八日(12日)先派战船攻取澎湖港外虎井屿、桶盘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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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二日(16日)早七时,施琅决定发动总攻击,将舰队分成三路进攻,剩下约80艘当后援部队:

  中路:共有56艘船,分成8队,每队有7艘船。由施琅亲自指挥,作为主力进攻娘妈宫。

  右路:共有50艘船,由总兵陈蠎等从澎湖港口东侧东莳攻入鸡笼屿、四角屿,之后会合中央部队夹攻郑军。

  左路:共有50艘船,由总兵董义等从澎湖港口西侧内堑攻入牛心湾,让郑军误判清军要在此地登陆。

  天亮前,开始刮起台风。辰时(7时—9时)受台风影响,海上吹起西北风,郑军顺着风势进攻,一时处于优势,清将朱天贵被炮击而死。到了中午,台风受到赤道锋面带的影响,海上开始吹南风,风向转变成对清军有利。施琅命令全军反攻,顺着风势发射各种火器,并且以数船围攻郑军一船,郑军全面崩溃,江胜战死、邱辉自焚。共毙伤郑军12000人,俘5000余人。击毁、缴获战船190余艘。刘国轩眼见大势已去,率领残余部队从北面吼门退往台湾,澎湖各岛郑军都向施琅投降。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余人,船只无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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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琅战胜后,考虑台湾水道非常险恶,进军困难。施琅决定暂缓进攻,采取攻心战术,让郑氏王朝从内部崩溃。施琅在澎湖禁止杀戮,张榜安民;发布《安抚输诚示》。派原刘国轩副将曾蜚赴台, 派人医治受伤战俘,并配给他们衣服、粮食,再将士兵送回台湾。还拉拢郑军将领为内应,防守淡水的何佑首先私通施琅,其他将领也跟进。

  郑军战败消息传到台湾,人心开始不安。为了延续政权的生存,有将领提出进攻菲律宾,得到冯锡范同意。却传出远征军只想抢劫,还打算逃往海外,因此刘国轩阻止此计划。七月十三日(9月3日),施琅率军在台湾登陆。后来在刘国轩大力主张下,郑克塽于七月十五日(9月5日)向施琅投降,并于八月十八日(10月8日)剃发易服,郑氏王朝正式灭亡。

  郑克塽投降后,清廷为了是否把台湾并入版图产生争论,不少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上,治理以及防守花费不小,主张弃守。最后施琅以台湾战略地位重要,说服清廷将台湾并入版图。

  澎湖海战交战双方的兵力大体相当,郑军经营澎湖多年,设防据守,以逸待劳;清军渡海作战,远来疲惫。郑军处于有利态势,而结果却一败涂地,全军覆没。除政治腐败,士气不高以外,指挥上的失着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是防御部署上的错误。郑军只注意防守八罩水道以北的北大山、西屿、北山等大岛,而忽视了在八罩水道以南的八罩、虎井、桶盘、花屿、猫屿等诸小屿设防,这就使南来的清军水师得以乘虚入据,成了清军驻泊、休整和出击的前进基地。

  其次是消极防御,贻误战机。当清军水师经过30多小时的航行,抵近澎湖时,郑军宣毅左镇邱辉对刘国轩说:“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心尚摇,辉愿领烦船十只,同左虎卫江胜贯阵却之。”建威中镇黄良骥也说:“先发制人,半渡而击,正合兵法。”刘国轩却说:“炮台处处谨守,彼何处湾泊?当此六月时候,一旦风起,则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劳,不战可收全功也。”遂按兵不动,使清军水师得以顺利到达澎湖,环泊花、猫二屿。邱辉又建议:“乘夜潮落,冲舟宗击之”,又遭拒绝。十六日,清军出战不利,千帅受伤。邱辉建议乘胜夜袭,刘国轩仍以等待飓风使彼自覆为由未予采纳。邱辉说:“兵法有云:半渡可击,立营未定可击,乘虚可击;今敌患三者,而不乘其势,若早晚无风,合万人为一心而死战,将奈何?”刘国轩不听部属的合理建议,三次放弃歼敌的有利战机,把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风暴上,结果是风未至而兵已败。

  第三是冒险决战,全军覆没。战史上因主帅胸无全局,迁就眼前事变,由消极防御变为冒险决战的事例时有发生。郑军的作战方针本来是以澎湖为重点设防固守,刘国轩本人也不愿主动出击,而是指望海上风暴会使清军不战而败。既然如此,就应该充分利用防御工事,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与清军决战。刘国轩见不及此,当施琅发起总攻时,亦率全部海上兵力迎战,终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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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澎湖海战中,清军之所以取胜,除战船装备精良,将士作战勇敢之外,也是与作战指挥的正确分不开的。清军水师统帅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 ,因此在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在渡海时间上,他一反在东北风季节渡海的传统,选在西南风始发的六月中旬。有人间这是什么原故,施琅说:“北风日夜猛,今攻澎湖,未能一战克,风起舟散,将何以战?夏至前后二十余日,风微,夜尤静,可聚泊大洋,观衅而功,不过七日,举之必矣。”

  这种选择曾经遭到姚启圣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施琅始终不为所动。实战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它保障了清军水师在发起总攻前的安全锚泊。在渡海航路上,以往从大陆到台湾,都从金、厦出航,而施琅又一反惯例,把出航点选在靠南的铜山岛。因为水师从铜山出航后可利用西南风,直取澎湖以南郑军未设防的诸岛屿,以作为前进基地,然后向北转入澎湖海域,这样便始终处于顺风顺流的有利阵位。实战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澎湖海域六月多风,深谙海情的施琅是知道的,在初战小挫之后,便立即抓紧再战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发起总攻。施琅除分兵二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佯动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战船,并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歼灭了郑军主力,而清军水师却无一船损失。一场大规模海战,损伤如此悬殊,这在海战史上也属鲜见。

  依据《天妃显圣录》记载: 施琅进攻澎湖时,抵达八罩岛,岛上缺乏淡水。清军挖开退潮后的沙地,发现有淡水可供饮用。妈祖还告诉清军“二十一日必得澎湖,七月可得台湾。”和郑军决战的日期,清军将士还看到妈祖现身。施琅认为是妈祖庇佑清军战胜,因此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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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澎湖海战中,清军之所以取胜,除战船装备精良,将士作战勇敢之外,也是与作战指挥的正确分不开的。清军水师统帅施琅“治军严整,通阵法,尤善水战,谙海中风候”,因此在指挥上有许多独到之处。在渡海时间上,他一反在东北风季节渡海的传统,选在西南风始发的六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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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它保障了清军水师在发起总攻前的安全锚泊。在渡海航路上,以往从大陆到台湾,都从金、厦出航,而施琅又一反惯例,把出航点选在靠南的铜山岛。因为水师从铜山出航后可利用西南风,直取澎湖以南郑军未设防的诸岛屿,以作为前进基地,然后向北转入澎湖海域,这样便始终处于顺风顺流的有利阵位。实战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战术上,集中兵力,速战速决。澎湖海域六月多风,深谙海情的施琅是知道的,在初战小挫之后,便立即抓紧再战准备,并不失时机地发起总攻。施琅除分兵二路,从东、西两个方向进行佯动和箝制以外,在主攻方向上集中了56艘主力战船,并以五船合攻一船,逐次歼灭了郑军主力,而清军水师却无一船损失。一场大规模海战,损伤如此悬殊,这在海战史上也属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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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海战明郑为什么失败

  一、防御部署上的错误。郑军只注意防守八罩水道以北的北大山、西屿、北山等大岛,而忽视了在八罩水道以南的八罩、虎井、桶盘、花屿、猫屿等诸小屿设防,这就使南来的清军水师得以乘虚入据,成了清军驻泊、休整和出击的前进基地。

  二、消极防御,贻误战机。当清军水师经过30多小时的航行,抵近澎湖时,郑军宣毅左镇邱辉对刘国轩说:“乘彼船初到,安澳未定,兵心尚摇,辉愿领烦船十只,同左虎卫江胜贯阵却之。”建威中镇黄良骥也说:“先发制人,半渡而击,正合兵法。”刘国轩却说:“炮台处处谨守,彼何处湾泊?当此六月时候,一旦风起,则彼何所容身?此乃以逸待劳,不战可收全功也。”遂按兵不动,使清军水师得以顺利到达澎湖,环泊花、猫二屿。邱辉又建议:“乘夜潮落,冲舟宗击之”,又遭拒绝。十六日,清军出战不利,千帅受伤。邱辉建议乘胜夜袭,刘国轩仍以等待飓风使彼自覆为由未予采纳。邱辉说:“兵法有云:半渡可击,立营未定可击,乘虚可击;今敌患三者,而不乘其势,若早晚无风,合万人为一心而死战,将奈何?”刘国轩不听部属的合理建议,三次放弃歼敌的有利战机,把取胜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风暴上,结果是风未至而兵已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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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冒险决战,全军覆没。战史上因主帅胸无全局,迁就眼前事变,由消极防御变为冒险决战的事例时有发生。郑军的作战方针本来是以澎湖为重点设防固守,刘国轩本人也不愿主动出击,而是指望海上风暴会使清军不战而败。既然如此,就应该充分利用防御工事,保存有生力量,避免与清军决战。刘国轩见不及此,当施琅发起总攻时,亦率全部海上兵力迎战,终于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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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澎湖海战是清朝为了消灭郑氏王朝所发动的战争,虽然郑军一度击退清军,最后仍然由清军获胜。澎湖被占领后,郑氏王朝已无力抵抗清军,只得投降,结束在台湾历经22年的统治,台湾也因此成为清朝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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