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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顾云《吴敬梓传》),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而在时代背景上,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中国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者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采用大兴文字狱,考八股、开科举,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以牢笼士人,吴敬梓反对八股文、科举制,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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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上,“儒林”一词源出《史记》“儒林列传”。是“儒者之林”,指学术界等。 国史列传,自然是“正史”,作者专门以“外史”为书名,正是为了作区别,正如作者的挚友程晋芳在《怀人诗》中所揭示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则是作一正统记史之外的的儒林传记,并且作者有意把书中故事假托发生在明代,以类“正史”,而实际上描绘的却是清代广泛的社会生活,反映了作者同时代的文人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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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传播,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 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学者的研究专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可作成为全世界了解中国科举制度的一部活的生动的参考。 也有盛赞《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或英国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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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鲁迅胡适、张天翼等现代文学家都对《儒林外史》有独到的体会和研究,致使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坛备受瞩目,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创作。

  《儒林外史》对晚清小说的示范作用是明显的,而晚清小说又给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方面的参照。《儒林外史》对现代文坛的影响深远,并促生了“故事集缀型”小说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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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今天】1754年12月11日,《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逝世。

  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号粒民(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叙》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清代小说家,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生于清圣祖康熙四十年,卒于高宗乾隆十九年,年五十四岁(一生54年,在全椒23年,在赣榆10年,在南京21年)。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公元一七三五年)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三级地方考试,因病未赴廷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两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敬梓生平最恶举业,所著《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一本作五十六回,又一本作六十回,均非原本)专写熬中于此者之真相,幽默诙谐,读之捧腹。又有《诗说》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诗七卷,《中国小说史略》并传于世。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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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洪词考试,他竟装病不去。他不善持家,遇贫即施,家产卖尽,直至1754年53岁去逝时,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吴敬梓的一生中,生活和思想都有极大的变化。生活上,他由富裕坠入贫困;思想上,对于功名富贵表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他生长在累代科甲的家族中,一生时间大半消磨在南京和扬州两地,官僚豪绅、膏粱子弟、举业中人、名士、清客,他是司空见惯了的。他在这些“上层人士”的生活中愤慨地看到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的招摇撞骗。加上他个人生活由富而贫,那批“上层人士”的翻云覆雨的嘴脸,就很容易察觉到。他在《儒林外史》中对这种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的腐朽作了彻底的揭露,真是“如大禹之铸九鼎,神妙无循形”(旅云《钵山志》卷四)。更由于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他的作品分外具有吸引和感人的力量。

  他一生经历了清朝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代。当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但,这也不过是即将崩溃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了大厦将倾的事实。雍正帝、乾隆帝年间,清朝统治者在逐渐镇压武装起义的同时,也采用大兴文字狱,设博学宏词科以作诱饵;考八股、开科举以牢笼士人,提倡理学以统治思想等方法来对付知识分子。其中,以科举制度危害最深、影响最广,使许多知识分子堕入追求利禄的圈套,成为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市侩。吴敬梓看透了这种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所以他反对八股文,反对科举制度,不愿参加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憎恶士子们醉心制艺,热衷功名利禄的习尚。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儒林外史》里。他以讽刺的手法,对这些丑恶的事物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显示出他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

  吴敬梓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史学研究著作,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不过,确立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的,是他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该书中《范进中举》一文还被选入9(初三)年级上册的语文书。这部小说大约用了他近20年的时间,直到49岁时才完成。人们在他的家乡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南京秦淮河畔桃叶渡也建立了“吴敬梓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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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进中举,是入选了中学课本的一段故事,大家耳熟能详,范进从一个穷秀才到突然中举,前后经历简直天上地下,难怪连他自己在听到好消息的时候都发疯,那是长期的心理郁结猛然间看到释放出口的一种欣喜若狂。那么除了范进,《儒林外史》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人物,可以说是奇葩,现在说奇葩好像大都理解为像范进这样的人是奇葩,是贬义,但是其实迥异于平常的食物都可以称为奇葩,有的语境下奇葩也是个褒义词。本文所说的奇葩,既包括像范进这类人,也包括异于常人高于常人的人。

  归结起来,《儒林外史》描写了正反各三类人物。作为作者否定的形象有迷信八股、笃信礼教的迂儒,装腔作势,厚颜无耻的无聊名士,以及以权谋私、虚伪狡诈的无耻官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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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进是个到六十多岁还未中举的老童生,小说在第二回中以细腻的现实主义笔触,描写了他的穷墅师生活。在开馆的宴会上,他受尽年轻新秀才的嘲弄,但他并不反唇相讥,说明他把科举制度看的十分神圣,决不敢亵渎这个制度以及由它所规定的尊卑等级。

  穷愁潦倒的周进把自己一生荣辱完全系在科举上面。当他来到不是秀才不能考的贡院,不禁万感俱发,长久郁结在心中的辛酸、苦楚、屈辱以及绝望,像冲堤洪水倾泻而出,一头撞在号板上,被灌醒后,满地打滚,号啕痛哭,直至口吐鲜血。这种过激的反应比范进中举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个马二先生,本名马纯上,因屡试不举,以选书为生,为人古道热肠,治学近乎迂腐。他开始游湖时,先把西湖美景介绍了一番。马二先生早就知道“西湖山光水色,颇可以添文思”。这一日,他“独自一个,带了几个钱,步出钱塘门”,大有轻装揽胜的闲情逸致。可是他跑了一天,遍历十景,陈腐的心灵却唤不起半点美感的涟漪。从“断雪残桥”到“平湖秋月”,在湖光潋滟的白堤上,他不是望着酒店的美食咽口水,便是看那一船一船的女客,从她们的服饰辨别她们的身份。其他什么湖光山色都“不在意里”。

  苏堤春晓、六桥烟柳一带,游人到此留恋忘返,他却觉得“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厌”,急不可奈地问行人“前面可有好顽的所在?”到了“花港观鱼”他无心观鱼赏花,却被御书吓的魂不附体。当他在御书楼发现仁宗的御书时,“吓了一跳,慌忙整一整头巾,理一理宝蓝直缀,”像模象样地行君臣大礼,“在靴筒内拿出一把扇子当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楼上扬尘舞蹈,拜了五拜,只差没有山呼万岁!封建纲常深入骨髓,刮骨难销。

  隔日,马二先生游吴山,吴山自古就是登高揽胜的佳地。在山冈上,马二先生“左边望着钱塘,明明白白”,“右边看得见西湖雷峰一带,湖心亭都望见”。但是吸引他的是什么呢?钱塘江上“过江的船,船上有轿子都看的明白,”水天开阔的钱塘江景,他搜索到的只是人乘的轿子;“西湖里打鱼船,一个一个如小鸭子浮在水面,”丰姿绰约的西湖景色,他想到的只是长大能吃的鸭子。

  不管怎样,他受感染了,想极力吟咏两句诗,搜断枯肠,出来一句“真乃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是举业必读书《中庸》里的写“地”的一句话--简直驴唇不对马嘴!

  明清时代走向没落的地主阶级为了强化业已腐朽的封建制度,变本加厉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镇压和愚弄双管齐下,八股科举制度就是摧残人才的制度。它规定以《四书》《五经》的语句命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立论根据,只许代圣贤立言。八股迷的灵魂不仅弥漫者着君臣大义,而且充塞着男女大防。

  马二先生执拗地不与女性打交道,恪守授受不亲的礼教箴规。所以在游西湖时,他三次看见女人,都是“不在意里”是潜意识的本能反应。及至走到她们跟前,他都“低着头走过去,不曾仰视”。他自觉遵循“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教条,克制“食色性也”的本能冲动,躬身实践“非礼勿视”的礼教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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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马二先生,还有周进,范进,王玉辉等。他们都是出身清贫,本来保留着淳良的天性,但却深受腐朽的统治思想和朝廷功令的腐蚀和毒害,成为令人痛心的可笑人物。作者对他们的笑也是含泪的笑。

  王玉辉更是深受八股之害。他真诚信奉“殉夫是青史上留名的事”的信条,竟鼓励女儿绝食殉夫。当他得知女儿死讯时,竟说“她这死的好”当缙绅们摆宴庆贺他女儿“为伦纪生色”时,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并时常“悲悼女儿凄凄惶惶”。他笃信礼教,忍苦殉教,结果成了中毒最深,受害最烈的牺牲品。

  在无聊的那些所谓“名士”中,无论是杨执中、牛布衣、娄氏公子,还是赵雪斋、匡超人、胡三公子,还是杜慎卿、季苇萧等人,都是用高雅的外表包装猥琐,用无所事事的忙碌点缀空虚,梦游在虚无缥缈的梦幻世界,装腔作势,呼朋引类。把封建士大夫的游手好闲而又自鸣风雅的传统作风发挥到了极至。

  而最无耻的官绅如王惠、严贡生、匡超人等。他们要么结党营私,拉拢新进;要么蓄意做恶,横行乡里;要么依势为非,良心丧尽。尤其是匡超人,他本是勤谨淳良的农家青年,经过无聊名士濡染而步步堕落,最后甚至不顾发妻在家吐血夭亡而在京城与官僚之女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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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希望何在?

  与以上三类形象相对照,书中写了三种人:贤人、奇人、下层人。

  贤人如虞博士,庄绍光等,他们不汲汲于功名富贵,十分注重文行出处,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贤人君子在政治黑暗、当政无道的社会中,只能遭遇厄运。这同时又归因于他们的主观局限:他们是儒家正统文人,其政治理想及道德规范没有冲破儒家藩篱。

  贤人无补于世,散诞的奇人又如何呢?杜少卿与贤人为伍而又有区别,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他出身世家,却不守祖业家声,鄙弃八股功名,骂官迷是“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安徽巡抚荐举他赴京应试时,他竟装病辞征辟,认为不如在南京“逍遥自在,作些自己的事。”因此他连生籍都放弃了,再不参加科举考试,背离了科举世家和封建阶级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成了“杜家的第一个败类”。

  他清高脱俗,对钱财持超脱的潇洒态度。他一心追求恣情任性、自由不羁的生活,甚至敢于在众目昭彰之下携着妻子的手在姚园走了一里多路,使两边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杜少卿的形象带有离经叛道的色彩,他的叛逆行经引起世俗的訾议、卫道者的反对,表现了与封建环境不协调的异端倾向,闪烁着民主主义思想的火花。

  “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的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

  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银子送他,他正眼都不看。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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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种是下层人。既然奇人也找不到出路,那就返朴归真,到野老中去鉴赏古风。于是我们看到:秦老对王冕母子,乡邻之间至诚相待,情真意实,表现的淳朴厚道,古风可鉴;开小香蜡店的牛老儿与小米店的卜老爹,街坊之间鱼水相帮,敦厚善良。作者写他们诚挚动人的友谊,温煦之气,直拂人面。鲍文卿与倪霜峰,同是市井平民,危难相助,温情可掬……凡此都表现出温润的人情美,包含着对淳朴淡远的生活情趣和朴实敦厚的道德品性的向往和追求。但那毕竟是一曲古老的田园牧歌,听不到时代的强音。

  《儒林外史》所写的一组组人物,一个个场景,表层情节似乎不相连属,其实都是有机的序列。透过表层情节,从其结构框架深挖下去,我们可以发现吴敬梓是在对儒林命运做深沉的历史反思,企图从中提炼出新的因素以改造儒林的性质,建构新的儒林。他的努力虽然受到历史的局限,同我们的认识有很大距离,但他为建构健康的民族灵魂而辛勤探索的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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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清廷没有查禁《儒林外史》

  鲁迅先生说得好:“《儒林外史》一书‘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师官、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象,如在眼前’。”这样的小说,以现在的角度看,貌似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但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振兴世教”(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

  文人最怕文字狱,而清朝的文字狱最厉害,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儒林外史》从来不在其列,此中道理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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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知何处”,自古文人走向仕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所谓“学而优则仕”,可是出仕之后呢?是为贪官贪吏,还是造福百姓?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诗篇,告诫世人应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然而我们终归走不出争名逐利的怪圈。

  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发掘出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帮助他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本不求功,功成;本不逐利,利就。”山有山的胸怀,水有谁的境界,知道自己的位置与最终的追求,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内心都应“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保持初心,一直善良下去……然若都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些“伪儒”一样,封建的八股科举令其变得虚伪,甚至于疯疯癫癫,便是教育腐朽的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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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这位真儒名士历史上确有其人,作者经过加工润色,把他刻画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人,从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王冕从小孝顺父母,长大一些又自学画了些无骨花卉的绝活,“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他少年聪慧,“年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能诗能赋,画画一流,却不巴结权贵,反而对那些附庸风雅想结交他的人委婉谢绝。

  他淡泊名利,对待八股取士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法定的却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他个性率真,是个性情中人,看到楚辞屈原的衣冠,便自制了一套穿戴好,“趁着柳暗花明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引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根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心灵自由的人,才有此洒脱豪放的举动,这和我认识的一位老师何其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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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博学多才,不仅诗文好,书法绘画也很棒。他淡泊名利,不趋炎附势,因此受到当地那些“伪君子”的排挤,可他依然坚持原则,秉持一颗正义之心,赢得了大家的尊重!相比那些腹中没有半瓶墨水,却自称“诗人、作家”,走路鼻孔冲天之流,老师才是儒林中的凤毛麟角,是真君子!

  (二)王冕的故事无疑为文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范进中举”却是一件可笑又可悲的事情

  范进从20岁开始考科举,直到54岁才考中举人,其恒心和毅力值得佩服,是个坚持理想的好同志。怎奈当心心念念的幸福终于来临,却因心里承受能力不佳,导致欢喜至疯、乐极生悲,令人唏嘘!这也恰恰说明,封建科举、应试教育,已经变为一条看不见的锁链,紧紧地束缚住读书人的心灵,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旦爆发,便如断线的氢气球,终于在深空爆炸……其实无论是范进还是周进,他们之所以痴情于科举,无非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

  事实上范进中举才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等不请自来,难怪范进之流削尖脑袋也要往科举的缝缝里钻,可见他们受此毒害有多深!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现在教育的悲剧。应试教育造就了一群自私而无用之人,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写一些无关痛痒的诗文,拿着“文凭”大吃大喝,无视身边的弱小,轻视他人的付出,鄙视草根,攀附权贵,以为出几本书写几个字就是“大家”,殊不知此举可笑之极。

  那些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出不同嘴脸的人,满脑子功名,十足一个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更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立马屁滚尿流、屁颠屁颠地安排起来,恰是当前一些人的缩影……

  (三)科举制度不仅培养了一批庸才,还豢养了一批贪官污吏

  进士王惠上任知府第一天,不是询问当地的民生、治安,不去询问案件冤情,而是了解当地特产,查询各类案件中所牵扯的各种关系网,有没有可以通融的地方;另特制了一把头号库戥,传衙门中人将钱财归功……从此,整个衙门不见办案之人,只闻算盘之声,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个钻到钱眼里,衙役和百姓战战兢兢,噩梦连连,而当朝廷来考察政绩,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第一能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些社会蛀虫,毒害的是整个社会。他们令胸怀天下,心存正义之人不能施展才华,一旦发现便进行排挤并打击报复,导致人性堕落: 科场得意便是才能出众;科场失意的你尽管有李白杜甫的文才,颜渊、曾参的品行,都被看成愚笨无能。大户人家讲的升官发财,贫贱儒生研究溜须拍马,殊不知儒林的堕落,便是社会的堕落。

  读书,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如何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力量,在于个人的认知和修养。

  《礼记·大学》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我们不要求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理想,只要我们的教育能令读书人明白,如何才能做一个正心、修身之人,便是教育之幸事,国家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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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

  全书五十六回,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小说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采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在国际汉学界,该书更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汉学界盛赞,有认为《儒林外史》足堪跻身于世界文学杰作之林,可与薄伽丘、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或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提并论,是对世界文学的卓越贡献。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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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楔子”),一直写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幽榜”),前后历时约二百四十八年。正文从第二回开始,故事发生在明代成化末年,上距“楔子”约一百二十年;结束于第五十五回“四客”故事,此事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下距“幽榜”二十一年。前后历经一个朝代的兴衰。

  元朝末年浙江诸暨农家子弟王冕自学成才后,因不愿相与知县时仁和乡绅危素,避走山东济南卖画为生。半年后,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乃回到故乡。不久,母亲病死。又隔了一年,天下大乱。吴王平方国珍,特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数年后,吴王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由此,王冕预知“一代文人有厄”,乃及时避居会稽山中。到了成化末年,山东兖州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办学堂,夏总甲推荐周进来教馆。周进为一老童生,先后受到秀才梅玖的嘲弄和举人王惠的白眼,感到无限屈辱。一年后又失却馆地,更是满腹怨嗟。随姊丈金有余去省城为商人记帐时去贡院游覧,见到号板,怨愤至极,一头攮去,不省人事。后得商人资助捐监应试,先后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御史,点了广东学道。他在主试南海、番属两县蜜生时,识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

  不久,范进又考取举人,但却喜极而疯,为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范母也因喜极而亡。在乡绅张静裔劝说之下,范进乃与他去房师、高要知县汤奉处打秋风。二人正在候见汤知县时,当地乡绅贡生严大位又前来识。严贡生因横行乡里,被告到县里。不料汤知县居然准了状,严贡生不得不避走省城。县里差人找到他的老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胆小怕事,找两位舅爷虞生王德、王仁来了结乃兄官司。不久,严监生妻王氏病重,又花了大量银子打点两位舅爷才将妾赵氏扶正,接着王氏病故。婚丧两事一共花了四五千两银子,严监生十分肉痛,气恼交加,宿疾发作,以致一病不起。此后,赵姨娘唯一的儿子又夭折,严贡生乃乘机谋夺乃弟家产,大兴讼事。

  此时,周进已升任国子监司业,他识拔的弟子范进也被钦点山东学道。范进赴任之日,周进乃以当年在薛家集教馆时的学生荀玫相托。荷政与王惠同榜中了进士。不料荀玫母死,正值朝廷考选科、道,王惠劝他谋求存情,被驳回后返乡守制。王惠赴南昌知府任,与前任太守佑之子景玉办理交接。后又升任南赣道,正遇宁王谋反,王惠降顺。宁王被擒,王惠匆匆逃走至浙江乌镇时,遇到蘧景玉之子蘧公孙。公孙赠他二百两银子,他则将只枕箱交于公孙。公孙从枕箱中发现一本《高青邱集诗话》,乃以自己“补辑”名义刻印出来,从此被人视为少年名士,湖湖州娄琫、娄瓒宴请鲁编修,鲁编修在席上见到蘧公孙,乃将女儿许与公孙。

  不久,鲁编修与蘧佑先后病故,公孙做名士之心也有所收敛,结识了在文海楼选文的马纯上。此时,家人宦成拐带丫头双红出逃,被捉回后,在差人唆使下,以“钦犯”王惠的枕箱为要挟,扬言要首告蘧公孙,幸得马纯上用全部束修赎回枕箱,方才了结此案;马纯上则离开嘉兴去杭州书坊文瀚楼。马纯上游西湖,接济了拆字少年匡超人。匡超人返乡后又得知县李本瑛的识拔,入学成了秀才。不料,李本瑛被诬告,匡超人在潘保正指引下,前往杭州投靠他的房分兄弟潘三。从此,匡超人又结识了西湖名士景兰江、赵雪、支剑峰、浦墨卿,簇拥着胡三公子游西湖、做诗会,潘三则劝说他不必相与这些人,并且指使他假造文书,替人代考。因此,匡超人也积攒了不少银两,娶了差人郑老爹之女为妻。李本英瑛案情昭雪后升任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此时潘三已被拿。匡超人得到李本英书信,就将妻子送往乐清乡下,只身前往京城。在原配郑氏病死,正遂他的心愿。取定了结又乘船北上,在船上遇到冯琢庵、牛布衣。船到扬州,冯、匡二人换船北上,牛布衣却搭江船到了芜湖,寄寓在甘露庵中,不料却患病不起,老和尚为他经营后事。住在附近的少年牛浦郎,一日晚间来庵中借着灯光读书,老和尚准备将牛布衣诗稿给他看,他却等不及,先行偷了出来。不久老和尚入京,他索性假冒牛布衣招摇行骗,新补知县董瑛慕名来拜,匆匆一叙而别。从此,牛浦郎学得一身势利,与岳家卜氏兄弟相处不谐,乃去安东县投靠董瑛。路上遇着牛玉圃,两人认作祖孙。牛玉圃带着他去扬州盐商万雪斋家。牛浦郎因跌入水塘,受到牛玉圃的冷遇,正好他从子午宫道士处听到万雪斋的出身,就故意诱使牛玉圃当众说了出来,因而被万雪斋辞遇。牛玉圃方知上当,将牛浦郎痛打一顿,丢在河岸上。牛浦郎得到过路的黄客人搭救,同去安东,又被黄客人招赘为婿。董瑛此时即将升任,乃向接任的向鼎交代,请他关照牛浦郎。不料真牛布衣妻子寻夫而来,告到县里。

  向知县因断了这一无头官司,被人向按察司参处,却被按察司门下戏子鲍文卿怜才解救。不久,鲍文卿又回南京重操旧业,向知县升任安庆府,路过南京,近文卿,邀其父子来衙门相会,赠送其银两,又为其子廷玺娶妻。不久,向鼎升任福建汀漳道,文卿则返回南京,病重而死,廷玺不得义母欢心,去苏州寻兄,而乃兄又亡故;再去扬州,投靠季苇萧,从此结识了扬州一班名士如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土等;回到南京后又投靠到杜慎卿门下。杜慎卿邀了南京城里一百几十班做旦脚的戏子,高会莫愁湖。事后,鲍廷玺向他求助,杜慎卿却介绍他去天长自己的族弟少卿处。

  杜少卿为人豪爽,极重孝道,又不会理家,家人王胡子伙同张铁臂等人讹骗其财产,鲍廷玺也趁机索讨一百多两银子而去。不久,少卿卿家产将尽,听从老管家娄焕文的劝告,移家南京,得识各地齐集南京的名士。少卿与娘子同游清凉山,自由自在地生活。未曾料到巡抚大人将他荐举博学鸿词科,他不得不去安庆致谢并面辞,李大人不允所请。归来后,李大人又遣人来催促,少卿乃装病辞去。此时,迟衡山正倡议修祭泰伯祠,杜少卿、庄绍光等人极表赞同,共襄盛举,并推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任主祭。经过多时准备,选定四月初一举行祭祠大典,四处齐集南京的名士、选家都参与盛会,南京的民众也挨挤着来看。祭祠以后,与会的人又都星散,此时寻父二十年的的郭孝子又来南京,以杜少为首的南京名士并不因他是王惠之子而冷落他,赞扬其孝行,赞助其银两,帮他前往陕、川寻父。到了成都府外的庵里,王惠却坚决不认其子。不久,王惠病死。郭孝子背着骨骸返乡。途中遇到萧云仙,劝说他去效力朝廷,乃父也要云仙去平少保处投军。在平少保帐下,云仙率兵收复青枫城后,筑城垣、修水利、垦田地、兴学堂。后去应天府任江淮卫守备,因此结识了虞育德等南京的大名士。过江时,他在扬州码头又邂近曾在青枫城教书的沈大年。沈大年正送其女琼枝去扬州宋为富家完婚。岂知宋为富乃以讨妾对待,琼枝乃只身逃往南京,写扇作诗,为人刺绣谋生。江都县差人前来缉拿时,她正向杜少卿娘子诉说自己遭遇,她终被押入江都。

  在船上,有一汉子带着两个婊子也去扬州。那汉子刚到家,汤镇台的侄子汤六老爷就来厮混,又勾引汤镇台两个儿子汤由、汤实到妓院来吃酒。汤由、汤实乡试落第后去父亲任所镇远府,正值苗民作乱,汤奏平了乱,却被降三级调用。父子三人一齐回到家乡。汤镇台请余特教导其子,余特不就,而去无为州秋风。不料私和人命事发,因关文中误写“贡生余持”,乃为其弟余持蒙混,胡涂了结官司。余特又去南京,得与杜少卿等时贤聚首,但不久虞育德远赴浙江,余特又回到五河,被虞华轩请去教育儿子,旋又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老秀才王蕴来拜老师,余特很看重他。王蕴曾鼓励三女儿殉夫,后又觉伤心,乃去游南京。在南京由邓质夫陪着去泰伯祠凭吊,但未见到南京一班名人。

  不久,武书回到南京,正欲去回拜邓质夫,却被高翰林请去作客。客人是万中书,但却是冒充的中书。东窗事发,幸得凤四老爹相助,秦中书出了银子,才捐了一个真中书。风四老爹送万中书回浙江,顺便向杭州朋友陈正公讨回欠馈做回南京的盘,但陈正公则被毛二胡子骗去了银两,风四老爹出面为他讨回银两就返回南京,去回秦中书的话。秦中书却与陈四老爷在妓女聘娘处鬼混。不久,秦中书进京补缺,陈四老爷又往福建寻表兄徐九公子去了。聘娘被虔婆所逼,剃度为尼。陈和甫的儿子也做了和尚,却与同是测字的丁诗争闹不休。此时,在南京市井中倒出现了几个奇人: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与前此出现的名士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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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儒林外史》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儒林外史》脱稿后即有手抄本传世,后人评价甚高,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秉持公心,指摘时弊”,胡适认为其艺术特色堪称“精工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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