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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七起义

  于七起义,即明末清初胶东农民起义,其核心领袖为于七,因而称为“于七起义”。满清入关后执行 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激发了农民运动的萌生,在胶东一带,于七先后两次率众起义抗清。是清初农民抗清斗争中规模较大的地方性起义。

  “大厦将倾,众人各自散去,仅剩主家孑然一身。”这样的场景,是小说里描写一个大家庭遭逢变故时屡见不鲜的桥段。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因此当主人家遭难的时候,大多数仆人会“大难临头各自飞”。不过,在历史上,有一位栖霞仆人在遇到类似情形时,却坚守一个“义”字,在青史里留下了光彩的一笔。

  这位栖霞仆人的名字叫林之珍,按照清代《栖霞县志》的记载,这个看起来很文雅的名字,是后来改的,而他此前的名字相当通俗,叫做“刘柱子”。

  刘柱子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明末清初。当时,他在栖霞县庠生(秀才)林佺家中做仆人。关于刘柱子和林佺的具体籍贯,县志没有详细记载,推断是蛇窝泊、唐家泊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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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图均为牙山附近的风光)

  如果没有变故的话,刘柱子的一生,可能就会在平谈无奇的仆人岗位上度过。可是,到了顺治十八年,变故出现了。

  当年,栖霞人于七在牙山发动第二次反清起义,清廷派重兵迁来镇压,胶东诸县颇受涂炭。到了第二年,起义失败,于七逃往崂山隐匿。但事情并未就此终了,腾出手来之后,清廷开始秋收算账,整肃与于七有来往的地方望族。前后牵连甚广,约百年后问世的《聊斋志异》书中亦有记载:“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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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时的形势下,“告密”在栖霞和拉秧颇为流行。有的人告密,是为了彰显对朝廷的忠心;有的人告密,是为了表态自保;还有一些人告密,纯粹就是为了公报私仇,后来大多被证明是“诬告”。

  但当时的清廷并不管这么多,只要有人告发,立马收入大牢,莱阳名人宋琬就曾因被人诬告而身陷囹圄。在“告密”大潮中,刘柱子的主家,栖霞县秀才林佺也被人告发与于七相通。

  实际上,于七在第一次起义之后,被招安为栖霞县把总,也算是当地的头面人物,因此栖霞不少大家族都与之有来往,林佺认识于七也不意外。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追究的话,恐怕栖霞一大半的望族都要牵扯其中。

  不过,诚如之前所言,清廷一开始采用的是高压恫吓的政策,并没有耐心调查清楚,就直接将林佺收入大牢。县志称:“或诬林佺以通于七,遂系臬狱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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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臬”指的是臬司衙门,即一省之提刑按察使司。于七一案涉及重大,因此府县两级无权办理,多由山东提刑按察使司办理。结合《聊斋志异》中“公孙九娘”的记载,当时被关在济南的人颇多,以至于棺材都供不应求,所谓“济城工肄,材木一空。”

  从史料记载来看,与于七的确有关的人,大多送到济南不久,就被处决;而被诬告的,虽然没有证据,但仍长期关在监狱里,等数年之后,风声过了,才陆续放了出来。宋琬如此,林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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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佺在狱中等待这段时间,可谓煎熬。因为虽然没定死罪,但活罪难逃。他入狱之后,家产就被抄没,以至于在狱中吃饭都成了问题。在这个众人四散的危难之际,刘柱子站了出来,帮助主家度过难关。

  据《栖霞县志》记载,当时刘柱子“只身供给,久而不怠”,一坚持就是好几年。

  数年之后,林佺的案件得到昭雪,他回归故里之后,立马就办了这样几件事。第一,给刘柱子赐姓改名,从刘柱子变成林之珍,待之以侄礼,也就是把他看作林家的人。第二,让自己的儿子分出一半田产给林之珍,用来报答他的恩情。

  胶东人重义,在林之珍的这个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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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胶东地区,于七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尤其是在两大山区,栖霞牙山和青岛崂山周边,都流传着众多与其相关的传说故事。于七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在清朝初年,他曾发动了两次反清起义。在古代,胶东半岛地处海表边陲,鲜有大的战事。而于七起义,算是胶东古代史上比较轰动的大事件。

  关于于七起义的经过,此前业内已经有很多人撰文记叙,在栖霞民间,更是有很多绘声绘色的传说,因此,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以往大家关注的焦点,都在于七身上;本文要讨论的话题,则换一种思路。在历史上,于七曾先后两次发动起义,但清朝对待他的态度却截然不同,这其中有什么缘由呢?

  下面就先看看于七前后两次起义中,清朝都是如何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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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山风光)

  首先,看于七第一次起义的经过。清代《登州府志》对此记载较为详细,志称:“(顺治)五年,栖霞民于七,招集亡命,据锯齿山(牙山),肆行剽掠。七年,率众攻宁海,知州刘文淇死之。”根据以上记载,于七第一次起义期间,曾率众攻打宁海州(牟平),当地知州因此而死。

  在古代,这种行为堪称“大罪”。不过,当时清朝的态度却颇为柔和。“朝廷以反侧者多,每招抚之。”最后,时任登州府知府张尚贤委任于七为栖霞县把总(低级武官职位),算是将他招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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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之后,到了顺治十八年时,情形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被招安之后的于七,已经成为栖霞当地的头面人物,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交”上(栖霞莱阳不少大家族都跟于七有来往),看起来并没有再起事的打算。不过,一件意外却成为了导火索。

  当年春天,于七的弟弟于九,同莱阳人宋彝秉发生冲突,在庙会上斗殴。正常来讲,这只是一件民间纠纷。但宋彝秉为了报复对方,竟然到兵部控告于七准备谋反。

  按照常理,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应该先派人将此事调查清楚,再下结论。然而,史料记载,清朝当时直接就派出官兵查捕,丝毫不给于七情面。官兵上门时,于七不在家中,其家人拒捕,杀伤对方,形势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似箭在弦上,因此于七不得不发动了第二次起义。

  听闻于七再次起事,这次清朝毫不犹豫,命征东将军济席哈率大军进驻莱阳,准备围攻牙山。从顺治十八年底,到康熙元年初,清朝的大军在牙山将于七围困了数月之久。如今,栖霞牙山周边的地名,如接官亭(血灌亭)、营盘、上哨等,都是从这段历史而来。后来,因实力对比悬殊,起义失败,于七从牙山突围。相传在崂山隐姓埋名,出家为僧,成为胶东地区螳螂拳的发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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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记载当中,可以明显看出清朝在于七前后两次起义时的不同态度,第一次态度柔和,虽杀知州而不问;第二次态度强硬,事未查清就派人捉拿。造成这前后两种不同态度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如果视野仅放在胶东范围内,这一问题很难找到答案;而考虑到当时全国的整体形势,原因就一目了然。清朝对于七的态度,与当时国内整体反清势力的声势,有明显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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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治五年,于七第一次起义时。当时南明的永历政权还在广西存在,金声桓、李成栋、姜瓖又先后在江西、广东、山西等地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一时之间,清朝感觉难以应付,因此对一般的“起义者”,如于七等,采取招抚态度。

  等到了顺治十八年,于七第二次起义时,清朝已经实现对南方的占领,永历政权处于崩溃的边缘,东南沿海的郑成功,此时的声势也大不如前。因此,清朝有足够的底气和精力,来处理小区域范围内的“变乱”。

  倘若于七第二次起义能够提前两年发动,也就是顺治十六年的时候,或许情形还有转圜的空间。当年,郑成功的兵力正处于鼎盛时期,他亲率十多万大军沿海北伐,一度包围南京,震动东南半壁。假如,于七此时在胶东举兵,不占牙山,而直奔海口(如丁字湾等),与郑成功声势互通,或许还有可能改写明清之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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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七, 汉族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为了恢复明王朝,挥师抗清,激发了北方各地农民的起义。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秋,于七第二次领导农民在锯齿牙山起义抗清,登莱二府人民纷起响应,反清烈火燃遍胶东。70岁时被举为方丈,他享高寿,老死在华严庵。现华严寺(华严庵)善和的墓塔已修复,寺外立了于七石雕像。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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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七生于栖霞市唐家泊镇,上过几年学,14岁拜师习武。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考取武秀才,次年又中武举。于七为人正义和气,时常为乡亲排解纠纷,因而他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得到人们的爱戴。他乐于交往,经常结交各路志士豪杰。久而久之,以于七为中心,栖霞及附近县中的志同道合者聚拢了一个社会圈子,他们常聚集在北大天、于沟、塔儿坡等地议论政局,演练武功,形成了一股势力。

  清兵入关后,迅速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但遇到李自成旧部和其他反清力量的反抗。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于七在董樵等有识之士协助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清起义,他们以淘金工人为骨干,广泛发动农民,联络海岛渔民,在胶东锯齿牙山建据点,坚义旗,反清抗暴。于七部与昆嵛山区的农民起义军相配合,攻克宁海州,向文登县城、栖霞分城进攻,令统治者大惊。

  清廷获悉,十分关切,剿抚并济,使起义军遭沉重打击,于七在动摇中受招安,致使起义失败。

  于七降清后,难以得到统治者信任和地方官吏的善待,受到亲朋好友的谴责。经旧友的规劝,于七终于悔悟,改善了同旧友乡亲的关系。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郑成功为了恢复明王朝,挥师抗清,激发了北方各地农民的起义。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秋,于七第二次领导农民在锯齿牙山起义抗清,登莱二府人民纷起响应,反清烈火燃遍胶东。清廷深恐斗争蔓延,派万余名满蒙“八旗兵”和九省两万多名“绿旗兵”围攻锯齿牙山。于七率众英勇抵抗,但寡不敌众,于七等极少人突出,大批起义官兵及家属被杀害。昆嵛山、招虎山方面也遭挫。

  康熙元年(公元1661年)春,于七从锯齿牙山突围,转移至崂山东麓,先在王哥庄港西给人家当佣工,后为避难便到华严庵出家当和尚,先得法名通澈,受戒时又获法号善河。他在众和尚中颇有威信,70岁时被举为方丈,他享高寿,老死在华严庵。现华严寺(华严庵)善和的墓塔已修复,寺外立了于七石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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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七起义,即明末清初胶东农民起义,其核心领袖为于七,因而称为“于七起义”。满清入关后执行 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激发了农民运动的萌生,在胶东一带,于七先后两次率众起义抗清。是清初农民抗清斗争中规模较大的地方性起义。

  于七简介

  于七 (1607一1701) 本名乐吾,山东栖霞唐家泊村人,抗清英雄。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初字小喜,后改为孟熹,因在同胞十人中排行第七,故称于七。于七出生在栖霞一个非常特殊的殷富之家。祖父于进表,是山东省大金矿主,栖霞巨商,登州府富豪,胶东武林名人,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资本家。于七的祖父于进表为管理金矿,从蛇窝泊村迁到牙山西麓的唐家泊村。父亲于可清,绰号‘草上飞’,明末曾充防抚铺兵,为明朝的武将军,明崇祯二年,与入侵腹地的后金军作战,殉国在保京战场。于七的外祖父戚继光,是中华历史名将。母亲戚颜君,是戚继光的长女。

  起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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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在明末清初、社会动荡阶段,于七和兄弟于六广泛开展社交,结交武林中人,劫富济贫。不过他们抢劫也是有原则性的,比如打听到有富家大户时,于七先独自登门拜见,如果对方拿出所有钱财粮食,他就取一半,给对方留一半。相反,如果对方吝啬耍心眼,就别怪于七不客气了,他会用武力拿走所有家产。久而久之,于七的名声越来越大,投奔者也越来越多,1650年,于七以淘金工为主体,联合胶东各县农民起义武装,发动了胶东第一次农民抗清起义,他率领千人进攻宁海州(今烟台牟平区),将知州刘文琪枭首示众。当时满清政府暂时无暇顾及,让当时登州知府张尚贤出面,采取怀柔政策,招抚于七为栖霞把总(明代清代前中期陆军基层军官名)。有了这个身份,于七可以更方便聚集人脉、扩大武装力量,他当时结交了一批反清复明的“复社人员”,比如栖霞的郝晋、莱阳的宋番宋琬兄弟、宋继澄父子,还有即墨黄培等等,只等时机成熟,来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没想到,这个机会提前到来了,而点燃这场战争火焰的竟然是莱阳城一个有名的恶霸宋彝秉,人称“宋二阎王”。他虽是宋琬的侄子,却是宋家家族里的败类,整日吃喝嫖赌、无恶不作。这样一个人,怎么跟于七惹上关系了呢?于桂明说,这事还得从于1661年4月15日,莱阳宝泉山庙会说起。

  “对莱阳城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春暖花开,人们出来看花、赏景、拜佛,祈求一年平平安安。于七的弟弟于九,也陪着妻子衣氏来了。衣氏出身大家闺秀,绝色佳人,同在庙会的宋彝秉一眼就看上了,上前就调戏。守在旁边的于九看他这副德行,又得知他就是流氓宋彝秉后,当即把他打了个鼻青脸肿。”宋二阎王骂骂咧咧地走了,于九没想到,这件事为于家招来了灭顶之灾。

  宋彝秉依仗父亲在清廷兵部为官,直接进京诬告:“于七在栖霞盖金銮殿、绣龙袍,准备反清复明当皇帝。”根基尚不稳定的清廷最听不得这样的消息,不管真假,直接派兵查封于家。于七明白,反清的时机已经到了,将家人安排妥当后,他和弟兄们进入了牙山,等待他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的恶战。

  清廷派出三大帅六大将二十万兵力向牙山进发。于七一声号令,分布在胶东半岛其他地方的起义军同时起义,完全打乱了清廷的计划,之后的战争,如果电视剧中演的场景,你退我进、你进我退,双方僵持了两年之久。直到1662年,清政府着急了,调来了当时威力最大的武器红衣大炮,连续轰炸了三天。

  满目苍夷的牙山终于安静下来,几天的轰炸让于七有了重新思考。两年对战,起义军已死伤无数,现在只剩下一少部分实力,难以抗衡,他决定冲出去,等待日后卷土重来。山前山后都有清兵怎么逃?他用了一招“山前弃靴,山后夺路”,具体做法我们还是看看《周至元诗文选》中的描述吧:

  他将所穿靴抛掷于前山,从山后直冲而下,闯入满清大营。清兵以为于七偷袭,仓皇应战,趁这慌乱之际,于七突围而去。到了天明,清兵在山前发现于七所穿的靴子,以为他由前山逃跑,于七成功逃脱。轰轰烈烈的“于七抗清战争”就这样结束了。于桂明说:“1661年4月,南明离开大陆,7月,于七发动第二次起义。如果提前四个月(三月份)联明起义,可能胜算机率极大。于七的失败,是只占地利、人和,失去了天时。”

  起义影响

  这场起义给清政府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群众带来了灾难,“土地荒芜无人种,白骨堆山遍地磷”。为了找于七,清兵走到哪里杀到哪里,尤其是在牙山遍寻不着于七痕迹时,他们便将这份愤怒发泄到隐藏在山里的普通民众身上,数万名民众死于屠刀下,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后来有人在牙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血灌亭”。在于七的老家栖霞,灾难也没有避免,于家大小人口中,被清廷满门抄斩50多人;受牵连的家族亲友被关、杀超过三千人;清廷围胶东,攻牙山,杀戮男女老幼和义军十几万人。而整个事件唯一的“获利者”或许就是那位诬陷于七的宋彝秉了,朝廷因他告密有功,不仅给升了官,还将于七的全部家产都赏赐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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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这场起义给清政府沉重打击的同时,也给群众带来了灾难,“土地荒芜无人种,白骨堆山遍地磷”。为了找于七,清兵走到哪里杀到哪里,尤其是在牙山遍寻不着于七痕迹时,他们便将这份愤怒发泄到隐藏在山里的普通民众身上,数万名民众死于屠刀下,尸体遍野、血流成河,后来有人在牙山下建了一座亭子,取名“血灌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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