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益铉资料


1834-1906

本 名:崔益铉

别 称:최익현,初名崔奇男

字 号:字赞谦,号勉庵,世称勉庵先生

所处时代:朝鲜王朝,大韩帝国

民族族群:朝鲜族

出生地:朝鲜京畿道抱川郡

出生时间:1834年1月14日

去世时间:1906年12月30日

主要作品:《勉庵集》、《勉庵续集》

主要成就:朝鲜义兵运动的领袖

去世地:日本对马岛

崔益铉——朝鲜义兵运动的领袖

  崔益铉(朝鲜语:최익현,1834年1月14日—1906年12月30日),初名奇男,字赞谦,号勉庵,本贯朝鲜庆州,是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儒学家、独立运动家、爱国者。崔益铉曾于1873年上疏弹劾摄政的兴宣大院君,竟致其立刻倒台;1876年他由于聚众抗议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到黑山岛;1905年《乙巳保护条约》签订后起兵反日,成为全罗道义兵大将,但很快被日军和政府军镇压。1906年,崔益铉被流放到对马岛并在那里绝食殉国。1962年大韩民国追授崔益铉建国勋章。

  生平经历

  早年生涯

  崔益铉是朝鲜历史上的一名硕儒,也是近代一位杰出的爱国志士,世称勉庵先生。他本贯庆尚道庆州府,据说是新罗时期著名文学家崔致远的后代,朝鲜纯祖三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34年1月14日)出生于京畿道抱川郡。14岁时拜当时的大儒金琦铉和李恒老(号华西)为师,并在他那里接受了理学的思想。崔益铉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他在师从华西李恒老的过程中形成了忧国爱民的卫正斥邪思想、为国如家的忠义思想和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以实现王道政治为己任,同时也受到华夷之辨的很大影响,不承认满清为中华正朔,而尊奉明朝为正统,这也导致他排斥一切外国,尤其是坚决抵制日本,这成为他后来屡次反日的思想根源。

  朝鲜哲宗六年(1855年),崔益铉参加科举考试,并获明经科甲科及第,被任命为顺康园守奉官,转任新昌县监,随后历任成均馆典籍、司宪府持平、司谏院正言、吏曹正郎等职。崔益铉在官场一向以清廉正直、刚强不阿著称,仇视独裁和腐败现象,这被视为朝鲜王朝时期士林最大的美德。因此崔益铉名声大噪,再加上他学问广博,许多士子慕名求学,崔益铉逐渐成为了朝鲜儒林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门生也遍及朝鲜各地。但这也为他带来麻烦。1863年朝鲜高宗李熙即位后,其生父兴宣大院君摄政,成为当时朝鲜的独裁者。大院君大力强化专制主义,实行包括裁撤书院等一系列令儒林不满的措施,并倾尽全国之力重修象征王权的景福宫。由于景福宫工程所需款项奇缺,大院君命令全国百姓贡献财物,滥加引进清朝钱币,并巧立名目,收取愿纳钱、当百钱、通门税、水税等苛捐杂税,甚至大肆卖官鬻爵以填充景福宫工程的巨款。大院君的这些恶政都被担任言官的崔益铉看在眼里,并多次向朝廷上疏指责这些政策祸国殃民,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权宜之计,自然得罪了当权的大院君。崔益铉因此于高宗五年(1868年)被罢官,但他更加得到人们的称赞和尊敬。

  风口浪尖

  高宗十年(1873年),兴宣大院君自称“大老”,势力如日中天。为了笼络儒林,大院君重新起用崔益铉为承政院同副承旨,负责草拟国王教旨。从这时起,崔益铉卷入了一场宫廷政变,第一次进入历史的风口浪尖。崔益铉上任不久就自发地上疏针砭时弊,批评大院君治下的朝鲜“挽近以来,政变旧章,人取软熟。大臣六卿无建白之议,台谏侍从避好事之谤。朝廷之上俗论恣行而正谊消,谄佞肆志而直士藏。赋敛不息,生民鱼肉,彝伦斁丧,0士气沮败。事公者谓之乖激,事私者谓之得计,无耻者沛然而得时,有守者苶然而滨死。以致天灾见于上,地变作于下,雨旸寒暑,俱失其常。”但未直接提及大院君退位。这个奏疏经过大院君的审核,竟然被递交到了高宗的手里。大院君之所以批准崔益铉的奏疏,一是上疏文中没有直接提及大院君,一是大院君认为高宗不会“忤逆”他。谁料高宗看了奏疏竟然嘉奖崔益铉,并给他擢升为户曹参判,令大院君十分不悦。高宗敢违背自己亲生父亲,正是因为他的妻子闵妃在身后撑腰,高宗的王妃闵妃(明成皇后)由于世子册立的问题与大院君产生矛盾,已经韬光养晦多年,

  此刻正欲使自己的娘家骊兴闵氏联合丰壤赵氏、安东金氏一起发动政变,打垮大院君,自己上台执政,便注意到了崔益铉的上疏给了她绝佳的机会。高宗和闵妃深夜密召崔益铉,授予其亲近臣子才有的命召牌(表示国王有要事托付),让他上疏弹劾大院君本人,让他下台,好让高宗亲政。崔益铉为高宗的信任所深深感动,同时也认为自己逼退大院君是在为国尽忠,便立刻写下弹劾大院君的奏疏,并于十一月三日(1873年12月22日)递交给高宗。同日,他就因为不当言事的罪名而被高宗下令流配到济州岛,围篱安置。但这只是高宗和闵妃为了避免崔益铉在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遭到大院君的报复而采取的形式上的处罚,其真正目的的保护崔益铉免受迫害。

  在这篇弹劾大院君的奏疏(《辞户曹参判兼陈所怀疏》)中,崔益铉这样痛斥大院君的失政:

  “皇庙(指万东庙)之撤,君臣之伦斁矣;书院之罢,师生之义绝矣;鬼神出后,父子之亲紊矣;国贼伸雪,忠逆之分混矣;胡钱之用,华夷之别乱矣。惟此数三条件,打成一片,天理民彝固已荡然,而无复余存矣。加之以土木愿纳之类,相为表里,而为殃民祸国之资斧者几年于此矣,此非变先王之旧章、斁天下之彝伦而何哉?”

  因此,他总结为“政变旧章,彝伦斁丧”8个字来抨击大院君的失政。特别是对撤废书院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国学也,乡校是古之州序也,书院是古之党庠也。且设院之本意,则讲学明道实为之主,而乡先生崇德报功,仍其余事也。不谋广置,惟嫌叠享,并与其已举者而加废之,存十一于千百,则深违学校之古制,大失创设之本情”。

  崔益铉认为裁撤书院是废弃教育,埋没人才的愚民政策,影响国家的安危,他把这些错误归咎于大院君,称“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聪明,操纵威福,纲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最关键的是,崔益铉还指出大院君和高宗属于君臣关系,大院君不应以生父名义凌驾于国王之上,因此理应恢复君臣之伦,不准大院君干预朝政。这篇奏疏虽不乏崔益铉囿于儒家君臣理论和华夷观的腐陋之见,但也处处体现他忧国忧民、不畏权贵的精神。结果高宗顺理成章的接受崔益铉的上疏,宣布自己和大院君是君臣关系,宣布“亲政”,并命令大院君离开京城,不许参与政事。大院君见此上疏,老羞成怒,指使手下官员领议政洪淳穆等人伏阙上疏,请旨杀崔益铉。但高宗在闵妃的支持下不为所动,这些亲附大院君的官员又集体辞职,企图架空政府,这正中闵妃下怀,闵妃迅速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朝廷各部,并不准大院君进宫。大院君无计可施,只好离开京城。崔益铉的上疏竟成了使大院君十年势道一夕之间垮台的关键棋子。崔益铉也在1年多以后被赦免,并召回汉城任户曹参判。

  流放海岛

  高宗十年(1873年)大院君倒台后,高宗亲政,实际上是闵妃外戚集团掌握政权。闵妃集团对外政策明显比大院君时期厉行的锁国政策宽松许多。从1873年开始,以三年间的流配生活为契机,崔益铉清算了自己的官职生活,选择了忧国爱民的卫正斥邪之路。高宗十二年(1875年)日本欲打开朝鲜国门,派军舰骚扰江华岛和釜山沿海,史称“云扬号事件”。第二年1月日本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派使臣带领7艘军舰前往江华岛,逼迫朝鲜打开国门。闵妃集团面对国内主战的呼声,最终还是向日本妥协,派申櫶、尹滋承与日本人谈判。

  崔益铉本来就深受儒学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的影响,此事自然遭到崔益铉的强烈抵制。高宗十三年(1876年)正月二十二日,崔益铉联合司谏张皓根率领数百儒生在王宫昌德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

  崔益铉在《丙子持斧伏阙疏》中深刻洞悉了这个所谓“修好条规”的不平等性质以及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认为:

  “臣闻贼船之报,意谓廊庙当有定论,侧听屡日尚无所闻。外间喧传意在求和,万口同愤,四境汹汹。如其讹也,则公私幸甚;如其实也,则为贼人地也,非为国家也。此说施行,殿下之势去矣。……和出于彼之乞怜,强在我而我足以制彼,其和可恃也;今和出于彼之乞怜耶?我之示弱耶?畏怯而求和,则为目前姑息,向后溪壑之欲何以充?此所以乱亡者一也。彼之物货,皆淫奢奇玩;而我之物货,民命所寄而有限者也,不数年东土数千里,无复支存,国必随亡,此乱亡者二也。彼虽托倭,其实洋贼;和事一成,邪学传授,遍满一国,此乱亡者三也。……持斧伏阙,伏愿亟正大策……如其不然,臣目见域中人没于禽兽,不愿腼面苟活为伍,乞以此斧加臣显戮,使得归陪二圣于地下,亦朝廷之大恩也。”

  并预见了这些条款将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冲击,指出“彼之物货,皆淫奢奇玩;而我之物货,民命所寄而有限者”,将会带来后果不堪设想的掠夺性贸易,崔益铉还提出“倭洋一体”,与日本媾和将会输出“洋贼”之“邪学”(即天主教等洋教),动摇朝鲜的民族精神,使国家走上亡国之途,表示如果朝廷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但闵妃集团本来就倾向开放,加上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一面同意日本的条款,与其缔结《江华条约》;一面立刻将崔益铉逮捕,武力驱散在宫门前示威的儒生,并下令将崔益铉发配到全罗道西海岸的黑山岛。崔益铉由于他的正直敢言,再次触犯权贵,遭到流放恶岛的厄运。

  崔益铉被发配到黑山岛以后,在那里兴办学塾,成立了一心堂和黑山书社,并与当地的一些文人学士研究学问,吟诗作赋。崔益铉在黑山岛的诗文大都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孤愤失意的情怀。现今大黑山岛上的浅村还保存着“勉庵崔先生谪庐遗墟”。另外,崔益铉还特别钟情于黑山岛上的一块岩石,用朱熹的“为我重指掌”一句将其命名为“指掌岩”。他还在指掌岩上题写了“箕封江山,洪武日月”八个大字,充分表达了崔益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高宗十六年(1879年),崔益铉获得赦免,离开了黑山岛,回到了故乡抱川郡。

  反日活动

  崔益铉被放逐归乡以后十多年间,他致力于招收门徒,兴办教育、钻研学问,对政治绝少干预。但他实际上成为19世纪末朝鲜卫正斥邪运动的精神领袖。这段时间,朝鲜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隐士之国”——朝鲜终于全面打开门户,朝鲜原来的宗主国清朝与后来居上、包藏祸心的日本在朝鲜半岛的争夺日趋白热化。日本在面对清朝的固有优势而处于下风的情况下,一方面秣马厉兵、静待时机,一方面通过经济侵略对朝鲜不断蚕食,大肆掠夺朝鲜的农产品,使朝鲜人民生活更加困苦。《江华条约》缔结前崔益铉在上疏中的内容竟然一一得到应验。终于,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朝鲜爆发的东学党起义给日本以绝佳时机,日本利用清朝出兵朝鲜的机会,调兵遣将入侵朝鲜,扶植亲日傀儡政府,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接着驱逐了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开始了对朝鲜的吞并进程。

  这段时间崔益铉虽然没有参与政治,但日本蹂躏朝鲜的一切行径都了如指掌。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六月亲日政权成立后,断行所谓“甲午更张”,模仿日本、并在日本的“指导”下进行内政改革。“甲午更张”虽然带有资产阶级改革的性质,短期和表面上有利于朝鲜社会的进步,但实际上却是日本推动朝鲜同化于且合并入日本的过渡工具。崔益铉深知这个“更张”表面文章背后的日本阴谋,于是向朝廷上了一道《请讨逆复衣制疏》,请求废除“甲午更张”的一切措施,处断朴泳孝、徐光范等开化党“逆贼”,并问罪于侵略朝鲜的日本。然而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变本加厉,甚至在开国五百三年(1895年)八月发动乙未事变,残忍杀害了朝鲜的国母——闵妃。接着又指使亲日的金弘集内阁下达“断发令”,要求朝鲜男子一律剪断长发,改留西式平头。断发令是对朝鲜信仰的儒家学说的彻底否定,也是日本对朝鲜同化阴谋的露骨表现,因此崔益铉毅然站出来,对“断发令”进行强烈抨击和顽强抵抗,最后被内部大臣俞吉浚下令将其逮捕至汉城,投入监狱。崔益铉被投狱后始终拒绝断发,表现出坚强的民族气节和志士精神。最终,建阳元年(1896年)2月10日,随着“俄馆播迁”事件的发生,亲日内阁倒台,“断发令”被废,崔益铉也得到释放。

  由于乙未事变和“断发令”造成了朝鲜全国的骚乱,第一次反日义兵运动(乙未义兵)风起云涌,因此刚刚通过“俄馆播迁”而从亲日派手中获得权力的高宗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来使全国性的义兵运动平息下去。崔益铉是朝鲜儒学界的领袖,威望极高,又在20多年前受高宗知遇之恩,所以高宗于建阳元年(1896年)2月任命崔益铉为“各府郡宣谕大员”,到全国各地招安义兵。这些义兵都是因“为国母报仇”和发对“断发令”而于乙未年冬起义的,其中柳麟锡等义兵领导人和崔益铉有密切关系。崔益铉对义兵运动抱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义兵首领。20多年未涉仕途的崔益铉再次做官,光武二年(1898年)以后先后被任命为宫内府特进官、议政府赞政、中枢院议官、京畿道观察使等高级官职,但由于崔益铉坚持儒学,看不惯当时社会上的开化风气,更由于不满官场的腐败和倾轧,这些职务不久都被他在1896年上《宣谕大员命下后陈怀待罪疏》、1898年上《辞议政府赞政疏》及再疏、《辞宫内府特进官疏》及再疏、1904年上《辞宫内府特进官疏》的三,四疏主动辞退。正是由于与当时社会方枘圆凿,崔益铉再度归乡,住在忠清道定山,并游历各地,从事教育事业。但这并不代表他不问国事,崔益铉还曾向高宗上《漱玉轩奏箚》、《阙外待命疏》及再,三疏、《时务十五条》等,提出“修武备”、“明大义”等建议,都体现出崔益铉忧国忧民的忠正之心。

  起兵抗争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又一次入侵韩国,并在日俄战争爆发不久后逼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日韩议定书》,把韩国拉进日本阵营;又在同年8月强迫签订第一次日韩协约,开始了对韩国内政外交的控制。面对国难当头,已经隐居数年的崔益铉再次奋起反抗。崔益铉于光武八年(1904年)收到高宗皇帝的密谕,并在次年1月进入汉城与高宗面谈。崔益铉指出自从乙未事变以后复仇心渐渐缺失,导致亲日分子猖獗,坚决主张反抗日本,并提出了人才择用和聚敛禁止等5条时务策。正由于如此,崔益铉遭到日本人的迫害,日本驻韩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命令日本宪兵将崔益铉逮捕,将他强制押往故乡抱川监禁。后来他被释放后,又一次上疏痛斥日本和卖国贼的罪行。结果再遭逮捕,押至定山,后又释放。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日本强迫韩国政府签订《日韩保护协约》(即《乙巳保护条约》),将韩国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崔益铉悲愤欲绝,立刻上了一道《请讨五贼疏》及再疏,要求高宗皇帝向国内外宣布乙巳条约无效,并处断李完用、朴齐纯等对日缔约的“乙巳五贼”。由于乙巳条约的签订,韩国又一次爆发了反日义兵运动,崔益铉对此感到异常兴奋,十分关心和支持各地义兵的反日斗争。此时73岁高龄的老儒崔益铉,毅然决定亲自起兵反抗日本。

  光武十年(1906年)6月4日,崔益铉与林秉瓒、林乐、崔济学、高石镇等80多名文人在全罗北道泰仁的武城书院举义,他们还发布起义檄文《倡义讨贼疏》,声讨日本罪行,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我有邻国,而不能自交,使他人代交,则是无国也;我有土地人民,而不能自监,使他人代监,则是无君也。无国无君,则凡我三千里人民皆奴隶耳,臣妾耳。夫为人奴隶,为人臣妾,则生已不如死……噫!彼日本之贼,实我百世之仇敌,……鱼肉我众庶,掘毁我冢宅,占夺我田地,凡系我民命之资,孰非彼掌握之物?……去年十月之所为,实是万古之未有。一夜间,勒纸片印,五百年宗社遂亡。……凡我宗室、大臣、公卿、文武、士农、工贾、吏胥,修我戈矛,一乃心力,殄灭逆党,食其肉而寝其皮;歼剿仇夷,绝其种而捣其穴,无往不复。措国势于泰磐,转危为安;拯人类于涂炭,所恃师直。”他们还发表了号召动员的告示《布告八道士民》和分为16条的名为《寄日本政府》的义举疏略,提出要进兵北上汉城与日本统监伊藤博文谈判。之后崔益铉在淳昌结集450人的义兵队伍,自任义兵大将。崔益铉带领的起义队伍作战英勇,多次打败日军,直逼全罗道首府全州城,义兵队伍也发展到近千人。被日本控制的韩国政府先派人招降,许以高官厚禄,但崔益铉不为所动,严词拒绝;接着韩国政府派遣大军前往全州,准备镇压崔益铉的义兵。崔益铉在交战的过程中得知这是政府军(镇卫队),认为不应同胞相残,便致书镇卫队统帅韩镇昌,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请其退兵以避免自我残杀。谁料韩镇昌不但不退兵,反而利用崔益铉的天真和麻痹袭击包围义兵,结果崔益铉的义兵队伍猝不及防,阵脚大乱,义兵将领郑时海阵亡,崔益铉和林秉瓒等人当场被俘,押往汉城。崔益铉的义兵队伍就这样昙花一现,很快就被镇压了。

  崔益铉在被俘后,再一次表现他的民族气节。他在被押送汉城的途中,一直吟诵着屈原的《离骚》和诸葛亮的《出师表》,以抒发他的愤懑失意和壮志未酬。由于崔益铉名望很高,所以统监府没有将他判处死刑。8月,崔益铉等人被判流放对马岛,并监禁在严原卫戍营里。崔益铉见自己身陷囹圄,加之年事已高,因此对亡国在即而自己却报国无门感到十分痛苦。他对一起被流放的林秉瓒说:“八十非从戎之年,然吾所以如此者,图所以取大义于天下。”这句话既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之心,又表现了他对独立自由的渴求。在被囚禁在异国他乡的痛苦和煎熬中,崔益铉选择了以死明志。光武十年(1906年)12月30日,崔益铉绝食而死,并留下绝命诗一首:

  起瞻北斗拜琼楼,白首蛮衫愤涕流。

  万死不贪秦富贵,一生长读鲁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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