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谎言！李世民与魏征的真实关系竟是这样的！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这对“圣君良臣”，二者相互塑造，使得君成了圣君，臣成了良臣，两人之间那份千古难遇的君臣情谊，一千多年来，在史海上空中一直经久不息传颂着，为后世君臣所效仿，为人们所溢美。魏征以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以“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为信条;“犯颜直谏”，敢拂逆主子的逆鳞，而主子不以为忤逆，因而成就了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贞观盛世”。

　　魏征生平

　　魏征(580-643)字玄成，河北邢台市人。历任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侍中、监察御史。贞观七年，封为郑国公，死后赠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魏征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对各种书籍、学问能够融会贯通，有远大志向。《旧唐书·魏征传》说魏征“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

　　曾出家当过道士。因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年纪轻轻的魏征出家当了道士。

　　曾做过李密的文学参军。隋大业末年，魏征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元宝藏归降李密后，他又被李密任为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密失败后，魏征随其入关降唐。次年，魏征自请安抚河北，劝黎阳守将徐世绩归唐。

　　曾做过太子李建成的僚属。魏征回到长安后，被太子李建成召为僚属。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及早动手先发制人。还曾为李建成献出除掉李世民的计策多条。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事变李世民除掉李建成后，把魏征抓来痛骂：“你为何离间我兄弟情感?”魏征则从容答道：“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哪会遭今日之祸?”

　　李世民由于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他，而且还让他任谏官之职，询问政事得失。魏征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升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内，访以政术”。

　　魏征劝谏唐太宗节俭，爱惜民生，他自己在个人生活中更是严格约束自己。魏征一生一直保持朴素的作风，居住的房屋又旧又小，太宗几次要为他建造新房，都被他坚决拒绝了。

　　君臣相悦

　　唐太宗曾问魏征道：“怎么样才算得上是明君和暗君?”魏征回答：“明君是兼听各方意见;昏君是偏信自己宠信的人的话。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还不知道。”太宗深表赞同。

　　贞观二年(628)，魏征授秘书监，并参于朝政。太宗下诏将官员郑民女儿纳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人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他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坚持要执行诏令。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因为此事会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听罢收回了诏令。

　　太宗出行驻跸洛阳，经过昭仁宫(在今河南宜阳)时，由于供应不周而大发脾气，责罚负责供应的官员。魏征对太宗说：“隋炀帝就是由于责罚臣子和百姓不提供精美食物，还以地方官员进献物品的好坏多少来定赏罚，引起天下四方叛乱的。这些都是陛下亲自经历的事情，今天却为何还要仿效呢?陛下以供应不周责备官员，臣担心就会有人顺承旨意，进献美食宝物。一旦形成为风气，将会弄得民不聊生。上天让陛下代替隋朝，陛下正应该兢兢业业，谨慎节约，怎么还能责备不够奢华呢?”太宗被这番话震惊了，沉思了一会说道：“若不是你，朕听不到这些。朕从前攻打隋朝时，经过这里时，买饭而食，租房而居。今天能有这样的供应，该知足了。”

　　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公主是皇后亲生，太宗因而特别疼爱，敕令有关部门所给陪送比皇姑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征劝谏说：“汉明帝想要分封皇子采邑，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呢?’均令分给楚王、淮阳王封地的一半。如今公主的陪送，比长公主多一倍，岂不是与汉明帝的意思相差太远吗?”太宗觉得有理，进宫中告知皇后，皇后感慨：“我总是听得陛下称赞魏征，不知是什么缘故，如今见其引征礼义来抑制君王的私情，这真是辅佑陛下的栋梁大臣呀!我与陛下是多年的结发夫妻，多蒙恩宠礼遇，每次讲话还都要察言观色，不敢轻易冒犯您的威严。何况大臣与陛下较为疏远，还能如此直言强谏，陛下不能不听从其意见。”

　　唐太宗曾问魏征：“近来朝臣为什么不爱议论国家大事?”魏征回答：“陛下虚心采纳，一定有议论的。大多数人都是洁身自爱，为国家不惜自己的人很少，又害怕因为议论国事而获罪，因此不敢议论。”

　　唐太宗说，“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都符合我的心意。不是他忠诚奉国，又能是什么呢。”还说，“我当皇帝前，功劳最大的是房玄龄，而我做了皇帝之后，功劳最大的非魏征莫属。”在这对君臣合璧共同努力下，到贞观四年，社会上便出现“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世。

　　不说好听话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命为“真龙天子”，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凡抚摸的人就要被杀，因此批评皇帝也叫“犯龙鳞”，后果很严重。魏征不畏“犯龙鳞”，刚直敢言，勇于谏诤，这是需要脑袋别在腰上的勇气。

　　魏征经常直谏，有时让李世民觉得很没面子。一次，太宗对魏征说：“你可以当时应付一下，等别的时候再来提意见不行吗?”魏征说：“以前舜告诉大臣，叫他们不要当面服从，背后却有意见。假如臣当面答应了，以后又来提意见，这就是背后有意见。这可不是稷、契对待尧、舜的态度。”魏征表现的是毫不畏惧依然如故。

　　贞观六年，群臣请太宗去泰山封禅，只有魏征表示反对。唐太宗有些不高兴的问魏征道：“你不主张进行封禅，是不是认为我的功劳不高、德行不尊、中国未安、四夷末服、年谷未丰、祥瑞末至吗?”魏征回答说：“陛下虽有以上六德，但自从隋末天下大乱以来，直到现在，户口并未恢复，仓库尚为空虚，而车驾东巡，千骑万乘，耗费巨大，沿途百姓承受不了。况且陛下封禅，必然万国咸集，远夷君长也要扈从。而如今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灌木丛生，万国使者和远夷君长看到中国如此虚弱，岂不产生轻视之心?如果赏赐不周，就不会满足这些远人的欲望;免除赋役，也远远不能报偿百姓的破费。如此仅图虚名而受实害的事，陛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呢?”魏征直接揭了唐太宗爱慕虚荣的老底。

　　贞观七年(633)，中牟县丞皇甫德参向太宗上书说：“修建洛阳宫，使百姓劳苦过多;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欢梳着高高的发髻，这是受到宫中的影响。”太宗接书大怒，说：“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想治皇甫德参诽谤之罪。魏征谏道：“自古上书不偏激，不能触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善而从。请陛下想想这个道理。陛下最近不爱听直言，虽勉强包涵，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这里直接就点了唐太宗的要害。

　　太宗想要去秦岭山中打猎取乐，行装都已准备妥当，但却迟迟未能成行。后来，魏征问及此事，太宗回答：“当初确有这个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进谏，所以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太宗是忌惮口无遮拦魏征的。

　　太宗一日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高兴地耍玩。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魏征看到这一切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太宗怀中。太宗宁可失去心爱之物，也不敢叫魏征抓住他玩物丧志的小辫子。

　　唐太宗鉴于兵源短缺而应宰相封德彝之请求下诣征用不到参军年龄的少男入伍。当诏令转到门下省时，魏征竟拒诣意而不签字。太宗大怒，直斥道：“我已经决定这样做了，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呢?”魏征回道：“竭泽而渔，来年无鱼;焚林而猎，来年无兽。少男充军，租赋杂徭下降，更何况兵不贵多而贵精，不需要凑数的。”这个刚直不阿的魏征就是这样一点面子也不给九五至尊的帝王。

　　魏征的十思疏

　　唐太宗即位初期，因离隋朝亡国不远，教训历历在目还能励精图治。但随着功业日隆，贞观中期他渐渐奢靡起来，也开始“喜闻顺旨之说”，“不悦逆耳之言”，贞观十二年(638)，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奢靡怠惰，荒于政事，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

　　我听说：想要树木生长，一定要稳固它的根;想要泉水流得远，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想要国家安定，一定要厚积道德仁义。源泉不深却希望泉水流得远，根系不稳固却想要树木生长，道德不厚实却想要国家安定，我虽然最愚昧无知，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何况您这明智的人呢!国君掌握着国家的重要职权，据有天地间重大的地位，不考虑在安逸的环境中想着危难，戒奢侈，行节俭，这也如同是砍断树根来求得树木茂盛，堵住源泉而想要泉水流远啊。

　　古代所有的君主，承受上天赋予的重大使命，开头做得好的实在很多，能够保持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守住天下困难吗?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之中，一定会竭尽诚心地来对待臣民。既已成功，则放纵自己的情感来傲视别人。竭尽诚心，就会使敌对的势力和自己联合，傲视别人，就会使亲人成为陌路之人。即使可以用严酷的刑罚监督人们，用威风怒气来吓唬人们，人们最终苟且免于刑罚但不会感恩戴德，表面上恭敬而在内心里却不服气。怨恨不在大小，可怕的只有老百姓;他们像水一样能负载船只，也能颠覆船只，这是应当深切戒慎的。

　　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见到自己喜欢的，就想到知足来自我克制;将要兴建什么，就要想到适可而止，来使百姓安宁;想到自己的地位高高在上充满危机，就要不忘谦虚来加强自我修养;害怕会骄傲自满，就想到要像江海那样能够容纳千百条河流;喜爱狩猎，就想到网三面，留一面;担心意志松懈，就想到做事要慎始慎终;害怕受蒙蔽，就想到虚心采纳臣下的意见;畏惧说坏话的人，就想到端正自己的品德来斥退奸恶小人;施加恩泽，就要考虑不要因为一时高兴而奖赏不当;动用刑罚，就要想到不要因为一时发怒而滥用刑罚。全面地做到这十件应该深思的事，发扬光大“九德”的修养，选拔有才能的人而任用他，挑选好的意见而听从它，那么有智慧的人就能充分献出他的谋略，勇敢的人就能完全尽到他的力量，仁爱的人就能散播他的恩惠，诚信的人就能献出他的忠诚;文臣武将一起任用，垂衣拱手、不亲自处理政务，天下就能治理好。为什么一定自己劳神费思，代替百官的职责呢?

　　千古流传的“以人为镜”

　　《新唐书·魏征传》记载：贞观十六年(642)，郑文贞公魏征染病卧床不起，太宗派人前去问讯，赐他送药的人往来不绝。又派中郎将李安俨在魏征的宅院里住着，一有动静便立即报告。唐太宗又与太子李承乾一同至到他家探视，魏征一生节俭，家里连像样的居室都没有，唐太宗立即下令把宫中的材料拿来为魏征修建大一点的房屋。

　　魏征在生命垂危之际说出了：“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这句话讲的是：寡妇不在意自己织布的进度和质量，而担忧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感动的唐太宗当即将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结为亲家。不久，魏征病逝，时年六十四。太宗罢朝五天致哀，命以一品官礼葬，还把魏征画像悬挂于凌烟阁。唐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在碑石上书丹，还停止上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

　　太宗命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均去奔丧，赐给手持羽葆的仪仗队和吹鼓手，陪葬在昭陵。魏征的妻子说“魏征平时生活检朴，如今用鸟羽装饰旌旗，用一品官的礼仪安葬，这并不是死者的愿望。”全都推辞不受，仅用布罩上车子载着棺材安葬。

　　太宗登上禁苑西楼，望着魏征灵车非常悲哀痛哭着说：“朕从他家中得到一份没来得及写完的文稿，其中讲道，‘天下事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宁，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对于各级官吏，有喜爱的也有厌恶的，一般厌恶的就只看见其缺点，喜爱的只看见其优点，因此对人的喜爱厌恶，是应当特别谨慎的。如果喜欢一个人并了解他的缺点，厌恶一个人并了解他的优点，那么，就能公正待人，公平处事，国家就能够兴盛了。’朕看过后静心细想，我们在这方面恐怕免不了有过失。应该把这些话写在朝版上，遇到这种情况时，请务必向朕进谏。”

　　太宗还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现在魏征过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

　　太宗知道，魏征死后再也没他这样的忠臣了，自己的耳根子也终于安静了。

　　李世民与魏征两人真实的关系

　　那么，这对令人赞叹传诵的“圣君良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是那种两肋插刀的彼此莫逆肝胆相照的关系吗?说出来将会令人大跌眼镜。

　　魏征一向犯颜直谏，撞了南墙也不回，从不退让，使得唐太宗有时对他也有敬畏之心。有时候，唐太宗听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脸，魏征还是照样说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阶。但太宗还要忍下去。

　　魏征虽说勇于直谏，但也一直不忘了给李世民戴高帽子：“是陛下圣明叫臣直言，臣所以才敢直言。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直言，臣怎么敢敢犯龙鳞、触忌讳呢?”

　　贞观元年(627)，魏征升任尚书左丞，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人调查此事。经调查子虚乌有，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给魏征敲了敲警钟。魏征确是不服，他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

　　唐太宗并不是真心喜欢和相信魏征。他对魏征的许多谏言，表面上虽然接受了并且也这样做了，但一些时候并非发自心底。这是李世民作为政治家的一种政治姿态，他只是为了自己的皇权利益而不得不任用魏征，又不得不忍受魏征诸多一针见血不讲情面的进谏。他以对魏征的宽容来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尽管他见解都是正确的，但是主子就是主子，臣子就是臣子，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挑战天子的威严，这是李世民积怨旷久而导致魏征死后受辱的深层原因。

　　太宗对魏征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在忍无可忍的情形下，几次忿忿地说出“早晚有一天要将魏征杀头”、“我恨不得杀了这个乡巴佬”等话来，多次有过置魏征于死地的想法和杀机。《资治通鉴》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果不是魏征死在了侯君集案之前，结局还真是无法预料。

　　这一点从对魏征任用的官职以及从贞观十年后就冷落魏征证明了这一点。最后不得不将魏征赶走编史去了，远离了朝堂，落得了耳根清净，眼不见不烦。

　　贞观十年(636)，魏征奉命去主持编写《隋书》、《周书》、《梁书》、《陕书》、《齐书》(时称五代史)等，历时七年才完稿。其中魏征撰写了《隋书》的序论、《梁书》、《陈书》和《齐书》的总论。同年六月，魏徵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之职。唐太宗将其任为特进这一散职，但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一切待遇都与侍中完全相同。

　　令人瞠目结舌的后话

　　唐太宗之所以怨恨魏征，是因为魏征曾给太宗出了一个两难的选题：魏征请求太宗要让他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二者的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

　　这就是说：如果魏征因直谏而杀了他，魏征就做了忠臣，但君主就成了暴君;如果魏征因直谏身获美名，成为良臣，则君主成为明君。魏征这一逻辑很可怕，他将自己置于不败之地，使唐太宗处于守势，太宗只有成全他的直谏，君臣二人才能双赢。这使太宗骑虎难下欲罢不能，只能打掉牙咽进在肚子里，接受魏征的进谏。

　　其实，唐太宗不会不明白魏征玩的这个智力游戏，或许正因为魏征自为得意的作法，才使得唐太宗从心底深处加深了对他的忿恨。

　　魏征死后唐太宗亲自撰写碑文，并在碑石上书丹，这绝对是千古难得一见的礼遇。可是，后话让人瞠目结舌真不敢相信：太宗竟然亲自下令“推倒碑石，磨灭碑文”，摔碎了自己的“镜子”。至于下旨解除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更不在话下，让魏公子的驸马梦成为泡影。

　　据新唐书记载，魏征在生前越位荐相犯了李世民的大忌，魏征曾向唐太宗极力推荐杜正伦和侯君集，说二人均有宰相之材。因魏征的推荐，杜正伦被提拔为兵部员外郎，后又改任太子左庶子，侯君集也官至检校吏部尚书。两人都因牵连到太子李承乾密谋反事件，一个被流放，一个下狱被杀。魏征难辞荐人失当之责。这是魏征死后受辱的根本原因。因魏征生前举荐的人参与了太子承乾谋逆，唐太宗便怀疑魏征有营私结党的勾当。后来又有人奏报，魏征写给皇帝的奏折都留有副本，交给了史官褚遂良以求录之国史，魏征一心想要留名青史，不管唐太宗会怎么想。唐太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他认为魏征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开始后悔给魏征的一些至高赏赐，便下旨解除婚约把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征长子魏叔玉。这还不解气，下令对已入黄土的魏征进行“推倒碑石”“磨灭碑文”的侮辱，推倒亲自为魏征书写的墓碑，亲自下手摔了自己的“镜子”，相当于给他“鞭尸”的惩罚。

　　传诵千古的一段君臣佳话，竟上演了这样一幕最终的结局，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大跌眼镜。

　　贞观十八年初，唐太宗东征高丽失利，感觉十分丢面子，又想起了魏征，后悔莫及地说：“如果魏征还在的话，决不会让我犯这个错误了。”于是立刻重加赏赐，抚慰魏征家人，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并派人去祭奠魏征，将魏征的碑重新立好，重塑了自己的纳谏惜臣形象。这正是皇家翻手云覆手雨，任意所为的嘴脸。

　　魏征留下的千古之谜

　　细心琢磨《旧唐书·魏征传》，就会发现有个说不清楚的最大疑点：那就是魏征究竟得了什么病?魏征得病期间唐太宗所赐的究竟是什么药?魏征之死不明不白。所有的史书晦莫能深，成了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

　　大浪淘沙，天地悠悠。从古到今有那个当权者能够一直做到从谏如流呢?

　　从秦王政统一六国中起了较大作用的李斯、主持变法使秦国大治的商鞅，到铁血丹心的武将岳飞，到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而彪炳史册的张居正，这其中有多少忠臣、良臣、良将如浩瀚星光，哪一个不是为了主子尽忠尽责，又有多少人得到善终呢?

　　不要相信那些美丽的故事，那只是一个又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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