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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

  魏晋王弼生于226年,卒于249年,字辅嗣,曹魏山阳郡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巨野人,是魏晋时期玄学的代表性人物,王弼虽然只是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二十三年,像是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但是王弼实在是算得上一个天才,王弼虽然生命短暂,但是却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作品《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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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弼画像

  魏晋王弼称得上是一个天才,幼年的时候就非常的聪颖好学,有着非同寻常的见识。王弼出身官宦世家,王弼的曾外祖父就是东汉号称“八俊”之一的刘表,王弼的祖父王凯是刘表的女婿,王凯的弟弟王粲是当时的“建安七子”之一。蔡邕曾经送给王粲大量的书籍,后来这些书籍都为王弼所有,这些书籍对于王弼的成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得王弼从小就可以接触到广博的知识,所以说王弼的成功并不是凭空来的,而是积极的吸取了前人的思想精髓而得来的。

  王弼曾经与当时的名士辩论各种问题,据说“当其所得,莫能夺也”,深受当时各类名士的推崇。但是王弼恃才傲物,为人非常的高傲,这与其少年成名有很大的关系。魏晋时期有一段时间大将军曹爽擅权,王弼补台郎。公元249年,曹爽被杀,王弼受到牵连丢掉了官职,同年秋天患上疠疾去世了,时年只有二十四岁。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颇丰,开创了玄学的新气象,可以说王弼的出现尽扫先秦、两汉易学研究的腐迂的学风,王弼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中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对之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查看更多

  嵇康是魏国末期人,嵇康的祖先本来姓奚,住在现在的浙江绍兴,但是他的祖父为了逃避仇家,迁到现在的安徽,而且改姓为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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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

  嵇康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嵇康一直和母亲和哥哥生活在一起,一家人虽然少了顶梁柱的存在,但是嵇康的母亲含辛茹苦还是打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嵇康小时候就表现出高于常人的聪明才智,他喜欢看书,喜欢学习各种技艺。

  嵇康曾经担任过中散大夫一职,这也是嵇康为数不多的为官生涯。他平日里喜欢连连丹药,空的时候也喜欢弹琴吟诗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嵇康十分推崇老子和庄子的言论,把两位当作做老师看待,他讲求养生之道,主张顺其自然的生活方式,曾经写过《养生论》来阐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赞美古代隐士的生活追求他向往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被禁锢在朝廷中当官。

  嵇康经常到山上采些药材用来炼丹药,有时候常常耽误了回家,嵇康就干脆在山上住下,早上上山砍柴的人看到,还以为是神仙下凡。

  大将军司马昭想要让嵇康为自己做官,帮着在朝廷中做事,嵇康义正言辞的回绝了,对于和自己同位竹林七贤山涛,嵇康对他选择做官的事情非常不理解,写了绝交书给山涛,责备山涛视曾经的约定不顾。

  在为自己的好友吕安求情的时候,受到小人诬告,自己也被司马昭抓到狱中,并要被嵇康,行刑的当天,三千名太学生集体为嵇康求情,请求统治者放过嵇康但是没有成功。嵇康的死天下人没有不惋惜的,就连司马昭自己也认识到一时的冲动,断送了一个人才。 ...查看更多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传统的价值体系开始崩溃。此后,“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长期的战乱和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门阀士族腐朽而无聊的生活,使得统治阶级中不少人思想消沉,试图在玄虚淡泊之中求的精神寄托,于是玄学应运而生。

  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后产生的一种哲学思潮。玄学的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立言玄妙,专门探讨“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行事玄远,远离具体事务。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统称为玄学。玄学家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举止和虚无玄远的“清淡”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统治阶级的伦理观念。

  玄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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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是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事物的存在,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分、尊卑、名教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有《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家,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王、何等人出身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辩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短时间内玄学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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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康、阮籍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康、阮籍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当政的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这一时期,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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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晋玄学,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他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性,认为万物“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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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玄学,以张湛、韩伯、陶渊明、袁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齐生死、解脱逍遥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把世界和人生说成是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的,主张纵欲主义,从而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也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佛学取代了玄学,中国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玄学的思潮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新时期,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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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玄学,为魏晋时代思想主流,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当代新儒家皆为中国哲学史之重要脉络。

  两汉时期,经学尤其是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汉武帝时被列入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而步入东汉,虽今古文逐渐弥合趋同,但由于光武帝刘秀本身便以谶纬立国,遂使经学日益谶纬化,以白虎观会议为经学国教化,神学化之标志。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使学术依附政治,而流于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虽偏重实证训诂,但经过贾逵等人的政治调和,日渐谶纬,流于支离。在士人集团中,经历了党锢之祸,使本已开始陷入虚矫的东汉气节更为凋敝噤声。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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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玄学主要经典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和《庄子》。清谈的主要内容和很多哲学问题都源自此“三玄”。

  【《周易》】

  《周易》原为一本占卜的书,是儒家的经典,但涉及宇宙万事万物变化的问题,哲学性很强,容易和道家思想沟通。经过两汉和黄老思想合流的发展,在魏晋时得到非常高的重视。当时各家的《周易》注释亦很多,但以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及《周易大演论》等为代表。王弼的《周易注》是随文注解的,《周易略例》则是通论性的著作。《周易略例》中主要是讨论“一”和“多”的问题,而《周易注》中主要是讨论“常,变,动,静”的理论。从《周易略例》中可以了解王弼的思想取向。

  自汉以降,易学可列为三系:一,管辂之术数系;二,汉易之象数系;三,以传解经之义理系。王弼的易学是属第三系的义理系。王弼论易的中心观念,见于《周易略例》中的〈明彖〉与〈明象〉。认为众多的事物,其运行变化虽然非常复杂,但并非完全无迹可寻,因为事物的变化,仍然受到本体的制约,必须依一定规则而行。这个规则,就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一”。因此,这种“一”,“多”的关系,既是一种“静”,“动”的关系,亦是“本体”和“现象”的关系。运动本身,并不能制约运动,必须要有一静止的东西,才能制约运动,使变化多端的“多”,依循一定的法则而运行。

  【《老子》】

  道家的思想,基本上是着重个人主观上心境修行的探讨,强调个人在修行中所观赏的世界是什么,而不大重视客观宇宙的根本是什么,但这并非完全不涉及宇宙存在的讨论。《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经典,魏晋玄学家对它的重视,可说与《周易》相等。王弼的《老子注》及《老子指略》是注释《老子》方面的代表,主要在于他“以无为本,以有为末”的本体论结构的模式来解释“有”及“无”两者的关系。

  在《老子》中,“有”及“无”都是“道”的表现形态。王弼通过对《老子》的注解,将道家所讲的道,从各个层面将其特征显示出来;如从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上说明人的精神境界应追求无限,把本原论转化为本体论,提出了体用论和人性自然等一系列问题。王弼解释《老子》,充分体现道家的特色,而且这些解释都非常符合道家的基本精神,对道家在义理发展上有很大的贡献。

  【《庄子》】

  《庄子》在魏晋玄学的地位,早期不如《周易》及《老子》,西晋末渐高,南渡以后则凌驾《周易》及《老子》之上。《庄子》的盛行,不单使玄学讨论的内容更为丰富,而且玄学的讨论方式亦增添色彩。至于《庄子》一书的注释,当时以向秀的《庄子注》及郭象的《庄子注》为最重要。后人一般都将郭象和向秀的思想放在一起讨论。

  郭象注中所表现的道家思想,最重要是“冥圆融论”。向郭以前,王弼将道家的“道”,视为主宰宇宙万事万物的法则,这样“道”和宇宙万事万物便有一种本末轻重之别。向郭认为“道”是“冥”,宇宙万事万物是“?”,但是两者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互相圆融在一起,“冥”是要通过宇宙万事万物的“?”才能显现,而“?”亦须透过“冥”才能掌握,但是两者并非分开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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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观念应出自《老子》,王弼注《老子》时,曾提出“玄者,物之极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乃是探索万物根源、本体等层次的观念。对于当时所流行的相关论题,魏晋人又称为 “名理”之学,详加分析事物观念,考究“形名”、“言意”等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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