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完用资料


1858-1926

中文名:李完用

外文名:이완용

别 名:一堂

国 籍:韩国

民 族:朝鲜族

出生地:朝鲜京畿道广州

出生日期:1858年7月17日(农历六月初七)

逝世日期:1926年2月11日

职 业:政治家

毕业院校:育英公院

主要成就:推动日韩合并

代表作品:《一堂纪事》

李完用——朝鲜卖国贼

  李完用(朝鲜语:???,1858年—1926年),朝鲜王朝后期大臣,朝鲜日治时期的贵族,被当今朝鲜和韩国视为头号卖国贼。字敬德,号一堂,本贯牛峰,出生于京畿道广州。早年曾出使美国,是亲美派及亲俄派的代表人物。日俄战争后迅速倒向日本,成为亲日派首脑。此后他积极从事卖国勾当,1905年全力赞成《乙巳条约》,1907年逼退高宗李熙,1910年代表大韩帝国在《日韩合并条约》上签字,至此日本吞并朝鲜半岛。李完用被日本帝国封为伯爵,后升侯爵,位列华族。他遭到了朝鲜半岛人民的唾骂,被列入“乙巳五贼”、“丁未七贼”及“庚戌国贼”中。

  早年经历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朝鲜哲宗九年)六月初七日,李完用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广州(一说全罗道益山郡)。他本贯牛峰李氏(牛峰在今朝鲜黄海北道金川郡),是朝鲜的名门望族之一。他的父亲叫李奭俊,原名李镐奭。后来他被过继给远房同族李镐俊为养子。他还有一个庶兄李允用,是兴宣大院君的女婿。

  李完用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于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高宗十九年)十一月获增广文科丙科及第,除授待教。李完用虽然自幼接受汉学教育,却是在开化思潮下影响的一代人,他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进入美国人教学的育英公院学习英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七月,李完用被任命为参赞官,随全权大臣朴定阳出使美国。次年五月因病返国。经过这次美国之行,李完用成为了亲美的人物。

  李完用归国后被任命为电报局会办,随后历任吏曹参议、外衙门参议、内务府参议、承旨、内务府协办、吏曹参判、育英公院办理等官职。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八月被起复为驻日全权公使,但被他以疾病推辞。同年十一月,李完用参加了金弘集内阁,任外务协办。次年五月朴定阳组阁,他被擢升为学部大臣。当时日本挟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之威而控制朝鲜,被日本赶下台的闵妃准备拉拢西方势力,从日本人和亲日派手中夺回政权。李完用在这个时候就投靠了闵妃集团,他经常在俄、美使馆区的贞洞一带活动,视为“贞洞派”(亲欧美派)的中坚人物。

  亲美亲俄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贞洞派的实际领袖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浪人暗杀,是为“乙未事变”,同时日本重建了朝鲜亲日政权。李完用作为贞洞派要员在当天即被免职。李完用急忙找到跟他有多年交情的美国驻朝公使安连(Allen.H.N,即霍勒斯·艾伦),躲进了美国公使馆。同时他又积极与其他“贞洞派”官僚策划政变,企图夺回政权。李完用和李允用兄弟参与了当年十月十二日发生的“春生门事件”,结果被亲日政权击溃,李完用又一次躲进了美国公使馆。后来他又出入俄国公使馆,与俄国公使韦贝尔(Вебер)及亲俄派领袖李范晋等人频繁接洽,企图把日本控制下的高宗李熙转移至俄国公使馆中。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这个计划终于成功,高宗逃到了俄国公使馆并宣布逮捕金弘集等亲日大臣,史称“俄馆播迁”。亲日内阁垮台后,由金炳始出面组建亲俄内阁,李完用在俄馆播迁中立下大功,所以在俄馆播迁当天即被任命为外部大臣,后来又把李范晋排挤出内阁,一时成为当时朝鲜炙手可热的人物。

  李完用在做外部大臣期间,向俄国、美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列强出卖了矿山、森林、铁道等大量利权,所以有史家说:“完用辈之卖国手腕,不待庚戌(1910)之末日,而已见于移跸俄馆之日矣。”同时,李完用又积极支持美国籍的徐载弼建立独立协会,他自己则任独立协会的二把手——委员长。他在独立协会期间逐渐抛弃俄国,完全倒向美国,在集会演讲时曾说过“朝鲜如果不依靠美国就会是波兰的下场”,他拒绝了俄国关于咸镜道一带矿山采掘权的要求,甚至企图阻挠俄国人派遣军事顾问。俄国公使韦贝尔对于李完用的背叛十分恼火,向高宗施压,要求驱逐李完用,李完用于建阳二年(1897年)被调任为学部大臣,而亲俄的闵种默则接替外部大臣一职。俄国仍不满足,继续施压,同年9月李完用左迁平安南道观察使,20余日后调回中央任中枢院议官及秘书院卿,这些其实都是闲职,表明李完用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了。

  李完用在独立协会的影响下背俄投美,但他与独立协会中以尹致昊为首的民间人士对立逐渐加剧。尹致昊对李完用非常不满,早在俄馆播迁之前,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非常不喜欢李完用,他的贵族骄傲、他的狡猾、他浮浅的卑劣、他的顽固——喜欢顽固对待他的同僚和下属,却屈服于强权——所有这些都让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偏见。……他是一个渺小的化身。”俄馆播迁后尹致昊与李完用共事时,发觉他更多的卑鄙行径,认为“李完用在玩弄一个聪明的把戏,他那只知道吝啬的哥哥李允用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李完用不需名誉受损就能分享到好处……李完用如此冷漠无情,所以我从来没能在和他的友谊上取得丁点进步。”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2月27日,独立协会举行改选,李完用接替安駉寿出任第二任会长。3月11日,李完用被外放为全罗北道观察使,由尹致昊担任代理会长。尹致昊趁李完用不在,大肆宣传他任外部大臣时割让利权的行径,因此李完用为独立协会会员所不容。7月17日,独立协会召开大会,一致决定将李完用开除出会。光武五年(1901年)李完用回京,此后就一直任宫内府特进官。这完全是一个类似顾问的闲差,此时的李完用处在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投靠日本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拉进日本阵营。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失势已久的李完用转而投靠日本,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分子。光武九年(1905年)9月18日,李完用被任命为学部大臣,重新跻身中枢。日本胜利以后,打算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于是在11月派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来到韩国,强迫韩国政府缔结保护条约。伊藤博文抵达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以后,便重金收买了李完用等人,要他们促成缔约。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下午3时,大韩帝国政府大臣在庆运宫漱玉轩召开御前会议,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坚决反对同意日本提出的条约,其他大臣也跟着反对,只有李完用独自说道:“这种条约,如果不缔结那就是万幸了;一旦缔结的话,还是修改几句为好。”结果遭到韩圭卨的痛斥,说他不该有这种念头,李完用被迫表示拒绝缔约。当天晚上,数万日军开进庆运宫,伊藤博文及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入宫,强迫韩国政府缔约。韩国高宗皇帝称病不去,由政府八大臣负责接待伊藤一行。在会议上,伊藤博文拿出事先拟好的条款,强迫韩国政府同意。李完用及外部大臣朴齐纯、内部大臣李址镕、军部大臣李根泽、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写下“可”字,而参政大臣韩圭卨、度支部大臣闵泳绮、法部大臣李夏荣则写下“否”字。其中韩圭卨抗议最烈,最后被日本兵强制拖出宫廷,拘禁他处。伊藤博文以5人对3人宣布缔结条约,李完用又要求在条约上加上保护皇室康宁之句,得到伊藤的同意。最终朴齐纯代表韩国政府与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条约”),韩国丧失了外交权,沦为了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

  《乙巳保护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开以后,韩国举国舆论哗然。李完用及其他4名同意缔结条约的大臣被百姓骂为“乙巳五贼”,李完用的家在第2天就遭人纵火。大臣们纷纷上疏痛斥李完用等“乙巳五贼”的卖国行径,要求皇帝废除条约,严加惩办李完用等人,闵泳焕、赵秉世等大臣更是自杀殉国。反日义兵运动也随之兴起。不过当时人们把外部大臣朴齐纯当做祸首,韩国人对李完用的仇视还不是很深。李完用真正遭到全国一致唾弃仇恨的,则是光武十一年(1907年)逼退高宗的事件。

  李完用其实早就主张废黜高宗。在光武十年(1906年)12月10日,在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回国时,李完用访问驻韩日军司令长谷川好道,向他进言道:“相信伊藤统监重新回到韩国时,设法矫正陛下的性格,为使国政改善取得成效而热心尽力,但是,归根到底充分了解陛下的性格后,无疑认为最终还是无法挽救的。我们也懂得,虽然凭借多年的君臣之情谊,采取种种手段努力改变圣意,可是到底无补于事。相信作为最后手段则唯有采取正如其实例见于本国历史那样废立之举。不过,如果这事公开和日本方面商谈,得到其同意,那么事态会变得非常麻烦。要紧的是,只是由我们3、4名同志坚决实行,以免累及日本。可是,至少必须事前求得日方的同情。”对此,长谷川以时机尚早为由未曾予以承诺,但认为“不得不预先心里有所准备”,对李完用的用意示以理解。由此李完用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赏识。

  当时朴齐纯内阁软弱无力,统监伊藤博文属意唯日本马首是瞻的李完用担任新任参政(总理)大臣,建立更加亲日的新政府。光武十一年(1907年)5月22日下午4时,伊藤博文进宫谒见高宗皇帝,说李完用是对韩日关系进展与“施政改善”推进方面的合适人选,极力推荐其为参政大臣。虽然高宗以其年龄、经历及一般舆论等为由,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伊藤断定一般舆论丝毫不能成为其基准,历数至今为止高宗的排日活动,以此堵住高宗的嘴巴。下午7点,在伊藤的要挟下,高宗迫不得已召见李完用,下令组阁。就这样,李完用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由学部大臣擢升为议政府参政大臣,取代了朴齐纯;6月14日,在日本人的“建议”下,高宗下诏废除延续数百年的议政府制度,仿效日本实行内阁制,李完用为大韩帝国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此举的目的是透过限制反日的高宗皇帝的君权,来扩大李完用傀儡内阁的权力,以便日本的侵略。高宗对伊藤及李完用内阁深恶痛绝,即使李完用进宫谒见,高宗也称病拒绝,每天老泪充眼,悲不自胜。高宗自然不甘心受日本人摆布,他在早些时候秘密派遣李相卨、李儁、李玮钟到荷兰海牙,希望他们在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上向全世界控诉日本的侵略暴行,收复韩国的主权。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海牙密使事件暴露,高宗的委任状及亲笔信也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刻招来李完用,对他说:“韩皇既然自己无视保护条约而对宗主国谋叛,此时日本便有充分的理由对韩国立刻宣战。阁下宜以首相之职责奏闻韩皇,促其作出‘决断’”。所谓“决断”就是高宗退位,也就是说李完用上年就酝酿好的废黜高宗的想法将在此时实现。伊藤博文逼退高宗的计划并不是由他本人出面进行,而是操纵李完用等展开逼宫,这点在他于7月7日向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的很清楚:“本官深切留意于退位一事,倘使韩人做出过于轻率之举动,而其责任则归于日本,如此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伊藤指使总理大臣李完用、农商工部大臣宋秉畯等人逼宫,又嗾使韩国亲日组织“一进会”在民间展开支持高宗退位的活动。李完用内阁从7月7日到18日举行了3次御前会议,会上李完用和宋秉畯两人交相威胁高宗退位。同时李完用还强迫内阁其他大臣和他们一起逼退高宗。7月17日午后,李完用等7大臣入宫,又一次逼高宗退位。高宗拍案大怒道:“朕宁死决不退位!卿等将朕欲卖与统监乎!”就这样骂了很久,李完用等人被迫退出。次日日本外相林董来韩,扬言宣战。高宗被迫同意下诏“将军国大事委托皇太子代理”。日本却伪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20日,在位44年的高宗李熙禅位于皇太子李坧即位,改元“隆熙”,是为纯宗。在禅让仪式上,宫内府大臣朴泳孝等人企图扑杀李完用,但事泄失败。

  高宗退位后4日,伊藤博文又胁迫李完用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解散大韩帝国军。“乙巳五贼”中的其他人已经不想再干这种卖国勾当,但李完用竟然答应了伊藤博文的要求,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同意并单独在条约上签字,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经过逼退高宗、解散军队等事件之后,李完用继乙巳勒约之后再次遭到了全国的唾弃。当时逼退高宗的七大臣被称为“丁未七贼”,李完用作为“七贼”之首而遭到人们攻击。在高宗退位仪式上,就有一个叫李炳鼎的宦官痛骂李完用道:“大监世臣也,立朝三十年,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今日此举,乃大监之成功乎!”结果就被当场拿下。汉城市民听说李完用勾结日本逼退高宗以后,怒发冲冠,再次捣毁了李完用的住宅,并将李完用祖宗八代的神主全部焚烧。李完用一家被迫逃到宋秉畯家寄居(宋秉畯住在泥岘日本人聚居区,较为安全),极为狼狈。李完用在钟路上行走,旁边一群儿童不停骂他“卖国奴”。就连李完用的儿子李升九也感到羞耻,自杀了。据说李升九自杀后,李完用又霸占了他的媳妇任氏,翁媳通奸一时传得沸沸扬扬。

  推动合并

  此时的李完用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日本人对他的待遇非常优厚,日本于隆熙二年(1908年)赏给他十万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不久后又授给他“旭日桐花章”,以示表彰。自此李完用就更加死心塌地投效日本,积极推动日本对韩国的吞并。他对于日本的一系列要求毫无异议,唯命是从,于是他就任总理以后短短一两年时间,韩国的军队被解散,法部和军部被废止,东洋拓殖会社夺取了韩国大片土地的开垦权。

  隆熙二年(1908年),李完用奏请关闭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坊间普遍认为忘明朝之恩是不祥之兆(历史上中国明朝曾在壬辰倭乱期间救援朝鲜抵抗日本侵略)。果然,隆熙三年(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被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枪杀;12月22日,李完用应邀前赴汉城明洞教堂,悼念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刚从教堂出来时,遭到李在明抽刀行刺,车夫朴元文被刺死,李完用受重伤。李完用遂前往京畿道温阳温泉疗养。途中警备甚严,李完用只带了他的寡媳任氏去温阳。

  这时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合邦论”都甚嚣尘上。韩国方面的宋秉畯、李容九等一进会头目已经开始策划“合邦请愿运动”,隆熙四年(1910年)春,反对合邦的声音已经逐渐被压下来,日本也着手正式吞并韩国。2月,日本首相桂太郎发照会,嘉奖一进会的“贡献”。李完用在温阳养病,没能“躬逢其盛”,心中十分忌恨。尽管一进会气焰很盛,但日本遇到关键问题还是得找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隆熙四年(1910年)6月,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打算废除韩国的警察,但韩国内阁中(当时的内阁只剩四个部)度支部大臣高永喜和学部大臣李容稙表示反对。日本人遂派人到温阳征询李完用的意见,李完用点头之后,韩国的警察机构就消失了。

  隆熙四年(1910年)7月23日,新任韩国统监寺内正毅来到汉城,而他此行的目的正是为了彻底灭亡韩国。他准备利用李完用和宋秉畯之间的矛盾,实现对韩国的迅速吞并。他命令在日本的宋秉畯在下关待命,一旦李完用内阁对于合邦有支吾之词的话,就立刻召来宋秉畯,由他取代李完用组阁。果然,李完用听说后十分慌张,于7月29日拖着尚未痊愈的身子赶回汉城,抢在宋秉畯之前与日本接洽合并事宜。他走的时候有家人劝他辞去官职,李完用说:“我为国民怨府久矣,退则有祸,宁始终依日以自保也。”8月16日上午9时,李完用和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前往拜访寺内正毅,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密谈。新闻记者闻讯后赶来采访,统监府当局却声称“两大臣为了慰问日本水灾来拜访”。次日,韩国各大报纸均报导了李完用因慰问日本水灾去拜访寺内正毅的消息。事实上,这次密谈就是日韩合并相关会谈的序幕。

  在当天的密谈中,寺内正毅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合并的要求,李完用和赵重应表示没有意见。不过李完用提出合并后的两项要求:一、保留韩国的国号(日方打算在合并后改“韩国”国号为“朝鲜”);二、将皇帝(纯宗)、太皇帝(高宗)在合并后封为公爵,以免过分刺激民心。寺内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当夜,李完用又一次找到寺内,并对他说如果不答应他的两项要求的话就拒绝签约。寺内表示改“韩国”为“朝鲜”是日本内阁的决议,无法收回;至于对韩国皇帝、太皇帝的待遇问题,不只封公,就算封王都可以。次日,寺内正毅将他拟出的条款及将韩国君主封王的问题电告日本内阁,日本内阁表示同意并予以批准。当然,这一切都是李完用和寺内正毅的秘密交涉,当时外人并不知晓。

  隆熙四年(1910年)8月18日,李完用在韩国内阁会议上公开讨论寺内正毅提出的条款,由于当时的内阁大臣几乎都是亲日派,所以都同意合邦,唯独学部大臣李容稙誓死反对,条款竟未得到通过。李完用对此十分慌张,他害怕一旦合并条约不能迅速达成,一则使秘密外泄,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又会有性命之忧;二则被日本赶下台,让宋秉畯夺权。因此他四处奔走,游说其他高官和元老同意日韩合并。两位外戚闵丙奭和尹德荣在李完用的威胁利诱之下由反对合邦变为同意,这就为李完用加了重重的砝码。21日夜晚,李完用去找纯宗皇帝,告知合邦之事,纯宗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痛苦地同意了李完用的要求,李完用走出以后,纯宗就掩面哭泣。接着,李完用又去德寿宫谒见太皇帝(太上皇)高宗,高宗平静地表示:我是个不能参与政治的人,对合邦不便发表意见,一切皆由皇帝和大臣们商量吧。李完用欣喜若狂,急奔而出。高宗则在他走后仰天长叹,痛哭失声。

  8月22日下午1时,朝鲜王朝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地点在昌德宫之兴福轩。会上除了韩国的皇族和大臣以外,还有两个日本人——宫内府次官小宫三保松和统监府书记官国分象太郎参与以监视会议。日本的军、警、宪也对汉城全城进行戒严,会议是在警备森严、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李完用在会议上说明日韩合邦已经不可避免,并说经过与统监府的交涉,内阁全体大臣一致赞成合邦。政界元老金允植及皇族代表李载冕也没有强硬反对而被迫同意,其他皇族和大臣看见皇帝如此,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会议遂匆匆结束。而誓死反对合邦的学部大臣李容稙则被李完用故意不通知出席会议,他后来听说后,只能捶胸顿足地痛哭而已。

  李完用拿着纯宗皇帝授予的委任状赶往统监府,和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向统监寺内正毅报到,并于下午4时以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在合并条约上签字,寺内正毅代表日本政府也签了字,《日韩合并条约》在寺内正毅的颐指气使、李完用的一手包办下终于签订了。至此,大韩帝国暨五百多年的李氏王朝为日本所灭,朝鲜半岛也开始了长达36年的殖民地时代。

  晚年生涯

  作为《日韩合并条约》的韩方主导者,李完用与参与此事的另外七位内阁大臣被合称为“庚戌国贼”。8月29日,条约正式生效,大韩帝国灭亡。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开始进行殖民统治。韩国的称呼也被恢复为“朝鲜”。李完用的待遇自然不菲,在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纯宗三年)10月1日颁布的“总督府官制”中,李完用被任命为朝鲜总督府中枢院顾问,10月7日被封为日本帝国的伯爵,位列华族,并颁给恩赐金15万元。此后李完用又投身于“日鲜融化”的事业中,他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纯宗四年)以后频繁渡日,并参拜明治天皇陵,谒见大正天皇。大正五年(1916年,纯宗九年),当日本宣布朝鲜李王世子李垠与日本皇室之梨本宫方子订婚的消息时,李完用于8月4日在《每日申报》上撰文,回顾了他在合并前与伊藤博文提出的联姻建议及他在日朝皇室间“穿针引线”的作用,并提出了“内鲜同化”(内,指日本本土)的口号。大正八年(1919年,纯宗十二年)1月27日,李完用被任命为中枢院副议长。在这一年发生“三一运动”,孙秉熙等宗教领袖甚至寄希望于李完用出面呼吁独立,李完用直言不讳的告诉他:如果独立实现了,我的脑袋就没了。在三一运动过程中,李完用先后三次发表对独立运动的警告文,三一运动后又向新任总督斋藤实呈上《内鲜人融合问题具申书》,为日治朝鲜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由于他对日本忠心耿耿,日本于大正九年(1920年,纯宗十三年)晋封他为侯爵。

  此时的李完用非常得意,他还出任一连串亲日组织的名誉会长或顾问的职位。但他的内心却十分恐惧,因为作为头号卖国贼,他是众多朝鲜爱国志士仇恨的对象,他在大韩帝国时期除了李在明暗杀事件以外,他还曾遭到李铎、李东秀等人的暗杀,因此有人说他患上了“刺客恐惧症”。合并以后,李完用的警备异常森严,但仍有人不断试图暗杀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七可杀”中,李完用就被列入其中。 大正十年(1921年,纯宗十四年)10月8日,李完用遭到了韩宗河的炸弹袭击,大正十四年(1925年,纯宗十八年)12月16日又遭李荣九暗杀,不过两次暗杀事件他都毫无发损。

  大正十五年(1926年,纯宗十九年)2月11日,李完用死于肺炎(当年被李在明暗杀时伤及半边胸部,以致失去机能,被认为是远因)。日本追授他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朝鲜李王家以外唯一受此勋的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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