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二首》该如何赏析?其创作背景是什么?

2024-10-23 08:40:03 首页

  忆昔二首

  杜甫唐代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至令今上犹拨乱,劳心焦思补四方。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

  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译文

  当年肃宗即位灵武,收复关中,借阴山骄子回纥之兵收复两京,东胡安庆绪奔走河北死守邺城,史思明出兵相救安庆绪于邺城,既降又叛反复无常并复陷东京洛阳早是意料之中的事。肃宗整日诚惶诚恐多方讨好信任关中小人李辅国,宠惧后宫张良娣,致使纲纪坏而国政乱,以致今日代宗仍在劳心焦思肃清朝纲。

  当年我自己官为拾遗时。在皇帝左右,又拾遗职掌供奉扈从,代宗以广平王拜天下兵马元帅,先后收复两京势不可挡。代宗听信宦官程元振谗害,夺郭子仪兵柄,使岐雍一带兵力单薄,不能防敌于国门之外。致使吐蕃入侵两京沦陷,府库闾舍,焚掠一空,百官狼狈就道,鞋子都来不及穿跟随代宗逃往陕州。何时才能出现傅介子这样勇猛的人物来湔雪国耻啊,只要国家能灭寇中兴,我个人做不做尚书郎倒没关系。

  想当年开元盛世时,小城市就有万家人口,农业丰收,粮食储备充足,储藏米谷的仓库也装的满满的。社会秩序安定,天下太平没有寇盗横行,路无豺虎,旅途平安,随时可以出门远行,自然不必选什么好日子。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到处是贸易往来的商贾的车辆,络绎不绝于道。男耕女桑,各安其业,各得其所。宫中天子奏响祭祀天地的乐曲,一派太平祥和。社会风气良好,人们互相友善,关系融洽,百馀年间,没有发生过大的灾祸。国家昌盛,政治清明。

  谁知安史乱后,田园荒芜,物价昂贵,一绢布匹要卖万贯钱。洛阳的宫殿被焚烧殆尽,吐蕃也攻陷长安,盘踞了半月,代宗不久之后收复两京。不敢跟年高望重的人絮叨旧事,怕他们又从安禄山陷两京说起,惹得彼此伤起心来。小臣我愚钝无所能,承蒙当初朝廷授检校工部员外郎官职给我。希望当代皇上能像周宣王恢复周代初期的政治,使周朝中兴那样恢复江山社稷,我在江汉流经的巴蜀地区也会激动涕零的。

  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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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目虽说是《忆昔》,其实是讽今之作。第一首回忆的是唐肃宗的信任宦官和惧怕老婆,目的作于警戒代宗不要走他父亲的老道;第二首回忆的是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目的在于鼓舞代宗恢复往日繁荣,并不是为忆昔而忆昔。

  第一首上段九句,下段八句。上段九句感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肃宗起兵灵武,收复西京长安,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凡是肃宗认为是有才能的都以任用,便任用了李辅国。但宠幸张良娣,对于政事自然就很少有时间去管了。所以中兴之业,是仍处于停滞阶段的。“后不乐”,状其骄傲放纵。“上为忙”,状其畏缩恐惧。这分明写出了惧内意。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下段八句感伤代宗不能振起。代宗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到了程元振带兵时,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侵,而肃宗再次外逃,一时边境无法安定下来,所以愿能有像傅介子这样的人物,杜甫意在湔雪国耻。“老儒”句,作者自叹不能为国靖乱而尸位素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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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首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上段十二句追思开元盛世。当时国盛民富,盗乱息止人民安定,政治通和清明,民风淳厚,礼仪等方面也秩序井然,胜于贞观之治。这里便是惜唐明皇疏于政事,所以又极盛转至衰败。下段十句悲痛乱离而思盼兴复。自开元至作此诗,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仇兆鳌《杜诗详注》)乱后景象,是不忍直视的。所以作者在此概叹,中兴事业只能期望于后世之君了。

  虽然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但第二首诗中所描述的人丁兴旺、和平环境、丰衣足食,却也是劳动人民所祈望的。因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诗人素来就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理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境界,“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身处乱世、颠沛流离,仍抱忧国忧民之心,“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甘愿“洒血江汉”、再图中兴。

  创作背景

  根据《杜臆》:“此是既为工部郎后,追论往事也。故以《忆昔》为题,乃广德二年严武幕中作。吐蕃陷京,在去年之冬。”可知这两首诗作于广德二年(764年)。广德二年春,杜甫寄居阆州。杜甫感于今昔变化,借忆昔表示对现实的忧虑和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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