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有私生子吗？福康安是不是乾隆的私生子

　　福康安是不是乾隆的私生子？福康安（公元1754-1796年），富察氏，清满洲镶黄旗人，字瑶林，号敬斋，清高宗孝贤皇后侄，保和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赠郡王衔傅恒子。乾隆时任侍卫，授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后任封疆大吏。其武功高强，多次镇压民众起义并立累累战功。后封贝子，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因其极受乾隆宠信，民间传言其为乾隆的私生子。

　　在乾隆朝，孝贤皇后的娘家富察氏一门确实是当时最为显赫的官宦人家之一。追究其原因，不少人认为是由于乾隆对孝贤皇后去世极为哀恸，进而情及外戚之故，至于乾隆与傅恒夫人之间有无暧昧关系，傅恒的儿子福康安是不是乾隆的私生子，则成为一大历史疑案。

　　乾隆和傅恒夫妇的关系确实有许多令人费解之处。福康安的父亲傅恒，是乾隆之后孝贤皇后的兄弟。根据民间传闻，傅恒的妻子是满洲出名的美人，入宫朝见之时给乾隆看中了，两人有了私情，生下的孩子便是福康安。傅恒由于姊姊、妻子、儿子三重关系，深得乾隆的宠幸，位极人臣，官至大学士，参与机密，一共做了二十三年的太平宰相。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傅恒率军攻缅，染瘴而还，不久病死。乾隆亲自到傅恒府上悼念，想到他为孝贤皇后之弟，对自己忠心耿耿，率师远征，不辞劳苦，悲痛万分，称其为“社稷之臣”，在悼亡诗中意味深长地表示：“平生忠勇家声继，汝子吾儿定教培。”

　　傅恒共有四子。长子福灵安，封金罗额驸，曾随兆惠出征回疆有功，升为正白旗满洲副都统。次子福隆安，封和硕额驸，做过兵部尚书和工部尚书，封公爵。第三子便是福康安。他两个哥哥都做驸马，他最得乾隆恩遇，反而没有娶上公主，不知内情的人便引以为奇。这时他身任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衔。傅恒第四子福长安任户部尚书，后来封到侯爵。当时满门富贵极品，举朝莫及。傅恒懵懵懂懂，数次请求让福康安也尚公主而为额驸，乾隆只是微笑不许。这不由得让人心生疑窦。福康安既然自幼即被乾隆喜爱，为什么乾隆偏偏不将公主下嫁给他，使之成为地位显赫的额驸?是否是因福康安本系龙种，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缘故?

　　其实，乾隆自己就承认和福康安之感情有如家人父子，因而恩宠格外隆重。福康安生于乾隆十八年(1754年)，自幼乾隆即将他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更对其委以重任，生前封贝子，死后赠郡王，成为一代宠臣之最。福康安十九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重大战役。据说，福康安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但生活豪奢，其统率之大兵所过，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笙歌一片，彻旦通宵”，甚至在战场上也是如此：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之帅营，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乾隆对此丝毫不加责怪。

　　在清朝，除清初如吴三桂等为平定各地反抗势力立下赫赫战功的军功将领以及蒙古等少数民族领袖外，异姓封王者仅福康安一人。福康安去世的时候，乾隆悲泪长流，赐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故不少人都惊叹乾隆对福康安的特殊恩宠，进而怀疑二者之间是否有异乎寻常的特殊关系，如有人推测说：福康安是乾隆的私生子，乾隆早就想封之为王，使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为封王的基础。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均精心为其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乾隆先封其为贝子，然福康安终究不及封王而终，遂以郡王赠之。还有人做诗讽刺说：“家人燕儿重椒房(后宫)，龙种无端降下方;单阐(后族)几曾封贝子，千秋疑案福文襄。”

　　然而，说福康安是乾隆私生子毕竟缺乏第一手证据，所以还不能就此下结论。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使他和傅恒夫人之间真的存在种种隐情，也并不等于说他对孝贤皇后就无相爱之心。也许正是由于福康安是孝贤皇后的亲侄子，个性又和乾隆很投合，所以皇帝才格外爱重吧。

　　历史上真实的傅恒、福康安父子

　　福康安和傅恒也许大家没有多少印象，如果我直接说傅恒就是琼瑶的言情小说《还珠格格》里福伦的原形，福康安就是福尔康的原形，恐怕大家就不会陌生了。但是琼瑶的作品是根据一个公主坟的传说演绎出来的，只不过是一部戏说历史的影视剧。这些影视剧作为大家茶余饭后的消遣还可以，但大家千万不要把他当作历史，否则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傅恒、福康安父子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傅恒、福康安父子，满洲富察氏，都是乾隆朝的重臣。富察氏原称富尔哈察氏，从龙入关后简称为富察氏。

　　在明万历年，富尔哈察家族是一个很小的部落，属栋鄂部管辖，那时的明王朝已开始走入尾声，长城内外正处在一个历史变革年代，明朝的日益衰落，使长城以外的新兴满、蒙、汉等各民族一批地主阶级副素和崛起，这批新兴的地主阶级，在辽阔的中国北方，跃马弯弓、纵横驰骋的发展各自的势力，他们由一个个分散的团体，正在走向一个大联合，这个联合过程，也是一个非常相残的演变。各个部落蜂拥而起，各争为王，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斗争着。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擅都之孙旺吉努与族孙本科理，率本部落来归，初授正蓝旗牛录额真。本科理是长房纳舒莫尔根之曾孙，授镶黄旗牛录额真。后因战功赐号苏赫巴图鲁。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创业阶段。旺吉努为人忠厚诚实，在富尔哈察家族中很有威望，也是非常有远见的人物。他对清太祖十分忠诚，可以他归顺不久，便有病在身，清太祖对旺吉努非常关照和体谅。因此，旺吉努在病重时，便把自己的孙子哈锡屯和长房长孙本科理召来，为清太祖效力，清太祖深受感动，授本科理正蓝旗牛录，拨属在鄂佛洛统管下任前锋校。哈锡屯为正蓝旗。从此，富察家族踏上了漫长的军旅生涯。

　　富察家族在乾隆朝出现在两个最有名气的人，就是傅恒、福康安父子。

　　傅恒，隶属满洲镶黄旗，是李荣宝的第十子，乳名春和。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属羊。乾隆皇帝嫡皇后孝贤纯皇后的弟弟、嘉勇郡王福康安的父亲。他六岁进上书房伴读，十三岁被送入蒙古书馆进读，和乾隆皇帝即是一起读书的发小，又是内亲。乾隆皇帝聪明透顶，傅恒忠厚有余，一个是君，一个为臣，君臣相辅，互得益彰，一个有眼光会用人，一个是乐意理头效力，二人友谊非常好。

　　傅恒自幼受的是严格的满族正统教育，满语和蒙古语纯熟，汉语反而说得不好，除非在大朝或重要场合讲汉话外，一般都说满语。就连乾隆皇上的民族语言都不由傅恒好。有时在朝廷之上，傅恒一着急用满语回答皇上的问题。在雍乾两朝，满族人以讲汉语为光荣，而汉族官员都以会听、会讲、会写满文为荣耀。因此，在大朝廷上，满、汉两种语言经常混合讲。满汉两官员用什么语回答皇上话没关系。有时南方官员也讲地方普通话，有时太和殿跟茶话似的，天南地北大杂烩，很热闹，皇上还是很宽容的。人与人是有缘分和感情的，这里只得指出的是，傅恒的二叔伯马齐，虽然对四弟李荣保不亲近，可对自己的侄子傅恒非常疼爱，马齐生前把自己历经三朝入相阁和处理军机之成功的经验，失败与注意的经验，口传身都的指点给傅恒。并再三叮嘱他，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请旨定裁。惟有以勤敬畏供职，功不可越俎代庖。

　　傅恒最初被授予侍卫，之后便平步青云，累进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右侍郎，军机处行走，内大臣，户部尚书，汇典馆总裁，侍卫内大臣保和殿大学士，这一晋升过程，只有六年多的时间，而且年龄也仅有二十几岁，真可谓少年富贵。

　　他天性和平，为人厚道，人勤实谨。在相位二十年对同僚政治宽容，秉公办事。从不以椒房内亲而嚣张跋扈，因此他的官风颇有口碑。

　　傅恒在乾隆朝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时间最长。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接着当太上皇三年，实际掌控皇权六十三年。在其统治期间，任首席军机大臣时间较长的三人：初期鄂尔泰，从元年到十年，前后十一年，他实际上是雍正朝红人，是两朝间的过渡性人物;之后是傅恒，从十四年(1748年)干到三十五年(1770年)死去为止，前后二十二年;尔后是阿桂，从四十五年(1780年)干到嘉庆二年(1797年)，前后十八年。其间，讷亲、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和珅先后担任过渡性首席军机，短的如尹继善仅九个月，长的如于敏中也不过六年。论担任首席军机时间，傅恒独占三分之一，堪称首席军机中的常青藤。众所周知，清朝不设宰相，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后，朝廷权力由内阁集中到军机处。因此首席军机大臣，实际上相当于宰相。

　　当然，首席军机大臣并不等同于皇帝宠臣。比如，乾隆后期，阿桂长期坐军机处头把交椅，但满朝文武都知道，皇上最宠信的是和珅，而非阿桂。

　　傅恒确实深得乾隆帝宠信。整个清代，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加于一身的宰辅寥寥无几，傅恒则是其中之一;当时紫光阁陈列百名功臣像，傅恒赫然列居首位;两度晋封为一等公的，在乾隆朝傅恒当是绝无仅有。

　　说到傅恒，就不能不提到他的姐姐，乾隆皇帝的结发妻子孝贤纯皇后。乾隆帝一生册立过两位皇后，富察氏是第一位皇后。与后一位忤旨剪发令乾隆帝震怒的乌拉那拉氏皇后大不一样，富察氏一直深受皇帝宠爱。富察氏嫁给已被内定为皇太子的弘历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淳朴德性。她平日从不披金戴银，而将通草绒花作为自己饰物，每年还采用关东传统技艺，把鹿羔细皮绒制成荷包送给皇帝。富察氏清纯自然、法祖承本，赢得弘历喜爱。有次乾隆帝生病，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日子里，富察氏每夜都在皇帝寝宫外侍候，悉心照料，思虑周详。她居六宫之首，孝奉皇太后，下抚诸嫔妃，博得内宫上下一片赞颂。有这么一位贤内助，使乾隆帝得以摆脱繁杂的家事，专心处理朝政。他说：“朕得以专心国事，有余暇以从容册府者，皇后之助也。”乾隆帝爱妻及子，先后将她生育的幼子皇二子永琏、皇七子永琮内定为皇位继承人，可是这两个爱子于乾隆三年、十二年相继夭折。两个爱子均魂归西天，使富察氏身心遭受巨大打击，她于乾隆十三年(1748)春随驾东巡时死于山东德州。痛失爱妻后，乾隆帝颁旨，九天不办事，亲王以下文武官员斋宿二十七天，并于大清会典律例之外另行规定，命满汉文武官员百日内不准剃头。谕令外省文武官员，从接到谕旨之日起，摘去冠缨，齐集公所哭丧三日。乾隆帝答应富察氏临死前请求，赐她“孝贤”谥号。在泪悼亡妻之际，乾隆帝写下哀思缠绵的《述悲赋》，留下“痛一旦之永诀，隔阴阳而莫知”;“入椒房兮阒寂，披凤幄兮空垂”的凄泣悲吟。

　　富察氏为乾隆帝如此宠爱，其胞弟傅恒也大大沾光。可傅恒与贵戚中昏头之辈大不相同，没有是皇帝的小舅子而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处事非常谨慎，有两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其一，乾隆初年，皇上不同时召见军机处大臣，一般君臣独对，其中首席军机讷亲为承旨大臣，由他负责传达皇帝谕旨。每逢召见傅恒，为回避与皇上的特殊关系，傅恒总是自称识见不广，请求各位军机大臣与他一同入见。皇上晚饭后有所咨询，又把他召去，单独询问商议。因此，时人将傅恒称为“晚面”。其二，军机处大臣承领皇帝旨意后，退下来独自起草谕旨，轮到傅恒，总是命军机处的其他小官员一起拟稿，然后呈给皇上。傅恒坦坦荡荡，尽力避嫌，与左右和睦相处，颇得人望。

　　如果说，傅恒得宠，主要缘于皇上与他是郎舅关系，那么，他所以能够固宠，尤其在其胞姐富察氏皇后病逝后，仍被乾隆帝倚为心腹，主要得益于他为人德性好，勇于任事，而且不居功不邀赏，始终谨慎小心，夹着尾巴做人，不摆皇帝小舅子和首席军机大臣的威风。

　　据说傅恒面貌清秀、英俊潇洒，他要是生活在今天，恐怕早已是炙手可热的偶像派兼实力派人物。姐姐富察氏皇后美丽端庄，贤淑明理，深得乾隆皇帝宠爱。所以乾隆前期后宫是没有什么风浪的。傅恒是个正牌子的国舅爷，因为做事勤谨，很快就官至宰相。

　　第一次差使是皇帝给他的试用期，他很聪明地先到张廷玉那里求教该怎么样做事。经过指点后他一路上明查暗访，民情吏治经济治安税务文教一把抓，发现了土地兼并严重、白莲教风行、吏治混乱等问题。每隔几天就洋洋万言将路上所见写给皇帝。要知道皇帝刚刚即位，是多么需要这些第一手信息啊，有了这些情况的掌握，他的施政方略才更加明确奏效。

　　第二次差使，便是那次黑查山一役，前面的文章中略有所述。在李侍尧的帮助下，率领500人星夜突袭，大破飘高反贼。体现了卓越的军事和用人才能。

　　第三次大差使，到山西查一个贪污案，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是当朝大员，互相攀咬，将几乎整个山西省的当官的都拉到太原府衙门来作证——其时正值严冬，大雪铺底，饥民饿殍遍地，官员却全部被扯到这个案子上，全省上下什么事也办不成。皇上先后派了杨嗣景、孙嘉滏、傅恒三个钦差查案，最后三人同堂会审，多亏孙嘉滏严辞犀利步步紧闭，傅恒在旁大力支持，才算把两个贪官拿下。饶是如此，公堂上原被告扭打成一团，杨嗣景当场毁灭罪证，演出了一场热闹纷呈的全武行。

　　第四次大差使，平定大小金川。是雍正年间遗留下来的战局，耗时十年数千万银两，搭上了无数大将和兵士的性命却毫无进展。乾隆派了庆复(名字挺吉利的)、张广泗，结果大败，大败不要紧，反而在奏折中撒谎说打了胜仗，并且要将知情的两个将军灭口(其中一个就是后文要提到的偶像阿桂将军)。傅恒等人看出奏折中的破绽，又亏阿桂逃命回来讲了实情，才真相大白。于是又派讷亲，结果也是大败，更要命的是跟上次一样不但伪报成大胜，而且也要将兆惠和海兰察灭口。不过这次幸亏李侍尧密折说明真相。于是又派傅恒前去。

　　傅恒在金川打了一次胜仗后，双方还是用和解的方式平息了这场战争。这时的傅恒已经是皇帝最为信任，百官最敬重的第一宰相。难得的是，他从不居功自傲，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他非常欣赏并大力提拔了刘墉、纪昀、李侍尧、阿桂等人。这些人最后都成了国之栋梁。富察氏皇后因为丧子之痛病逝，对于富察氏一门是个巨大的打击。不久，疲累交加的傅恒也一病不起，儿子福康安接替他四处带兵。傅恒去世对乾隆的打击非常大，好像失去了臂膀。刘墉、纪晓岚、阿桂等人登时四面楚歌，朝局也经历了一次大震荡。

　　提起福康安，人们往往想起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个风流薄情的福大帅，还有电视剧《还珠格格》中那个和紫薇爱得死去活来的福尔康。其实，历史上的福康安没有迎娶皇帝的公主、也没有金先生笔下的那样神奇。如前所述,福康安是傅恒的第三子，乾隆帝孝贤皇后的内侄。福康安在兄弟中功勋最为卓着，地位最为显赫，一生转战南北，经历了无数战斗，百战百胜，是乾隆朝叱诧风云的大将。

　　有人说，乾隆对福康安破格提拔是因为乾隆与福康安生母的私情，更有人说，福康安实际上就是乾隆帝的亲生骨肉。在真实的历史上，应该说这是无稽之谈。福康安生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因为是富察家族的子孙，乾隆皇帝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早殇的皇二子永琏和皇七子永琮的影子，再加上福康安相貌英俊，所以自幼乾隆皇帝即将他带到内廷，亲自教养，待之如同亲生儿子一般。福康安长大成人以后，乾隆对他更是委以重任，生前封贝子，死后赠郡王，成为一代宠臣之最。

　　福康安19岁时，即以头等侍卫统兵随定西大将军温福征剿大金川，此后担任过吉林将军、盛京将军、成都将军、四川总督、陕甘总督、云贵总督、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武英殿大学士等要职。参加过平定大小金川、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击退廓尔喀入侵等重大战役。福康安作战英勇，足智多谋，但生活奢侈，他统率的大军所过之处，地方官都要供给巨额财物;前线血肉横飞，而福康安的兵营之中仍歌舞吹弹，余音袅袅不绝。但乾隆对福康安的信任却丝毫不减，他承认自己和福康安的感情有如家人父子。乾隆早就想封福康安为王，让他像诸皇子一样享受荣华富贵，只是碍于家法，不能如愿。于是便令福康安率军作战，建立军功，以作为封王的基础。所以福康安每次出征，乾隆都精心为他挑选将领，选派劲旅，使其必胜。而其他将领也迎合乾隆旨意，有意不取胜争功，以归美于福康安。不幸的是，乾隆还没来得及封福康安为王，他就去世了，对此乾隆悲泪长流，赠谥文襄，追赠嘉勇郡王，配享太庙。

　　乾隆五十二年(1787)，台湾爆发林爽文起义。林爽文，原籍漳州平和县，来台后居住彰化县，因募众垦田致富。1783年，大陆的秘密结社“天地会”传入台湾，很快就遍布全台，拥有广泛的会众。林爽文入会后，成为了天地会在台湾北部的首领。1786年，清政府严令解散“天地会”，并缉捕会党。11月底，知县俞峻率兵300人到大屯，勒令庄民擒献会党，并焚烧附近村庄，这激起了群众的极大愤慨。林爽文乘机在27日夜起兵，率众攻入清营，短短几日，连续攻下彰化、淡水、诸罗诸县，完全控制了台湾北部。林爽文在彰化被推为盟主，奉明制度，建元“顺天”。凤山天地会首领庄大田起义响应，自称“南路辅田大元帅”，于12月13日攻下凤山，19日与林合兵围攻台湾府城，声势大振。

　　林爽文起义爆发后，清廷即派提督黄仕简、任承恩带领官军万余人渡台。数月之间，军事上毫无起色。乾隆皇帝下令更换统帅，调闽浙总督常青为将军，赴台湾统一指挥。此时，林爽文邀约庄大田围攻府城。南北两支起义军集中兵力十万，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开始大规模进攻府城。激战中由于庄锡舍率部众倒戈相向，使攻城受挫。以后，南北两支起义军又曾数次联合进攻府城，但均未成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清廷免去常青职务，另派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福康安为将军，名将海兰察为副将率军乘600艘战船向台湾进发。于十一月初一到达台湾。福康安到台湾后，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以优势兵力分五路解嘉义之围，又接连攻下斗六门、大里木弋、集集埔等军事要地。将林爽文等人逼入番社。接着在在台湾各地进剿，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初五日生擒林爽文于老衢崎，解往北京，后在北京菜市口就义。一个月后，庄大田亦被福康安、海兰察俘获，在台湾府城被杀害。林爽文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了。至今，福康安的记功碑依然屹立在台湾嘉义公园。

　　十八世纪中叶，廓尔喀族统治了尼泊尔，建立起新王朝，不断向外扩张势力。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以西藏当局征收贸易税太重为口实，派兵进犯我国西藏，先后占领西藏南部边境城市聂拉木、济咙宗(今西藏吉隆东南)、宗喀宗(今吉隆)等地，围攻协噶尔宗(今西藏定日)。此后清军队反击，命驻藏大臣雅满泰率驻藏绿营兵及驻达木厄鲁特蒙古兵，前往札什伦布(今西藏日喀则)慰问班禅，并与班禅之兄仲巴呼图克图部署沿边防御;命驻藏大臣庆麟主持前藏地区之防御;命四川总督李世杰、四川提督成德，抽调满、汉、藏兵4000余人，由成德统领，驰赴后藏，命尚在热河之成都将军鄂辉速返成都，至西藏统兵。为保证作战军队粮草，暂拨达赖、班禅库存，并于藏内买粮。

　　乾隆皇帝命令自己的御前侍卫巴忠为钦差大臣，赴藏主持用兵。这时西藏驻有清军500人，藏兵1600人，台站兵1300人。庆麟在接到朝廷谕旨之前，便调藏内500人绿营兵及察木多、达木等兵700人，分路阻击廓尔喀侵略军。四川总督李世杰亦于成都抽调满兵500名，绿营兵1300人，屯练降“番”兵1200人，俱交提督成德、总兵穆克登阿率领，经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巴塘、里塘(今四川理塘)、察木多，驰赴后藏。但是，当清军日夜兼程，奔赴藏廓边境之时，达赖喇嘛、仲巴呼图克图和噶布伦班第达、庆麟、雅满泰等，已私下同廓尔喀议和，后得到巴忠、鄂辉、成德等赞同。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初，西藏地方政府和廓尔喀签订协议，由西藏噶布伦每年向廓尔喀交纳元宝300锭，作为聂拉木、济咙宗、宗喀宗三地的赎金，廓尔喀退兵。此事，巴忠、雅满泰等隐瞒不上报。

　　当年三月，鄂辉等率清军“收复”失地。因廓尔喀兵先已陆续撤回，故未遇任何抵抗。六月，清廷调整西藏之防务，加强札什伦布等地防兵，于宗喀宗、聂拉木、济咙宗等要地修砌卡碉。并调整与廓尔喀贸易之政策。清军此次出兵虽未交战，已耗费军饷百余万两白银。巴忠以有功之臣离藏回京。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六月，廓尔喀人以藏方未按约付足银元为由，出兵千余，再次侵略西藏，夺占聂拉木。噶布伦丹津班珠尔等被裹往廓尔喀。八月初，廓尔喀兵向西藏发动进攻。一路由济咙进入，围攻宗喀，遇到教习汉兵陈谟、潘占魁率400名藏兵坚守，久攻不下后退回济咙。一路由乌咙入侵，滋扰定结。入侵聂拉木之廓尔喀兵逐渐增至干余人，抢占定日。第巴济仲喇嘛噶冲带领藏兵退守胁噶尔。八月二十一日，廓尔喀兵侵据后藏首府札什伦布，肆行抢掠。七世班禅丹贝尼玛退居拉萨，全藏大震，达赖、班禅飞奏朝廷告急。

　　此时的巴忠正在避暑山庄护驾，得知此事畏罪自杀。鄂辉、成德等将罪责推给巴忠一人，仍骗得朝廷信任，率领川军4000人，由打箭炉前往西藏，抗御入侵者。乾隆五十六年(1791)九月，廓尔喀兵3000余人由兴萨开进，夺占定结。十月十二日，都司严廷良率藏兵、汉军及达木兵700余名，连打三仗，于十一月初收复定结。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月，乾隆皇帝命黑龙江将军都尔嘉在索伦(鄂伦春、鄂温克)、达呼尔(今达斡尔)兵丁内挑选1000人，齐赴京师。

　　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经青海入藏作战。随后又免去鄂辉、成德的职务，任命惠龄为四川总督、奎林为成都将军。乾隆五十七年(1792)正月，当福康安率领大军抵达前藏时，西藏境内清军和藏兵已收复拍甲岭、聂拉木等地。廓尔喀国王遣使乞和。乾隆皇帝决心攻其腹心，捣穴擒首，故拒绝和议，于三月十五日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统领劲旅进剿。三四月间，游击关联升、总兵袁国璜等部3000人先后抵达前线。而廓尔喀侵略军则在济咙、绒辖尔(今定结南，中国境内)等处砌卡筑碉，添兵据守。闰四月二十五日，福康安、海兰察率清军6000人，由拉子(今西藏拉孜)出发，开赴绒辖尔、聂拉木等处，五月初，福康安所部攻下擦木要隘，收复济咙，同时成德、岱森保等部收复聂拉木以南要隘木萨桥。至此，清军扫清擦木至济咙段边境。十三日，福康安率军由济咙热索桥进入廓尔喀境内，直捣廓尔喀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十八日，清军抵旺噶尔，已深入廓尔喀境内170里，未遇任何阻拦。而廓尔喀兵已收缩至阳布以北地区，严密布防。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清军突破横河防线;六月初九日，又突破东觉防线。之后，清军在雍雅山受阻，前后受敌，损失严重，且不服水土，粮饷不济。阳布以北尚有重山大河，防范森严。廓尔喀当局也再度致书清朝政府请和，福康安奉旨与廓尔喀议和。八月二十一日，清军撤军回国。

　　此次战役，福康安率兵所向披靡，几乎打到加德满都，是我国反侵略战争中非常漂亮的战役，是使国人扬眉吐气的战役，因此，福康安也应归于民族英雄之列，迎为名垂青史的爱国将领。

　　这次廓尔喀入侵事件，虽然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也暴露出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极端腐朽性，内豁纷争不息而又没有能力防止外来的侵略;二是地方政治体制仍不够健全，如关于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以及噶厦之间的相互关系租职权范围，并不十分明确，其他各项政治、军事、财政、宗教、外事制度等也存在不少弊端。总之，清政府还没有在西藏地区形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政治统治中心。针对这种情况，清政府决心大力整顿一和改革西藏的政治与宗教制度。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政府命福康安会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共同筹议西藏善后章程。从当年十月起，经前后会商共提出一百零二项条款，第二年，经清政府修订为二十九条，正式颁布执行，这就是着名的《钦定西藏章程》。这个《章程》，不仅吸收了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而且还大大地加以、充实和改革，成为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权所规定的最高法律。

　　清代中叶以后，黔、湘地区的苗族人民发动的一系列反清起义。其中大起义三次，小暴动约二三十次。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1735～1736)，贵州古州(今榕江)九股河地区苗族农民，不堪清朝官吏和土司的剥削压迫，在苗民包利等人领导下，为反抗征粮、派夫发动起义。包利等于雍正十三年二月，以“苗王出世”为号召，在古州的八妹、高表、寨篙等苗寨商讨起事，遍传鸡毛火炭信，联合清江(今剑河)、台拱(今台江)等地苗民，一起围攻厅城，捣毁营汛。暴动迅速扩大到黔东和东南各地，丹江(今雷山)、八寨(今丹寨)、黄平、凯里等地苗民纷纷响应，起义农民增至四十余万，陆续攻克凯里、重安江(今属黄平)、岩门司、黄平、余庆县以及台拱、清江营汛。同年六月，清政府调集两湖、两广及云贵川七省兵力数万人，由哈元生、董芳率领，进行镇压。七月，又任命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并调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官兵作后援。起义军凭借有利的地理条件继续打击清军。乾隆帝即位后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总管镇压事宜，大举进攻。乾隆元年，起义军被围困于牛皮大箐(今雷公山)，终因起义领袖先后被俘或牺牲，起义失败。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贵州松桃、湖南永绥(今花垣)、凤凰、乾州(今吉首)等地苗族农民在白莲教反清宣传的影响下，为反抗官府、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与压迫，由石柳邓、石三保、吴八月、吴半生(本名吴天半)等人领导，发动起义。起义苗民提出“逐客民(指满、汉地主、官吏)、收复地”的口号，“穷苦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为号召，各地苗、汉、土家族人民奋起响应，起义势力很快发展到黔东北、湘西及川东三省接壤的广大地区。

　　乾隆六十年(1795)二三月间，清政府调遣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率领七省兵力十余万人，分路镇压。八月，聚集在平陇的起义军推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福康安、和琳采用剿抚并用的措施。九月，吴半生被俘获。十二月，吴八月被俘。初战告捷，乾隆皇帝破格封福康安为贝子，他是第一个宗室之外，活着被封为如此显爵的人。

　　嘉庆元年(1796)由于长途跋涉和紧张作战，福康安病倒在军中，但他仍继续督战，终因积劳成疾，于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病逝军中，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同年六月，石三保被诱至坳溪被俘。起义领袖相继遇害，起义军开始失利。九月，额勒登保代替先后病死军中的福康安与和琳为统帅，调集重兵围攻起义军，至十二月，起义军的最后据点石隆寨失陷，石柳邓战死于贵鱼坡，苗疆至此平定，可惜这一切福康安却永远不能看到了。乾隆帝万分悲痛，追封福康安危郡王，并建立专祠以致祭。在清朝历史上，异姓封王的除清初吴三桂等三藩和少数蒙古贵族外，仅福康安一人。他戎马一生，为国效力，特别是击退廓尔喀族的入侵，安定边疆的功绩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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