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三大名医 明朝遗民与清初医学的发展

　　隐于医学是清初明遗民逃避政府的征招与羁縻的一种方式，他们涉猎医学，大大提高了医生的素质，促进了中医学的快速发展，成为清初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特点。

　　关键词: 明遗民;傅山;清初医学

　　清初部分明遗民，选择从医以逃避政府征招，他们对清初医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界对此却很少论及，本文就明遗民与清初医学的关系作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1 明遗民就医明清鼎革，不少儒生行医活命

　　正如张璐所言:“壬寅以来，儒林上达，每多降至于医，医林好尚之士，日渐声气交通，便得名噪一时，于是医风大振，比户皆医，此道之再变也。”这些人中著名的有傅山、方以智、吕留良、喻昌、刘若金以及李延罡等。

　　他们的医学著作，流传后世的不多。傅山著《傅青主女科》、《男科》、《产后编》;吕留良著《吕氏医贯》、《赵氏医贯评》及《东庄医案》;方以智曾著《医书》，现佚;李延罡著有《补撰药品化义》、《医学口诀》、《脉诀汇辨》及《痘诊全书》;喻昌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和《寓意草》。下面以傅山、喻昌为例，说明明遗民的就医活动及其医学贡献。

　　傅山，名青主，山西阳曲人。甲申之变后，曾从事反清活动，失败后归隐，行医活命。知识渊博，学风笃实，著作有《女科》二卷，《男科》二卷，《产后编》二卷。《傅青主女科》赢得后人很高的评价:“征君此书，谈论不落古人窠臼，制方不失古人准绳，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祥明，一目了然，病重者十剂奏功，病浅者数服立愈。较仲景之《伤寒论》方，虽不同而济世之功则一也。”傅山医术十分高明，“凡沉疴与先生，无不瘳。用药不依方书，多意为之，每以一二味取验，有苦劳瘵者，教之胎息，不出三月而愈。……至今晋人称先生皆曰仙医。”医德也很高尚，“山不欲违厥志，避居远村，惟以医术活人，登门求访者户常满，贵贱一视之，从不见有倦言，里党姻戚有缓急，视其力而竭其心。”

　　对于医药，傅山有专门的论述。“药性大纲，莫过于精读经录及历代以来续入本草。至于用药之微，又向本草中，会通性、气、味，走注关键之妙，犹轮扁之斫，不可与人言也。”还揭露和鞭笞医学界之歪风，“……医药之道，偶尔撞着一遭，即得意，以为圣人复出，不意吾言留其说于人间，为害不小。处一得意之方，亦需一味味千锤百炼，文章自古难得失寸心，知道亦尔，卤莽应接正非医王救济本旨。”

　　傅山的医学研究，皴染了浓厚的反清思想:“奴人害奴病，自有奴医与奴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妙人害妙病，自有妙医与妙药，粗俗者不能治。……以高爽之人医治奴人，奴人不许以正经之医治胡人，胡人所谓不许治者不治也。吾人于此经旨最有先事之验。”

　　喻昌，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卒于康熙三年(1664年)，字嘉言，江西新建人。幼能文，明末崇祯年间，曾以副榜贡生入京城上书言事。清兵入关后，削发为僧，隐于禅，从事医学。喻昌医术十分高明，“治疗多奇中”，与张璐、吴谦并称清初三大名医。

　　喻昌医学著作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和《寓意草》，合称《喻嘉言医学三书》，汇集了他的所有医学研究成果，有很高的医学价值。《尚论篇》全称为《尚论张仲景伤寒论重编三百九十七法》，《尚论篇》是简称。喻昌治学伤寒，提出的三纲鼎立学说和重订突出治法，是其对《伤寒论》的两大贡献。温病三纲说，把温病划分三种类型，以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冬伤于寒，冬不藏精，至春月同时发病。并与伤寒三阴三阳对照，认为冬伤于寒，邪藏肌肤，即邪中三阳之谓也;冬不藏精，邪入阴脏，即邪中三阴之谓也;冬伤于寒又兼冬不藏精， 则与两感伤寒相符不差，这是将伤寒学扩展运用的可贵探索。重订突出治法，“法”相当于文之“提要”，如《伤寒论》首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其“法”为“太阳经受病之初，有定脉定证一法”。全书共397“法”，以三纲鼎立为原则，以纲统法，“毋论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一点出，读之而心开识朗”。397“法”突出了《伤寒论》辨证论治之精髓，使方随法立，药从方组，处方用药灵活多变。同时，注释条文小处着眼，阐幽发微，见解独到，发前人之未发。譬如，“脾约”以往解释为“胃强脾弱”，后人多附会此说，喻昌则出新解:“盖约者，省约为一二弹丸而出，全是脾土过燥，致令肠胃中津液日渐干枯，所以大便为难也。”

　　《医门法律》，其书名如《清史稿》所注:“法者，治疗之术，运用之机;律者，明著医之所以失，而判定其罪，如折狱然。”喻昌作此书“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分别疑似，使临诊者不敢轻尝，有功医术”。该书分别论述了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以及诸杂证，提出了著名的“大气学说”。关于“大气学说”，学者多有研究，对其阐释不一。赵含森先生认为，“大气学说”，是根据天人相应理论提出的，“大气”是包括阴阳两方面、与自然界相对应的胸中之气，而不是胸阳;调畅大气的方法不限于通阳，如降肺、和胃、补肾等，皆有助于大气的畅通。喻昌的“大气学说”不仅是理论上的发展，对指导临床也有现实意义。

　　《寓意草》，记载了喻昌行医治病的医案。该书突出特点是提出了“议病式”观点，其内容有:第一，病人的一般情况，诸如就诊时间、就诊地、就诊者、年龄。第二，病人病情的总体表现，包括体型、面色、声音、表情。第三，病程，包括病始何日、初服何药、次后再服何药、某药稍效、某药不效。第四，主要症状:时下昼夜孰重、寒热孰多、饮食喜恶多寡、二便滑涩有无、脉之三部九候何候独异、二十四脉中何脉独见、何脉兼见。第五，判断疾病的性质:其病或内伤、或外感、或兼内外、或不内不外，依经断为何病，其标本先后何在。第六，治疗原则:汗、吐、下、和、寒、温、补、泻何施，其药宜用七方中何方，其药宜用十剂中何剂，其药宜用五气中何气，其药宜用五味中何味。第七，具体治疗药物:以何汤名为加减和合。第八，预后:其效验定于何时。距今三百年的清朝初年，喻昌就建立记录病情的格式，是一次创新，是对病案书写标准化的早期尝试。“议病式”用类似现代病历的框架，将中医基础理论与临床治疗结合起来。

　　2 明遗民对清初医学的影响

　　不少明遗民就医，著作颇丰，其研究深入到医学的各个领域，对清初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结构上说，中医学由自然哲学、医学科学和医疗技艺三个要素组成，遗民对清初医学的影响可从这三个方面说明。

　　第一，是对中医学自然哲学的影响。明清之际，以顾、黄、王为首的明遗民，在批判总结以往学术的基础上，将“问学与德性并重”，力斥空谈，倡导务实，大兴考据。钱穆对此评论说:“……智(方以智―――笔者按)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 〔7〕 考据之风也影响到医学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医学类书和丛书，类书有《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520卷、《医宗金鉴》90卷、《四库全书医书类》191部等;个人从刊有《张氏医书》7种，《徐氏医书》8种，《冯世锦囊秘录》4种，《黄氏医书》11种等。不少医家整理出许多古典医籍。如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张志聪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集注》，徐灵胎的《难经经释》，喻嘉言的《尚论篇》等。

　　第二，在医学科学方面，明遗民也有大量的论说，这里仅以方以智的贡献来说明。方以智先对古代医家的学说提出了疑问，他说:“河间、子和、丹溪、东垣、立斋今如聚讼，气有余即是火，而又曰火与元气不相立，何以决之?”“阳气若天与日，人身以阳气为主。医又言真阳、真阴、真火、真水;实则不二不一，果何以决之?”“十一脏取决于胆心，无原而用心包，曰心主，曰 中，曰小心，曰命门相火，同耶?别耶?”又说:“虞天民变命门为中枨。而《人镜》分左肾、右命门，何以决之?”他认为应该深入探讨，穷究其本。其中就命门的位置说法不一情况，他参考了《明堂铜人图》等，认真研究后认为:“命门一穴，在脊中行督脉第十四椎下陷中两肾之间，与脐相对。夫两肾者，乃生命之蒂，至阴之位也，虽为水脏而相火寓焉。盖太极之理，静为动，本阴为阳基，故冬至子之半，一阳生于至阴之下也。”从而认为明医家虞天民“两肾总号为命门”，深得其旨。

　　同时指出《脉诀》中“左为肾，右为命门”说法是荒谬的，是“误以穴名为脏矣”而出现的错误。在各家关于命门位置的不同观点中，方以智的看法，对医学界有很大的启发。

　　第三，医疗技艺方面，明遗民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李延罡著《补撰药品化义》，提出了“辨药八法”，一曰“体”，即燥、润、轻、重、滑、腻、干;二曰“色”，即青、黄、红、白、黑、紫、苍;三曰“气”，有膻、臊、香、腥、臭、雄、和;四曰“味”，即酸、苦、甘、辛、咸、淡、涩;五曰“形”，即阴、阳、木、火、土、金、水;六曰“性”，即寒、热、温、凉、清、浊、平;七曰“能”，即升、降、浮、沉、定、走、破;八曰“力”，即宣、通、补、泄、渗、敛、散。但当验具体时，观其色，臭其气，嚼其味，这是定法。然不能不臭其气，嚼其味，须煎汁尝之，惟辨此四者为先，而后推其形，察其性，及走经主治之义，就很详尽。他还指出:“医家用药，如良将用兵，药品是兵，主将练兵，必先分别武艺，区别队伍，知其膂力伎俩，可使破敌奏功……余则更加参订，分气血肝心脾肺肾，痰火燥风湿寒，各为一门，逐门之内，排款有序，使良工用药且当，功邪补益，不致混淆。”

　　清初明遗民倡导的考据之风，影响到医学界，促进了医学哲学的新发展。明遗民迫于生计，以“医儒相通”为理论依据，行医活命，客观上推动了医学科学和医学技术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金、元两代医术发达，亦从此背景而来”，因而，考察“华夷”政权的更替对中医学说发展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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