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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朱学派

  杨朱学派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告子、子华子、詹子(詹何)、它嚣、魏牟等皆为杨朱学派。庄周受其学说影响,并不是旧时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启发。

  杨朱学派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告子、子华子、詹子(詹何)、它嚣、魏牟等皆为杨朱学派。庄周受其学说影响,并不是旧时浅薄简单的“自私自利”。他们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发展,旨在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他们“贵生”、“全生”的观点,对稍后的庄周很有发。《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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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时期道家学派之一。创始人为杨子,杨子原名杨朱,又称阳子居或杨生(《庄子》中有阳子居,《吕氏春秋》中有阳生,一般认为即杨朱的别称),魏国人(一说秦国),他本人是位隐士,有关他的生平及著作,已无法详知,但阳子居创立的杨朱学派却是客观现实的阐述了人本的发展意义,对各学派都有影响启发,直到今天我们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还可以用杨朱学派思想进行阐述,如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均具有指导意义;但正如同任何所学学说不可全面引用只可借鉴使用一样,知其精华善加使用与取舍发扬必将惠顾今人。孟子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人不归杨,则归墨”。

  无著述流传,其言论事迹散见于 《孟子》、 《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因史料不足,难以把握它的思想体系和发展概况;但可以肯定,它的主旨是从个人本位出发,提倡“贵己”、“为我”、“轻物重生”,视个人感官的物质利益高于一切。孟子以杨、墨作对比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抨击“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韩非亦批评这一派人为“轻物重生之士”(《韩非子·显学》)。可见该学派与儒家和墨家在伦理观和教育观上的严重分歧。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皆为杨朱学派。。子华子曾说: “全生(六欲皆得其所宜)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屈辱偷生)为下。”(《吕氏春秋·贵生》)詹何对楚王问“为国”曰: “何闻为身,不闻为国。”(《吕氏春秋·执一》)他们的言论《庄子》亦有记载。论者谓“杨朱一派的后学,可以自由来往于庄、杨之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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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子的极端道德主义,超出了人的极限,杨朱起来反对他

  杨朱取为我,提出全真保性。如同老子对宗教提出质疑,杨朱正式的开始对道德起源的反思质疑,

  他认为人性的道德只是外物,人性本是如水,至清至纯,土扣之则浊,道德是习惯风俗强加于人身上的习惯,可以说是最早的从心理角度,发现近代达尔文演化现象的思想家。他很悲观的指出,既然道德是虚无的,那么该如何选择方向,他的弟子子华子仅仅是从个人身体出发,一切有利于生存的都采纳,一切违背生存的都要求抛弃,庄周放自然,绝仁义,回归自然。盖出于杨朱,这种大逆不道的思想不利于汉代独尊儒术的需要,也就随着墨家一样,消失于两汉之间了。甚至唯一的留存物《庄子》亦被一个儒家性格的人裁剪。更印证了两汉刘政权充分考虑了杨朱学说的合理性,表面是尊颜氏之儒,以孝治天下来取代东周消亡的鬼神文化,实际真正的枢纽指南乃不传之秘术,以杨朱主义为总纲进行阴毒化,妖魔化,蓄奴化

  老子主张“身重物轻,无为而治”,杨朱发展了老子的这个思想观点,形成了“贵己”、“为我”的学术主张,成为中国最早主张个人主义思想的学术宗师。在战国时期,杨朱的影响力非常大,孟子在世时,曾抱怨说:当时人们发表言论,不是拥护墨子,就是拥护杨朱。其思想可谓甚嚣尘上,与墨学并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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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朱认为,必须“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从而“乐生”,以“存我为贵”。既不能“损一毫而利天下”,也不能“悉天下奉一身”,如此“天下治矣”。不能为贪羡“寿”、“名”、“位”、“货”所累,从而“全生”,使“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列子·杨朱篇》)。如何实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淮南子·汜论篇》),这是杨朱学派的思想核心。

  由于“为我”的观点和墨子的主张“兼爱”正好相反,杨朱的思想主张曾遭到过孟子的激烈批评。孟子说,杨朱主张“为我”,连“拔一毛而利天下”都不干的(《孟子·尽心上篇》),将杨朱描绘成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其实是对杨朱“为我”、“贵己”本意的曲解。

  此后有告子、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公孙龙等皆为杨朱学派。都是杨朱学派的发扬与继承者,他们主张名实逻辑、推理、节制情欲,讲究养生之道,防止疾病的发生,尽其天年。认为生命比“爵为天子”、“富有天下”要宝贵(《吕氏春秋·重己篇》);“道之真,以持身;其余绪,以为国家”(《吕氏春秋·贵生篇》),把个人利益看得重于国家利益。

  子华子主张使“六欲皆得其宜”,他认为使“六欲皆得其宜”的是“全生”,只有部分得其宜的是“亏生”,至于“死”,只是回复到未生以前的无知状态。如果六欲不能得其宜,受尽委屈和侮辱而活下去,这叫做“迫生”。人生在世界上,最好是“全生”,其次是“亏生”,再其次是“死”,“迫生”是不如“死”的(《吕氏春秋·贵生篇》引《子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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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何是主张“重生”而“轻利”的(《吕氏春秋·审为篇》)。他们并不是纵欲恣情的享乐派,而是想通过“全性保真”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吕氏春秋》的《重己》、《贵生》、《本性》、《情欲》、《尽数》等篇,当即采自子华子、詹何等人的学说。

  很奇怪,在2500年前,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杨朱的个人主义,就是墨翟的社会主义,分为对立的两派。直到现在,世界上的人类也是不是个人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在道商谋略学中,道商核心“五图”理论的根基,就是代表虚无的“无极图”(老庄派的虚无学说),代表实有的“有极图”(杨朱的贵己学说),有无相生,互相融合,于是,道学最终产生了“君人南面之术”的黄老帝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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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国时代确曾独树一帜,与儒墨相抗衡,卫道之庄周,宗儒之孟轲皆曾加排斥与攻击,大概正因为这种非议的影响,传后世学者望而止步;更加之秦皇焚书,汉武独尊儒家,因而秦汉时即销声匿迹。但这并不等于其学说及影响之亡绝,只不过沉隐民间而已,至东晋而又由张湛作注复行于世(指《列子·杨朱篇》)。张湛《列子序》中说《杨朱篇》为“仅有存者”之一,这不是编造之词。

  关于杨朱学说,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虽属于道家,但又为庄周所斥,不归入道家;大多以“杨朱”起于老、儒、墨之后,确实是独树一帜,“杨朱”乃自成一家。归纳杨朱言论,其思想中必实为“贵己”,或曰“为我”。后世多斥杨朱之说“自私”、“颓废”、“堕落”,其实杨朱之言,有其时代性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中期,“孔子提倡”以为天下;而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人人治内贵己,互不侵、损,人人自重自爱,不就各安其所,天下治理了吗?从“贵己”出发,杨朱造构了他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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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生死、轻富贵:

  有生便有死,人人皆如是。生有贤愚、贫贱之异,而死皆归为腐骨,芜舜与纣没有不同。 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子华子的一段故事:“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厘侯,昭厘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曰:

  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厘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又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戚不得也。’”子华子的持论取譬,完全是“天下不若身之贵”的老命题,反对愁身伤生,也是杨朱贵生重己的本义。这无疑是杨朱派的人物,但若细味贵生篇所载的他的一段“全生”的议论,我们即可发现其未严守家法而倾向于庄子。这段有名的议论是:

  “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所谓迫生者,六欲善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义不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全生”之说,近庄子外、杂篇所讲的道理,且这一人物,亦见于庄子外、杂篇,其学派性是不很明确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詹何。吕氏春秋审为篇载有詹何的一段故事:“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又执一篇载:“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从其“重生”“为身”看来,他显然是杨朱派的人物;但庄子也载他的话,庄子后学并没有排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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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杨朱一派的后学,可以自由来往出入于庄、杨之间,这就是他们的特色。

  (二)贵己:

  己身之最贵重者莫过生命,生难遇而死易及,这短促的一生,应当万分贵重,要乐生,一切以存我为贵,不要使他受到损害,去则不复再来。

  为了明白贵生的道理,我们且举三段引文如下:

  “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 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善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弗’字衍)。”(贵生)

  “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生死存亡之本也。”(情欲)

  “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喑,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本生)这样看来,圣人是懂得声色滋味的人,“古人得道者”就在于“声色滋味能久乐之”(情欲)。感官生活的情欲被肯定为人生的最高意义,如果“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就“与死无择”,丧失“生”的意义了。从这一原则出发,一切有目的的活动是否对己有利乃是评判行为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下面,个人主观的利害关系乃是客观价值上的唯一标尺:

  “倕,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足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重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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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客观的事物对于人生是有意义的,但其全部意义仅在于对一己之生命有利,对个人的生命有利,这种利益决定人和事物关系的意义与价值。

  物是感官情欲的来源,也是一己利益的来源,它仅是利己的手段,而不包含个人以上的社会的目的,如果拿“物”或“天下”来和人身相比,“论其轻重”,则生与身为重,而物与天下为轻: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本生)

  “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所以为,而轻重得矣。”(审为)

  因此,“轻物”并不是无条件的把感官情欲加以全部否定,而是有条件的加以适当的节制,“故圣人必先适欲”(重己),在这里,杨朱派的学说不是如孟子说的邪说,也不是一般人说的纵欲主义。

  (三)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所谓全性,即顺应自然之性,生既有之便当全生,物既养生便当享用之,但不可逆命而羡寿,聚物而累形,只要有“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满足生命就够了,不要贪得无厌,不要为外物伤生。

  所谓保真,就是保持自然所赋予我身之真性,自纵一时,勿失当年之乐;纵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纵心而游,不逆万物所好;勿矜一时之毁誉,不要死后之馀荣;不羡寿、不羡名、不羡位、不羡货,乃可以不畏鬼、不畏人、不畏威、不畏利,保持和顺应自然之性,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节)欲。”(重己)

  “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生)之斧。”(本生)

  这二段话都把“欲”与“生”对立起来,并在绝对的意义上否定了“欲”。

  “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于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此之谓全德之人。”(本生)

  “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重己)

  “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瞻,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沉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情欲)

  这里所述的“全德”的圣人,已经不是杨朱所讲的“圣人”,而完全似老、庄一派所讲的“真人”,“贵生”已变成“养生”、“长生”。

  (四)据说是为我。

  关于“杨朱”其人,上述资料有阳生、杨子、杨朱、杨子居、杨子取等称谓,据《古史辨》第四卷下编郑宾于《杨朱传略》考证,断定为“姓杨(或作阳)名朱,字子居(或作子取)”,并断定为秦人。关于杨朱的生卒年代,我以为必晚于墨翟,而前于孟轲,《古史辨》卷四下编门明《杨朱篇和杨子之比较研究》断定“他生卒年代的约数,当是西纪元前450至前370(即周贞定王十五年至周烈王六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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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朱是个怎样的人? 杨朱是先秦道家的一个著名人物。古代文献中有称为“阳子居”或“杨子”或 “阳子”,都是指杨朱一人。古代阳、杨通用。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庄子》中记载着 他向老子求教之事:杨朱谒见老聃,请教明王之道,说:“假如有这么个人,禀性聪慧,精明强干, 处事果决,明察秋毫,悟性极高,并且学道精勤,永无懈怠。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与明王圣帝相匹敌呢?” 老聃冷笑一声:“若是将这种人比作圣王,实在可笑,这种人犹如工匠苦役, 心灵怵惕,形容憔悴。虎豹之皮华贵而有文采,所以成为人们围猎的目标;猕猴窜跳敏捷,身上总带着绳索;狗能捉狐狸,所以项圈不离脖颈。精明强干的人与这三种动物有什么不同。他们若可比明王,三种动物也可比明王吗?”

  杨朱听罢老聃的话,容颜变色,恭谨地问:“那么明王之治究竟什么样子?” 老聃回答:“明王之治嘛,功盖天下而不以为是自己的功劳,诱化百姓,让他们行善去恶,借来万物造福百姓,而百姓并不知道,还以为是我自然如此;明王将功绩归于万物,不突显自己的名声;与万物同体,游心于虚通之境。” 《庄子》中关于杨朱与老子关系的另一段记载是这样的: 杨朱前往沛地(今江苏沛县)拜访老聃,恰巧老聃已离开沛地前往秦国。杨朱南下,老聃西行,二人邂逅于梁国(在今河南开封附近)。老聃打量一番杨朱,仰天长叹,说: “从前我以为你是可教之徒,今日再见,知你已不可教了。”

  杨朱默然不答,跟从老聃西行。到了旅舍,杨朱为老聃端来洗漱用具,服侍老聃梳洗已毕,这才将鞋脱于门外,以肘、膝代步,爬行至老聃面前,极其谦恭地问:“刚才我想请教夫子,但您行走不辍,我怕耽误您的行程,所以未敢问。现在您有空闲了,我想请教夫子,我错在何处。” 老聃说:“你一副飞扬跋扈的样子,谁敢和你在一起?要记住这个道理:廉洁清贞的人,犹如污辱的样子;盛德圆满的人,犹如德行不足的样子。” 杨朱一脸严肃,说:“杨朱敬奉尊命。” 杨朱南下之时,威仪赫赫,每到旅舍,主人亲自迎送,男主人为他拿着坐卧的毡席,女主人手持梳洗用的毛巾,原先坐在地板上的客人避席而走,生火取暖的人不敢靠近暖炉。蒙老聃的一番教诲,杨朱返回时是另一幅景象,他使自己完全混同于一般的俗人,在旅舍里客人们都争着与他并肩而坐。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杨朱是老子的弟子当是没有疑问的。《庄子》和《韩非子》记载了杨朱去宋国时的一个故事: 杨朱前往宋国,住在一家客店里。客店主人有两个侍妾,一个长得漂亮,一个长得丑陋,奇怪的是,丑陋的侍妾其地位在另一个之上。杨朱问店主人这是为什么。店主人说: “漂亮的自以为漂亮,不知进取,我已忘记了她的漂亮;丑陋的谦下有礼,况且丑陋是自然生成,我已忘记了她的丑陋。” 杨朱听罢,深有感触,对随行的弟子们说:“你们要记住,力行贤德而去掉自以为贤德的傲慢意识,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重。” 杨朱要弟子们谦下的教诲与上述老子对他的训诫相一致,杨朱继承了老子的思想。 主张老子的“身重物轻”,杨朱发展了老子这方面的思想,形成“贵己”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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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孟子.滕文公》篇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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