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与张天复、张元忭父子有什么关系？恩同再造

　　徐渭与张天复、张元忭父子都是绍兴历史名人，在绍兴文化史上有突出的位置。前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多有论及，大多是在研究张岱与徐渭的时候，顺述徐渭与张天复父子的关系，但只是在著作或论文中略微点出，没有进行详细的考述，除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对徐渭的活命之恩一节外，其它方面则一笔带过，致使人们对徐渭和张天复、张元忭父子的关系认识并不全面。徐渭与张氏父子之间的来往应是比较频繁、密切的，他们的交往不限于张氏父子对徐渭的活命之恩一端。

　　一、师友之间

　　徐渭(1521—1593)，字文长，绍兴府山阴县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是绍兴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在绍兴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他屡试不第，以青衿终老。他曾因精神郁闷而杀妻，致使系狱达七年之久，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在他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中，曾有许多友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其中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同乡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张氏父子对徐渭的一生影响甚大，以致徐渭在《畸谱》中将张氏父子列在“纪恩”当中。

　　张天复(1513—1574)，字复亨，号内山，山阴人。长徐渭八岁，其后世的名声虽远不如徐渭，但在当时，他的功名和地位却远在徐氏之上。张天复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得中举人，二十六年(1547年)复中进士。虽然张氏科举之路并不顺遂，三十一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中进士，已不是少年科第，但其为诸生时就声誉颇盛。徐渭在《寿学使张公六十生朝序》写道：“学使公少负奇，有名诸生间蚤甚，时余亦抱经晩起，得望公于藻芹，稍与之角艺场中，而公所收门弟子，多至十百，皆足以弟子我者也，乃公则不以弟子而视我。”(徐渭《徐文长逸稿》卷十五)徐渭愿对张天复执弟子礼，但张天复不愿以居高临下的师长身份来对待徐渭，而把徐渭当作朋友，两人在举业学问上应该多有切磋交流，两人的关系应处在师友之间。张天复之所以如此对待徐渭，可能是出于对徐渭才华的注重。因为徐渭幼年时就表现出了不俗的才华：

　　六岁受《大学》，日诵千余言。九岁成文章，便能发衍章句，君子缙绅至有宝树灵珠之称，刘晏、杨修之比，此有识共闻，非敢指以为诳。

　　生九岁，已能习为干禄文字。

　　九岁能为举子文，十二三赋雪词，十六拟杨雄《解嘲》作《释毁》。　　虽然以上文字记载都是徐渭自述，恐稍有过誉之嫌，但是徐渭少年时期的才华也可从中略窥一二。青年时期的徐渭于诸生中更是声誉鹊起，嘉靖十九年(1540)，绍兴知府张明道(横渠)慕名与其讨论修府志事，徐渭为此作了《张石州论修府志书》。修府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所需的相关知识必须广博，知府张明道能够屈尊与徐渭讨论修府志之事，对徐渭的才能必然是有所耳闻的。嘉靖二十三年(1543)，徐渭又与沈炼、萧勉、陈鹤、杨珂、朱公节、钱楩、柳林、诸大绶、吕光升结“越中十子”社，“越中十子”之中也不乏名家，如沈炼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诸大绶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这些无不反映了徐渭在绍兴文坛上的地位和声望，对此张天复不可能不知情，因此张氏不愿徐氏向其执弟子礼，应该是出于对徐氏才华的赏识。文献记载徐渭和张氏父子第一次交往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是年，张天复进京“谒选”并顺道送长子张元忭到嘉兴沈爚处读书，与徐渭作别，徐渭为此作《送张伯子往嘉兴沈氏读书》诗，诗中有“伯父今日为我别”之句，可见徐渭是尊称张天复为伯父的。但张天复对徐渭始终以友人视之，其文集《鸣玉堂稿》卷十二《词类》有《点绛唇》一首，题为《余生朝开尊镜波馆，友人徐文长赋此为赠，漫歌以和之》，同卷还有《流霞阁和青藤道人韵》诗二首，可见张天复始终视徐渭为平辈，不以弟子视之。当然徐渭与张天复交往应该更早，而且徐渭和张天复还曾一同参加过乡试，只是其中细节因没有具体文献可资参证而不得其详。徐渭与张元忭的关系似亦在师友之间。张元忭(1538—1588)，字子荩，号阳和，明代嘉、万之间知名理学家、教育家、学者，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张元忭少徐渭十七岁，从常理来说，应是徐渭的通家晚辈，徐渭对张元忭似应有师资之谊，但张氏父子功名高，声望显，徐渭自然不敢托大为尊，况且徐渭与张元忭同师理学名家季本，似又有同门之谊，因此认定两人关系处在师友之间是比较合适的。总之，徐渭与张氏父子的交往频繁、密切，可谓是再世师友，他是张府的常客、座上宾，张家的一些重要事情都参与其中。

　　二、恩同再造

　　徐渭家境一直不裕。十四岁时养母苗氏去世，就依托长兄生活。二十岁才考中秀才，以教授蒙童为生。二十一岁入赘潘家，仅仅过了五年，潘氏就因病去世。在此期间，他的两位兄长徐潞、徐淮亦相继过世，经济来源遂告断绝。二十八岁时，他从潘家迁出，赁屋居住。二十九岁迎生母以养，买杭州一女子胡氏侍奉之，然胡氏品劣，徐渭卖之，遂与胡氏涉讼经年，以致“几困而抑之”。而多年的科举失利，又更使生活捉襟见肘。三十一岁时，他曾寓居杭州玛瑙寺湖州人潘某之借读所，伴其读，“饭我两月”，可见徐渭的窘况。对徐渭生活的窘境，张氏父子不可能不知情，他们时常以各种方式接济徐渭。他们有时邀请徐渭赴宴，以便改善一下他的物质生活，徐渭文集中常有关于张氏父子邀宴的诗作，如《徐文长逸稿》卷四就有七律《子荩太史之归也，侍庆有余间，值雪初下，乃邀我六逸觞于寿芝楼中，余醉而抽赋》《十四日饮张子荩太史宅，留别(久系初出，明日游天目诸山)》《酌张氏山亭，时病疟，归后复自酌至醉，柬此》等作，张天复文集《鸣玉堂稿》中也有诸如《余生朝开尊镜波馆，友人徐文长赋此为赠，漫歌以和之》一类的词作。可见张氏父子的邀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张氏父子的邀宴，主要是为了联络亲友的感情，但也不排除有改善徐渭生活的意图在内。张家有时也直接馈赠礼物，如在徐渭因杀妻入狱期间，在云南按察副使任上被议的张天复，仍不忘这位昔日的旧友，给徐渭寄赠了云南土特产马金囊，用来减轻徐渭的病痛，为此徐渭作《张云南遗马金囊》诗表示感谢：“百颗缄题秋暑清，遥闻摘向最西营。张骞本带葡萄入，马援难抛薏苡行。万里锦苞辞晓露，一泓寒舌搅春饧。年来不为临邛病，无奈羁愁渴易生。”又比如徐渭在张元忭府中作馆客期间，张元忭也有馈赠羔羊及菽酒之举。张氏父子对徐渭物质生活上的接济当然远不止这些，但上述事例已可略窥一斑了。

　　张氏父子还通过一些特殊的方式为徐渭增加收入。万历元年(1573)冬，张元忭因父病告假归里。当时会稽县令杨维新倡议续修县志，由于张元忭是状元出身，功名荣显，因此杨维新力请张元忭担纲，张元忭于是极力推荐徐渭协助。他向杨维新推荐说：“今之文学士优于史无如徐生渭者。”(万历《会稽县志》张元忭序)虽然徐渭文名颇盛，但在那个讲究科名的时代，一介诸生兼杀人嫌疑犯恐怕是很难入县令法眼的。正是张元忭的大力举荐，使得徐渭获得了与状元同纂县志的机会。当时徐渭因杀妻被系狱六年之久，刚刚释出，生活之窘困可想而知。因此张氏的举荐对徐渭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久旱逢甘雨。这个纂修县志的工作使他暂时有了比较稳定的收入，可免捉襟见肘之虞。两位优秀史学家兼学者珠联璧合，效率颇高，不到半年就将县志完稿。万历《会稽县志》是颇受好评的一部县志，在芜冗杂滥的明志中鹤立鸡群。该志以地、治、户、礼四书为纲，分统沿革、山川、风俗、官师等目。其中地书3卷，记载沿革、分野、形胜、山川、风俗、物产;治书1卷，记载设官、作邑;户书4卷，记载户口、徭赋、水利、灾异;礼书8 卷，记载官师、宦迹、选举、人物、祠祀、古迹、寺观。同时，还专撰有4篇总论和19篇分论。4篇总论分别是地书、治书、户书、礼书总论;19篇分论分别为沿革论、分野论、形胜论、山川论、风俗论、物产论、设官论、作邑论、户口论、徭赋论、水利论、灾异论、官师论、宦迹论、人物论、选举论、祠祀论、古迹论、寺观论。这4篇总论和19篇分论对全书起了提纲挈领的作用。志书设论在旧志中甚至在新志中都是罕见的，这可以说该志在体例上的创新之处，同时该书以地、治、户、礼四书为纲，也有突出重点以清眉目的作用。因此后人评价此志：“四书具，而为邑之道略备矣，使禄于兹邑者因是而察地理之宜，兴治之要，拊循其民而导之以利。”其实这部县志大部分是徐渭完成的，体例基本上也是他拟定的，这可由《徐渭集》中所收《会稽县志诸论》获得证明。万历《会稽县志》不仅使徐渭暂时获得了衣食之资，又使他的史学才华有了淋漓尽致展示的机会。后世学者对万历《会稽县志》评价甚高：“《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义严衮钺，足称一方信史。”(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四)这是徐渭对乡邦地志所作的杰出贡献，有此一点，足以不朽，而促成此事的，就是张元忭。

　　《徐渭集》中还有不少代张元忭所作的诗文，由于张元忭是状元出身，文名颇盛，因而慕名求其诗文者颇多，而张氏因公务在身，势必难以一一满足，于是就命徐渭代作，可使其获取一点润笔之资，改善一下生活。当然有些至亲好友之间的应酬之作，不一定有润笔之费，但如代张元忭作《闸记》《庞公碑文》一类的文章，应该是有润笔之资的。

　　张氏父子对徐渭还有活命之恩。由于多年科举不利，使得徐渭心情抑郁，再加上继妻张氏不贤，两人琴瑟不和，徐渭进而怀疑张氏不贞，抑郁气闷之下的徐渭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的冬天做出了出格的举动，竟用锸杀死了张氏，为此他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系狱生涯。徐渭入狱后，他的许多亲友都纷纷施以援手。而他之所以能够免死，并且能够假释出狱，直至最后被正式释放，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及诸大绶等人的帮助是主要原因。徐渭入狱时，张天复已被革职家居，但他还是利用以前的社会关系努力营救徐渭。徐渭被假释出狱后不久，适逢张天复六十寿辰，遂作《张大夫生朝》《寿学使张公六十生朝序》，一方面是贺寿，另一方面是表达对张氏父子的感激之情，文中直言“其所以免于庾者，谁之力也?乃知公之生我为父母”。张天复卒后，徐渭又作《祭张太仆文》，中有“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务合群喙而为之鸣”，“其同心戮力而不贰”，“其拳拳于斯事之未了(时渭尚未正式释放，仅假释而已)，而竟先以往”之句，可见张天复生前为使徐渭脱离牢狱之灾，可谓不遗余力。他在生前未能看到徐渭被正式释放，又可说是赍志而殁。正是因为张氏父子在营救徐渭出狱一事上居功至伟，所以徐渭的感受才如此的深刻。徐渭系狱前期，张元忭还只是一个举人，并因为父申冤而耽搁了仕进之业，在营救徐渭一事上未能发挥很大作用。但在隆庆五年(1571)得中状元后，他的话语权大大增强，营救徐渭正式出狱有了新的希望。隆庆五年正月，张元忭赴京会试，徐渭作《送张子荩会试(正月十七日)》诗：

　　春雪作花日，题纨送子都。悬灯当歇夕，卜采诧摴蒱。杯涛宕椒碧，酒胆与人麄。身伴棘墙鼠，心摇芳草途。不得双握手，惟听只呼卢。看君将笔赌，一掷万青蚨。

　　徐渭身处囹圄，但心念张元忭前途，希望张氏高中。果然张氏不负徐渭的期望，竟然高中状元。徐渭在狱中闻讯，欣喜若狂，立即作《鹧鸪天》词两首，向张天复祝贺，又再写七律二首送张天复：

　　山阴岂少攀花客，最上高枝更绝伦。南宋到今知几度，东风分付只三人，传书向国惊先辈，有子明廷慰老臣。想见当年清梦里，是谁亲送石麒麟。

　　“南宋到今知几度，东风分付只三人”，南宋至今数百年，高中状元的绍兴人总共只三人而已。徐渭在这首诗中并没有明确表达自己的愿望，但他显然是寄希望于张府的。在同题的第二首诗中，就隐约表达了希冀营救的期盼：

　　曲江能得几高枝，得意新郎又会稽。三骏连年空冀北，只蹄冲晓破江西。浅沙鳞介号悬水，大壑风雷吼瑞泥。何处弹冠应有客，心知不为舞虹霓。

　　“浅沙鳞介号悬水”一句就点出了自己的处境，希望张家能注意自己的窘况，进而营救自己。不久，张元忭回乡省亲，旋即赴京任翰林院修撰，徐渭遂作七律二首送张北上，诗中希望得到张氏帮助的意愿是强烈的，明确的：

　　离筵驿路正芳梅，骑马听莺是此回。旧日繻生关吏识，新年罗袖内家裁。泽兰把赠携春色，苑杏留花待异才。却说涸鳞县尾在，欲从天上借风雷。

　　徐渭把自己比喻成悬尾的涸鳞，亟需借张氏高中状元带来的天上风雷来解自己的倒悬之苦，其心情不可谓不迫切。另一首名为《赋得紫骝马送子荩春北上次前韵》云：

　　紫骝嘶断驿亭梅，紫色翩翩燕共回。不用连钱千个剪，祗借葡萄几点裁。桃杏满堤冲雪片，烟云一道本风才。要知他日飞腾处，试听蛟潭夜半雷。

　　这首诗中所谓的“要知他日飞腾处，试听蛟潭夜半雷”之句，意思最明确不过了，就是希望张氏能够出手相救，使自己得以尽快出狱。当然张氏也没辜负徐渭的期望，为营救徐渭一事四处奔波。不久，徐渭获得了开枷去锁的待遇，为此他作了《前破械赋》《后破械赋》。盛鸿郎先生认为徐渭获得开枷去锁的待遇可能与张元忭得中状元有关，《后破械赋》有“多其高义，随我四年”之语，从隆庆元年至隆庆五年，正好四年整，时间上可吻合，其说有理，且张元忭以状元的身份为徐渭求情亦在情理之中，此事已经说明徐渭的杀妻案有了转圜之机。

　　隆庆六年(1572年)，经过张元忭等人的多方努力，徐渭杀妻案得以复查，而复查主要在于找寻徐渭杀妻的原因。文献对徐渭杀妻一事记载较简，仅一笔带过。徐渭曾在《上郁心斋》一文中为自己的杀妻做辩解，否认自己杀妻是因为“狂”、“疑”、“矫”，“凡此大凡，虽至愚亦知所避，”但后面有提到“掩鼻之羞”、“窃香之狡”，这又让人感到疑惑，既然没有猜疑、骄狂的病症，那么“掩鼻之羞”、“窃香之狡”又从何谈起?徐渭的同乡陶望龄在《徐文长传》中提到徐渭因胡宗宪被逮，“虑祸及，遂发狂”，并做出了过激的行为，“引巨锥剸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作为同乡叙述徐渭发狂之事，当有一定的凭据，可作一参考。后人对徐渭杀妻原因的探究，只是基于情理的分析，并没有明确的史料依据。关于复查的经过原委，也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总之，最后以误杀定案，万历改元(1573)，大赦天下，徐渭得以假释出狱。绍兴民间仍流传着张元忭改徐渭状纸的故事，谓本来状纸上写徐渭用刀杀人，张状元改用字为甩字，用刀即为故意杀人，甩刀即为误杀，一字之差，性质各别。于此亦可从侧面看出张元忭在这起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当然，为营救徐渭出力的亲友还有不少。如时任礼部侍郎、越中十子之一的诸大绶以及张元忭的同年、时任山阴知县的徐贞明等人也出过大力。如隆庆二年(1568)七月七日徐渭致礼部侍郎诸大绶的书启中提到：“七日号廷，必出秦师(指徐阶)而后已。遂令待瘐，复得还魂……每及诸公，相与举手加额曰：‘亏却礼部(注：侍郎诸大绶)工部(注：都水正郎，陶幼学)’。或添寸烛，不觉屈指再陈云：‘莫忘老张(指张天复)新张(指张元忭)。’”可见很多亲友都向徐渭伸出了援救之手，然而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当是张氏父子。虽然营救过程的细节，由于书缺有间，已很难考定，但就徐渭诗文中向张氏父子表达的感激之情以及在《畸谱》中将张氏父子列入纪恩这两点来看，张氏父子在营救徐渭出狱一事上起了主要作用是无庸怀疑的。因此说张氏父子对徐渭恩同再造，实不为过，他们是徐渭一生的“贵人”。

　　三、渐行渐远

　　万历八年(1580)秋，徐渭应张元忭之邀，来到北京。这次张元忭邀徐渭进京，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也许他考虑到徐渭生活比较窘迫，希望他在京师能通过翰墨文章方面的卓越才能获得生活之资。徐渭被招至北京的两年，一直住在张元忭宅旁，经常给张元忭代写文章，也帮其它官员代写，如《寿张滦洲朱宜人序》、《刑部提名记》和《三省殿记》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徐渭此时可说是“卖文卖画”为生。正是在京的两年，使张、徐两位友人得以朝夕相见，这种频繁的近距离的接触，使双方都看到了对方的缺点。所谓距离产生美，朋友各处一方，偶而的相聚会增强感情，而过于频密的交往或长期同处一宅，则给双方提供了观察各自缺点的机会，这往往是导致龃龉不和甚至反目成仇的诱因。因此，友人之间的交往，保持一定的距离反而能维系友情更久。张、徐两人关系疏远，也应作如是观。张、徐二人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张元忭是一个正统的礼法之士，为人严肃端谨，规矩森严，张岱曾记载过曾祖父张元忭主持家政时的情况：

　　曾祖家居嗃嗃，待二子、二子妇及二异母弟、二弟媳动辄以礼。黎明击铁板三下，家人集堂肃拜，大母辈颒盥不及，则夜缠头护，勿使鬖髿。家人劳苦，见铁板，则指曰：此铁心肝焉。曾祖诞日，大母辈衣文绣，稍饰珠玉，曾祖见，大怒，搋衣及珠玉，焚之阶前，更布素，乃许进见。平居无事，夜必呼二子燃柱香静坐，夜分始寝。

　　张元忭刻板、严厉、谨饬的个性在这几个细节中表露无遗。这样的正统礼法之士对徐渭不拘礼法、狂放自纵的举动自然是会引起不满的。而作为自己的门客，徐渭如果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纳，甚或遭正统士人唾弃，也势必会影响自己的清誉，因此张元忭规劝约束徐渭也在情理之中，但也正因此导致了两人关系的破裂。此事晚明文人多有记载，如陶望龄《徐文长传》云：“狱事之解，张宫谕元忭力为多，渭心德之，馆其舍旁，甚驩好。然性纵诞，而所与处者颇引礼法，久之，心不乐，时大言曰：‘吾杀人当死，颈一茹刃耳，今乃碎磔吾肉。’遂病发，弃归。既归，病时作时止。”沈德潜《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徐文长》亦记徐渭“性跅弛不受羁馽，馆于同邑张阳和太史家，一语稍不合，即大诟詈，策骑归”。《徐渭集》中也有隐约透露两人龃龉不和的文字，万历八年九月，即徐渭到京不久，就作有《九月朔，与诸友醉某子长安邸舍，得花字(时一旧友稍贰，故及之，时又值大除沟道)》诗，“旧友稍贰”之语已可见两人不和的端倪。万历九年冬大雪，张元忭馈赠徐渭“羔羊半臂及菽酒”，徐渭为此作书《答张太史》，中有“羔半臂，非褐夫所常服，寒退拟晒以归”之语，则已有南返之意。其实徐渭早想走了，他在《与道坚》书中说：“客中无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矿，满山是金银，焚香轮入，命薄者偏当空处，某是也。以太史义高，故不得便拂衣耳。”在《与柳生》书中也说：“在家时，以为到京，必渔猎满船马。及到，似处涸泽，终日不见只蹄寸鳞，言之羞人。”与礼法之士的龃龉，再加上京师卖文卖画生涯的清苦生活，使得徐渭不顾张元忭的恩义，毅然南返。这次经历对徐渭的精神刺激是比较严重的，“既归，病时作时止”(陶望龄《徐文长传》)。南返后，虽然与张元忭逐渐疏远，但双方关系并没有彻底破裂。他有时仍与张家应酬，还代张元忭作文。万历十一年，吕光洵卒后四年，其子应鼎求张元忭作行状，徐渭代作《吕尚书行状》，《状》中有“某奉玺书还自楚”一语，可作证，因为那时皇长子生，张元忭奉使颁告楚中六藩;张元忭母生日，徐渭又作《生朝诗》祝寿，题注云：“张翰林(阳和)母也，时有事楚藩。”诗中亦有“令嗣新从南岳来”之语。万历十二年，又代张元忭为绍兴知府萧良干作《闸记》;万历十三年二月，赵锦七十大寿，又代张元忭作《代寿黔公》。这些足证徐渭与张元忭的关系只是疏远，并未断绝。万历十六年，张元忭去世，徐渭以奇特的方式前往凭吊，张汝霖(元忭子)《刻徐文长佚书序》对此有真切的描绘：

　　先文恭殁后，余兄弟相葬地归，阍者言：‘有白衣人径入，抚棺大恸，道惟公知我，不告姓名而去。’余兄弟追而及之，则文长也，涕泗尚横披襟袖间，余兄弟哭而拜诸涂，第小垂手抚之，竟不出一语，遂行。揵户十年，裁此一出，呜呼，此岂世俗交所有哉!

　　徐渭以白衣入唁，抚棺而恸，不出一语而去，对张元忭这位曾刺激过自己的救命恩人，徐渭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也许他只能以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昔日挚友的哀悼吧。随着张元忭的去世，徐、张之间的这段恩怨纠葛也将烟销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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