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纳是怎么偷走敦煌壁画的？敦煌的文物都还回来了吗

　　兰登·华尔纳人高马大，蓝眼睛，红头发，是一位讨人喜欢，如同斯皮尔伯格影片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主人公那样的学者。20世纪20年代，为了给福格艺术博物馆征集藏品，他曾两次率队前往中国，为福格艺术博物馆开展猎获和征集藏品之旅。他脚蹬标志性的靴子，头戴斯泰森毡帽，蓄着时髦的胡须，一副盛气凌人的做派。据说，他是电影《夺宝奇兵》的人物原型之一。然而，从血统和教养上讲，华尔纳可不是放牛娃出身，他来自以血统为傲的波士顿婆罗门家族。他母亲的家族源于约翰·达德利爵士，他曾担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皇家总督。父亲的家族源于罗杰·谢尔曼——签署过《美国独立宣言》《美国联邦条例》《美国宪法》《美国权利法案》等美国法规的开国者。华尔纳的叔父是乔治·霍尔议员(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年轻的华尔纳进入哈佛大学后，玩赛船，担任文学杂志《哈佛大学鼓动报》编辑，加入了“速成布丁俱乐部”和“印章与编年史学会”，还获得过班级诗人的称号。毕业后，他在纽约牡蛎湾罗斯福家的院子迎娶了洛伦·德雷米科斯·罗斯福，她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堂兄的女儿。

　　19世纪90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成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开展艺术探险的决斗场。欧洲和日本的探险队携带最先进的探测和照相器材，开始在中国西部细细梳理，尤其是沿着广为人知的古商贸线路——丝绸之路向前推进。

　　有关那些探险队收获的出版物，促使福格艺术博物馆跃跃欲试。1923年至1924年，该馆首次开展了前往中国西部甘肃省敦煌的“侦查之旅”。起初，他们乘火车前往河南，一路顺利。在那里，俩人拜会了当地军阀吴佩孚及其30位幕僚。吴佩孚等人与华尔纳、杰恩共进晚餐，旁边还有一支乐队演奏军乐。吴司令以“不与北京顶嘴”而闻名，他为俩人的下一段行程提供了10人武装护送。在翻译王进仁和被称为“小男孩”的厨师的陪同下，华尔纳和杰恩探险队以一面代用美国国旗，来宣示自己的国籍。那面美国国旗，由河南当地的4名裁缝加工而成，上面还装饰着探险队使用的“马扒”图案，那是一种无弹簧两轮运货马车。随后，探险队向西安进发。

　　9月份，华尔纳和杰恩在西安停留了4天。他们享受了那里的乡村式温泉，在古董店里翻来找去，购买了一系列拓片，上面盖有刚掉了脑袋的直隶总督端方的朱红印章。同时，他们被引见给当地官员，获悉后面路程的情况。离开古都西安及其周边古代遗址时，他们仍然高举美国星条旗，但放弃了武装护送。即便当时，西安也以文物资源丰富(以及造假)而闻名遐迩。“用不了多少年，这里要么会有盗墓者以笨拙方式再次开挖那些封土堆，把先辈遗留的东西提供给外国市场，要么会有经过特别批准的科学家携带测量尺和照相机前来，充满敬意地打开渭河边上那些帝王陵墓。”1926年，在那次探险的报告《中国漫长古老的道路》中，华尔纳做出了如此哀叹：“那些封土堆七零八落，一望无际，有大有小，有远有近。对盗墓者来说，穿行其间，真是一种锻炼自我控制力的经历。”(正是在那里，1974年打井时，出土了两千年前秦始皇的兵马俑军阵。) “经历了大约24公里的诱惑后”，华尔纳和杰恩继续前行，来到泾河交汇处的泾州，在那里盗走了约为公元6世纪的佛教石雕像，绝大多数是头像和躯干雕像。他们发现那些雕像“已从大雄宝殿原有位置上敲掉了”。

　　遇险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十分混乱。那时的中国西部，土匪和军阀四处横行。从河南到西安，需要行进7天。动身之前，华尔纳写道：“那里发生了6起谋杀，30起绑架，以及无数起持枪抢劫案。”当时，该省已经挤满了政府军队，准备随时反击。前途充满危险，促使杰恩在腰间绑了把自动左轮手枪。华尔纳和杰恩还目睹了3名五花大绑的囚犯被处决，他们的“3颗脑袋从3具不幸的躯干上滚落，士兵们则在旁边走来走去，等着有人前来收尸”。此时，华尔纳等美国人跋山涉水，穿越黑乎乎的泥地，抵达了甘肃省首府兰州。他们刚刚进入小旅馆门口，政府军士兵就攻击了他们的小型大篷车队。他们“接管了马车、车夫和骡子”，声称华尔纳一行“有军事目的”。华尔纳要求拜会当地负责官员或治安官，他嚷嚷道：“请你们记住，我以前是一头红发，我见过一些真正的大场面，知道没有任何事情会有好结果……我在省衙门口时，曾声嘶力竭高喊过，还送进去过我的名片。阁下在睡觉。好吧，请告诉阁下，该起床了。阁下在睡觉!好吧，告诉阁下，再过一分钟，一个外国鬼子会进去帮他穿衣戴帽。”过了5分钟，当地负责官员现身了。华尔纳一会儿威胁，一会儿甜言蜜语，还递过去吴佩孚元帅的一封信。“提到那个大名，那位官员的胳膊几乎立马短了一截。”结果是华尔纳如愿以偿，要回了自己的东西。

　　敦煌是华尔纳一行最后的目的地。路上，他们绕道去了趟位于戈壁滩中的黑水城遗址，“党项的黑城”。奥莱尔·斯坦因爵士确认，那里就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齐纳。1908年，俄国探险家彼得·科兹洛夫曾发现了那座城池遗址，比斯坦因早了6年。根据斯坦因的描述，黑水城曾是佛教艺术中心，它的城墙仍屹立“在碎石戈壁滩上荒蛮之地，保存得相当完好。它的四周，环绕生长着柽柳灌木丛以及两条干枯的河道”。1226年，党项人臣服于蒙古人成吉思汗。然而仅一个世纪以后，明朝军队通过筑坝使河流改道，把黑水城夷为一片废墟，废弃了这座城。在福格艺术博物馆探险队抵达此地的十几年前，科兹洛夫和斯坦因发现，那里是一座佛教雕塑、手稿和彩绘文书的宝库。干燥的沙子有利于遗址的保护(目前那些文物保存在圣彼得堡、伦敦的博物馆和图书馆)。

　　华尔纳抵达黑水城。他凝神观望，四周一片荒凉，令人悲伤。被遗弃的黑水城遗址属于“超出我所有想象的美丽”。虽然黑水城遗址偏僻遥远，但华尔纳发现，斯坦因和科兹洛夫已“理清了每面城墙，掏空了每个尘封的小佛塔”。华尔纳的随行中，只有4名挖掘民工、1位向导和几匹骆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那里发掘了10天，发现了一些佛教壁画碎片，一些黏土制成的小还愿佛塔，一个(华尔纳确信)时代为10世纪的精美铜镜，一些小泥塑和日用陶器。直到一场暴风雪不期而至，迫使他们停止了挖掘。

　　离开黑水城时，华尔纳和杰恩的向导迷了路，使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灾难。感恩节夜里，杰恩的两脚冻伤。他从骆驼背上下来时摔倒在地，再也难以站立。华尔纳和王翻译花了3个小时，不停地用雪和油脂搓揉杰恩的双脚。然而杰恩还是昏厥了过去，他的双脚遍布水泡，两条腿肿到了膝盖，出现了发烧和感染。华尔纳害怕那是血液中毒，可能要截肢。探险队无法继续前行，他们派王翻译到前边找了一辆马车，把在睡袋里靠麻醉剂支撑的杰恩放到车上。经过长达10天的绕行，他们顶着寒风，穿越沿河地区冰雪覆盖的土地，终于抵达了甘州。在那里，他们向一位中国传教士医生咨询，给杰恩用了些消毒剂。

　　休息了16天后，华尔纳一行开始奔往肃州。在那里停留4天后，他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尽管杰恩意志坚定，但他还是连100米也走不了。因此，杰恩将返回北京，随行带着他们一路收集、储存的满满几马车战利品。华尔纳则继续向敦煌开拔，他的陪同有兼任秘书的王翻译、车夫和4匹小马。华尔纳和杰恩在安西的十字路口分手。华尔纳继续顺路南下，敦煌就在大约110公里外的沙漠深处。

　　盗取

　　1924年1月21日，华尔纳抵达敦煌。他发现那些佛教石窟，“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绘画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但是，面对千佛洞中数以百计的绘画人物，华尔纳变得满心狐疑：“我不是化学家，也不是训练有素的绘画修复师，只是一名普通人。我要做的事情，似乎既会亵渎神灵，又不可能完成。”不管怎样，华尔纳当着王圆箓道士(卖给斯坦因和佩里奥特手稿的那位敦煌看护人)的面，把在胶水桶中浸泡过的布料覆盖到壁画墙上，等其干燥后实施揭取。他用那种方法，从敦煌6个洞窟中揭取了多块壁画。

　　华尔纳想到了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在给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初步报告中，他宣称，那些壁画“是首批未遭锯痕严重破坏而揭取的壁画。毫无疑问，与迄今为止来到美国的任何中国绘画一样，它们具有同等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他描述了自己与王道士的心理战，结果都是他“放弃顾左右而言其他，单刀直入提出揭取壁画”。

　　天寒地冻，从洞窟墙上揭取壁画相当不易。华尔纳写道：“胶水总是在墙上冻结，而不是渗入壁画里面，即便我事先用热水把胶水摊薄了。未及把胶布摆放到适当位置，它已彻底冷却。总而言之，我的希望渺茫。”最后，华尔纳用毛毡和纸，将粘下壁画的胶布层层包裹，外面再用绳子捆绑。华尔纳在敦煌所有活动的费用，是向王道士捐赠150美元。“那只是一笔巨额小费，其中还包括了我们的食物、牲口草料，以及王道士对我进行的心灵引导服务。我考虑让福格艺术博物馆支付那笔心灵引导费，在我未去哈佛学院礼拜堂期间尤为如此。”

　　但是，华尔纳从敦煌带回的真正精华之作，是一尊一米高的唐代彩绘观音像。为了得到它，只得使用锤子，将其从基座上敲打下来。华尔纳回忆道，他们用了“5天时间，从早干到晚。而那5个夜晚，则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绝望和悔恨交加之夜”。把那尊观音像装车前，华尔纳充满深情，用自己的内衣包裹塑像，以应对返回北京的18天旅程。“虽然我在返程时缺少内衣和袜子，”他在报告中写道，“但一想到那些东西在发挥作用，在使那尊塑像的肌肤鲜活光滑，以及颜料残片免遭损坏，我的内心就倍感温暖。”在质问了王道士及其助手，并“洗劫”了藏经洞后，华尔纳和他的翻译确认，那里再没有留下什么卷轴画或手稿了。于是，他们拔起营寨，打道回府。

　　对于自己转移艺术品的行为，华尔纳反复辩解：敦煌石窟难以到达，并且已经遭受破坏。19世纪，在民间起义中，敦煌石窟已经遭受破坏。斯坦因和佩里奥特两人都认为，敦煌的可移动文物，在伦敦和巴黎会更安全。他们预料，未来美国收藏家和博物馆研究员，也会以同样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华尔纳哀叹道：“壁画上的人物或是眼睛被挖掉，或是脸上有深刻的划痕。一排排侍女从你身边走过，她们穿戴着华丽头饰，然而你却难以看到一个完整头像。在德高望重的众神中间，王位之上端坐着观音。在观音面前的地毯上，有一位可爱的跳舞女孩。整个画面布局精巧，却没有一个人物形象完整保存……在那些可爱面庞上面，胡乱涂画着(白)俄军队的番号。佛陀端坐，从他宣扬莲华经的口中，刻画出斯拉夫人的一些污言秽语。”

　　对于那些斯拉夫语涂鸦，华尔纳将其归罪于中国人对敦煌的漠不关心。他对一位朋友写道：“想到那些故意破坏行为的德行，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那里的所有壁画揭取得精光。有谁知道，何时中国军队会如白俄军队一样在那里驻扎?更糟糕的是，那里的动乱还会持续多久?再过二十年，敦煌将变得不值一看。”

　　尽管如此，在给哈佛大学校长和董事们的正式报告中，华尔纳对自己揭取壁画的事只字未提。在福格艺术博物馆，那些壁画被转移到丹尼尔·瓦尼·汤普森手里。他是福布斯的学生，也是一位文物保护专家。汤普森曾建议华尔纳使用一种“剥离技术”，即只从墙壁上剥离壁画表层。他本人曾在欧洲壁画上使用过那种方法。1974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汤普森承认，他对敦煌壁画的修复尝试不算多么成功：“华尔纳没有使用又薄又弱的胶水。他使用的胶水很厚，几乎不可能处理。洞窟里面的墙壁很冷，胶水在上面很快结成了果冻状。”后来，文物保护专家桑奇塔·巴拉仓德兰引用了汤普森的报告。他提到了壁画《崇拜者半身像》等例子：“胶布变得异常松弛，没有粘下来任何色彩。只能说上面的色彩，要比预期的更少。”事实上，壁画中人物的面部已完全消失。一位舞者形象应是“最无希望修复”，它损坏得过于严重，难以进入福格艺术博物馆收藏。巴拉仓德兰曾两次尝试修复画面，试图将壁画色彩与胶布分离，无果而终。因为，壁画的“图像特征已被彻底破坏”。

　　在中国，华尔纳一直被视为盗贼。2004年，在敦煌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要求归还从敦煌遗址拿走的所有文物。那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它们已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十几处收藏地。福格艺术博物馆坚持认为，他们曾为华尔纳的那些文物全额付款，并有发票作为证据。

　　华尔纳开展活动的时代与今天完全不同。在那个时代，外国人经历千辛万苦带走文物，并且对自身的行为有约定俗成的辩解理由：中国人不重视，并肆意破坏那些文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那些文物出现在西方收藏中，才推动了当今文物保护者们的倡议。这段有争议的历史最后有一个积极的结尾，1994年，国际敦煌项目启动了敦煌文物的数字化工作。目前，人们可通过在线网络接触内容广泛的资料，可搜寻数据库中的数千张照片。在6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的参与合作下，该项目所记录的文物不仅包括敦煌千佛洞，还包括丝绸之路沿线的其他遗址。伦敦大英图书馆的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在温控设施内对敦煌手稿进行修复，将先辈遗留的背衬、糨糊和框架予以清除。

　　福格艺术博物馆的那些敦煌文物目前保存在哈佛大学的亚瑟·赛克勒博物馆。至于敦煌石窟，我们1995年参观时，羞愧的导游还是会对外国游客指出那些被揭取的壁画，在揭取壁画的地方，还保留着白色方形切块和发黑的胶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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