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中的英雄——恩维尔帕夏

　　恩维尔·帕夏(Enver Passha1881-1922)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中的英雄。1913~1918年在土耳其政府中历任要职。土耳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站在德国一边，他起了关键作用。1918年土耳其失败后，恩维尔‧帕夏曾试图组织中亚的土耳其民族反对苏维埃。把中亚地区的土耳其民族与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后在作战中被红军击毙。

　　自由的英雄

　　1881年11月22日马特·伊斯梅尔·恩维尔生于伊斯坦布尔一富商家庭。其父絮雷·埃米尼·阿赫梅德是土木工程师。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亲近顾问。恩维尔6岁跟随父亲到摩拿斯提(南斯拉夫比托利)，在那里上小学，后来进了摩拿斯提军事学校。毕业后升入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恩维尔一心想当军官，在学校里埋头读书，很少关心与军事无关的问题。有一次，学校里有几个军官和学生因密谋反对君主阿卜杜哈米德而受到惩处。校长就此事对学生训话，要求他们绝对忠于苏丹。恩维尔对这样的事件竟置若罔闻。再一次，恩维尔本人因把两个外国人带到离耶尔德兹宫(皇宫)很近的祖母家而被关禁闭，受到盘审。他感到问题严重，担心因此被开除，失去当军官报效国家的机会。

　　1903年，恩维尔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伊斯坦布尔军事学院，获骑兵上尉军衔，被派往马其顿第三军工作。马其顿是当时土耳其内外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土耳其国内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在这里表露得最为激烈。政府在这里派驻重兵，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英、法、俄、奥、德、意等国在巴尔干半岛展开激烈争夺，竞相划分势力范围，露骨干涉内政，命令土耳其政府在这一地区实行这样那样的"改革"。马其顿地区的革命力量也非常活跃，仅各被压迫民族的武装游击队就有130多支。萨洛尼卡逐渐形成为统一进步协会(即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国内活动中心。起初，恩维尔积极参加镇压游击队，对政治问题不予过问。但马其顿的现实终于对他产生了影响。

　　1903年8月初，马其顿地区接连发生了两件事。8月2日晚恩维尔作为值日军官，目睹了保加利亚人起义的爆发。土耳其军队在起义军民打击下连连失利。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恩维尔。几天以后，俄国领事事件对恩维尔的影响更深。沙俄驻摩拿斯提领事罗斯特科夫斯基在街上碰到一名土耳其宪兵，因宪兵未很好向他敬礼，就挥动皮鞭抽打这位宪兵。宪兵忍无可忍，当场开枪打死了领事。恩维尔负责处理此事。俄国外交官的傲慢态度使恩维尔感到受辱。在俄国的要挟下，法庭不顾恩维尔的反对，竟然判处那个宪兵死刑。恩维尔还受命陪同俄国外交官出席观看处决的情景。土耳其的软弱、不公道，外国外交官的飞扬跋扈，傲慢无礼，在恩维尔头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渐渐抛弃了政治上的天真，越来越深地卷入了青年军官中的政治活动，最终加入了统一进步协会。1908年革命前夕，恩维尔已成了协会的中央委员，负责在农村建立游击队，以促进在人民中传播革命思想，必要时还可作为协会成员逃避苏丹当局追缉的避难所。

　　1908年上半年，奥地利、俄国、英国等国加紧策划一系列外交活动，阴谋瓜分土耳其的欧洲领土。6月上旬俄国沙皇和英国国王在列维尔会晤，就马其顿地区的进一步改革和必要时建立宪兵部队等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推翻君主的专制统治，阻止外国瓜分奴役土耳其，统一进步协会决定比原计划提前一年多起义。7月3日雷士那城军官尼亚齐首先发难，宣布"反对政府和列维尔协定"，要求"自由、平等、博爱"。三天以后，恩维尔仿效尼亚齐等军官的行动，率部上山打游击，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推翻暴政，并通电君主要求立宪。7月23日，君主阿卜杜哈米德在革命压力下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恩维尔和尼亚齐一起成了全国瞩目的"自由英雄"，到处受到推崇和赞扬。

　　在革命初期，恩维尔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赞成民族团结平等。他慷慨激昂地说:"从此我们都是兄弟，再也不分什么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尼亚人、犹太人、穆斯林，我们在蓝天之下一律平等，都以身为土耳其人而感到光荣"。1909年4月君主阿卜杜哈米德策动伊斯坦布尔驻军叛乱，把青年土耳其党人逐出京城。这时恩维尔在柏林任武官，他听到这消息后，立即赶回国内，参加在马其顿组织的"行动军"，开赴首都镇压叛乱，最终废黜了阿卜杜哈米德，另立新苏丹。青年土耳其党人开始直接掌握政权。

　　民族的英雄

　　1909-1911年任驻德武官三年，对德国人的效率和组织性留下深刻印象，并从此亲德。他说:"土耳其是土耳其人的，但要有德国帮助"。恩维尔把土耳其的命运同德国拴在一起。 1911年秋意大利为夺取土耳其的北非属地的黎波里(今利比亚)而对土耳其开战(意土战争)。恩维尔自告奋勇前往奔赴利比亚前线指挥北非战事，在昔兰尼加城外组织防御直至停战。在这里，恩维尔同他的部下青年军官凯末尔发生摩擦，两人关系很紧张。一位熟悉恩维尔和凯末尔的法国记者把他们两人作了对比。记者写道:"恩维尔很容易沉醉于大的计划、大的理想，而忽略细节。穆斯塔法·凯末尔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追求的目的有限，在作出决定之前总要仔细掂量和反复思考，从不满足于'大概一差不多'、'一般'的说法，而要求可靠的材料和数据。"法国记者的观察相当深刻。两人后来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沉醉于大计划而忽略细节的恩维尔终于走上了投机冒险的道路。 恩维尔一直到1912年10月土意签订和约、土耳其割让利比亚以后才离开班加西回国。在此之前，土军因装备陈旧和人数(仅7000人)处于劣势而接连吃败仗。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威望也随之动摇。亲英的自由和睦党人于1912年7月趁机推翻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权。但在同年10月开始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他们也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不得不割地求和。恩维尔返回京城后，声讨军中弥漫的保守和失败情绪，参与领导政变，1913年1月率领三、四十人冲进大臣们开会的议事厅，当场打死军事大臣纳齐姆帕夏，迫使卡米勒帕夏政府辞职，恢复了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权。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任土军参谋总长，7月22日在德国将军奥托·利曼·冯·桑德斯的帮助下收复故都亚德里亚堡(今埃迪尔内)，赢得民族英雄声誉。在首相马赫穆德·谢夫凯特帕夏被暗杀以后，恩维尔接任军事大臣，兼总参谋长，军衔从上校晋升为将军(帕夏)。

　　三巨头之首

　　这时，土耳其的军政大权已落到了恩维尔、塔拉特帕夏(党主席、内务大臣)、杰马尔帕夏(海军大臣、伊斯坦布尔警察总监)三人手中，实际上主要操纵在恩维尔手里。1914年娶穆罕默德六世苏丹的女儿纳西耶·夙惮，成为国戚。鉴于欧洲民族主义盛行，土耳其属下各民族离心离德要求分离。恩维尔越来越成为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1911年青年土耳其党通过决议，宣称土耳其应是穆斯林国家;应拒绝异民族分子拥有特殊的民族组织的权利;扩大土耳其语是建立穆斯林统治和同化异民族分子的极好手段。这与当时恩维尔的思想状况完全吻合。恩维尔甚至走得更远，主张建立以奥斯曼皇室为首的统一的突厥民族大帝国。 但他狂热的推行泛突厥主义思想招致君主的不满，私下咒骂他是"只会用帽子思维的小丑"。

　　一战初期，他本来还想观望一下形势的，但英国和俄国签订密约，同意俄国战后占领伊斯坦布尔，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更是欺人太甚，把土耳其小学生都捐了钱买的两艘军舰扣下，并不给任何理由，把土耳其看的还不如两艘军舰值钱。恩维尔忍无可忍，同意接收被英国舰队追击而进入达达尼尔海峡的德国军舰戈本号战列巡洋舰，恩维尔向在首相别墅开会的人报告这一消息，直言道:"我们的孩子出世了"。后来，这两艘被土耳其政府买下，但仍然由原班人马操纵的军舰，经恩维尔默许，在黑海上袭击了世仇俄国舰队和炮击敖得萨等港口，造成既成事实，迅速把土耳其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他常说自己是"上帝派来拯救土耳其民族的"。大战一开始，恩维尔在德国军官帮助下制订了一个庞大的两线作战计划，在苏伊士运河区反对英国，以夺取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在高加索对付俄国，以夺取高加索、克里木、伏尔加河流域和中亚。为了夺取俄国突厥民族居住的地区，恩维尔在未做好作战准备、缺乏粮食和御寒装备的情况下，亲自督率土军在高加索战线向俄军发动进攻，结果造成土军损失8万人的大失败。他为了推脱责任指责是国内出了内奸。1915年他下令把前线的亚美尼亚人强行迁往美索不达米亚，其中大部分人都死于途中，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亚美尼亚大屠杀。1916年在加利波利战役击退英军的登陆，击破50万敌军并歼灭其25万人后。他的声誉和影响力得到恢复。而英国的战争贩子如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 、海军大臣丘吉尔，陆军大臣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 等都不是因战败下了台，就是被束之高阁。1917年他组织土军再次向俄国发动进攻，占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这时恩维尔甚至幼稚得认为，只要派出三个团的兵力，就可以在沿途人民的支持下，从伊朗一直打到印度。但这时总的形式已经对中欧同盟国很不力，到1918年10月，随着保加利亚退出战争以及英国军队在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战线转入反攻。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大突厥斯坦的空想。

　　流亡中战斗

　　1918年10月土耳其战败。流亡德国。在那里出版了他的意大利战争回忆录《的黎波里》。1919年他被土耳其法庭缺席判处死刑。同年在德国共产党狄拉克的介绍下流亡苏俄。他在政治上活跃不止，企图遥控安纳托利亚民族抵抗运动，与凯末尔争夺运动领导权。在祖国最危机的关头(希土战争的萨卡里亚战役，敌军抵安卡拉外五十公里，大国民议会讨论迁移)，很多人希望他回国取代凯末尔的领导地位。萨卡里亚战役大捷凯末尔站稳阵脚后，他向苏共提交了中亚计划。目的是在哪里鼓动革命，并给英属印度造成麻烦。1921年他到达中亚后，却转而投入当地反布尔什维克活动。以哈里发女婿名义鼓吹泛伊斯兰运动，特别是以土耳其国戚名臣身份鼓吹泛突厥运动。1922年8月4日在中国新疆与中亚交界的帕米尔高原作战中阵亡(被苏俄红军击毙)。终年40岁。塔吉克人把他掩埋。1996年，土耳其共和国政府把他的遗骸从塔吉克斯坦运回。1996年8月4日在他阵亡74周年之日举行国葬，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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